异乡人：三代人的病和瘾，离港后我所书写的离散家族史

约三年前，我在海外收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得老人痴呆（认知障碍症）后喝酒愈来愈严重、自理能力每况愈下，希望我可帮忙安排父亲住老人院。

我开始以远距离视像劝他戒酒。但他在一通又一通的视像电话中表示：“喝酒是我人生唯一及最大的乐趣，如果不能让我喝，我宁愿死去。”我好奇，是什么让他不能戒酒，从年轻喝到老？我也不禁联想起，祖父当年因离散的乡愁也酗酒，以致很年轻时就中风。

而我自己，2019年刚离港后的首数年，一度也曾喝很多酒，这可能和我近年身体亮起红灯有关。就像祖父，近年我也在经历自己的乡愁，这可能就是我在香港政治陷落中所受到的伤害。酒瘾，串连起我们三代人的代际历史创伤。

以前在香港，我曾是一名记者，现在是一位在海外执业的辅导心理学家／咨商心理师（counselling psychologist）。记者生涯期间我曾书写不少当代港人的苦难，然而关于原生家庭的故事，却是最难下笔。

我的祖父母、母亲均是从大陆逃亡到香港的难民，经历过沉重苦难的他们，来到五光十色的香港后，透过著眼于经济及家庭，忘却过去的苦，却发展出酒瘾、赌瘾及强迫特质，从而影响亲职教养、造成跨代影响甚至是代际创伤。

在记者生涯后期，我写过许多精神健康专题报导。期间，那些多年来一直被压抑的童年孤独、小时候与母亲相处的高张力片段；母亲那些当年我只觉得是莫名奇妙、长大后回看才发现都是强逼特质行为的回忆，如回力镖般以更强的力度反噬袭来。

我几年前离开了香港，在外地修读心理学——为了理解母亲当年的强逼特质及成因、自己的亲密关系障碍；又因当记者的无力感、在社会前线目击到的伦常悲剧、香港民众集体的复杂情绪。而这几年间，社会运动、疫情、国安法等等变化，加强了我毕业后留在海外、暂别香港的决定。现在，我在异乡找到了工作，以相对更低的成本生活。

近月，父亲独自住进老人院。可以预想，随著他的失智日益严重，以后能回忆起的事情只会愈来愈模糊。我想抓住其记忆的尾巴，近年开始访问父母，写下这篇文章。

“我真不知你为何害怕回大陆”

我的父系家族祖籍广东，祖父在我大概七岁左右时去世，在我的模糊记忆中，他从没说过一句话，因中风长期在脖子不能动弹、行动非常缓慢的状态。我的祖父和祖母出身大户人家，祖母的父母应更富有、在广州有一很具气派的大房子。约1940年代末，祖父和祖母经相亲结婚，约1950年在中国大陆诞下我姑妈、他们的长女。

祖父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警察，1949年共产党上台后，他很害怕会遭到新政府清算。现在我无法得知，祖父母当年为何没有加入国民党撤退往台湾的大军。父亲只知道，约1950年代初，祖父母携妻女偷渡逃难到香港。

据父亲形容，祖父相当有性格和骨气，明明在港有远房亲戚，但坚持不投靠，和妻女住到房租最便宜的九龙城寨中。1954年，祖父母在香港诞下第二个孩子——我的父亲，他甫出生就住在九龙城寨，至约廿岁因祖父母申请到香港公屋才搬离。我的曾祖父身材高大，祖父姑妈也不矮，唯独我父亲及其妹妹们较矮小；现在回想，可能因初到香港作为难民的小孩、营养不良所致？

初到香港的首十年，祖父当运输货车跟车工人苦力、祖母做女工工厂，都是蓝领阶层。其时，家庭经济非常紧张，刚好那时香港工业发达，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姑妈很早就投身社会、当制假发女工帮忙养家。

父亲中二辍学前，照顾大姑小姑的责任一度落在他身上：“那时我也不过十岁多一点，我读小学中一时，放学第一件事是买菜、煮饭给自己和两个妹妹吃。那时你祖父母也没给我多少买菜钱，我去菜市场时都在求别人给我算便宜点、或捡别人不要的剩菜。”

他对辍学的说法是“自己不想读”：“当时我姐（姑妈）说可以供我读中学，但我不想。我没兴趣读书，只想赚钱，想早点出社会工作，不想浪费几年时间。”他先当电子工厂的学徒，后来进入电视台当幕后工作人员，总算有稳定收入。

大小姑也是才读完小学，就被祖母推去工厂当童工，薪水却进祖母的口袋。他们几兄弟姊妹都把大部分工资上缴母亲，祖母却从此不去工作、也不做家事，拿家用去打麻雀赌钱，常常把钱输清光。

“我认为她可以算是有赌瘾。”祖母未结婚时是大小姐，不习惯住在九龙城寨，也不适应做工厂女工。“她习惯钱来伸手，子女发薪即是她发薪，不工作也不做家事。”

祖父相较祖母，算是较有家庭功能，曾帮忙带姑妈的小孩们。父亲说，起码祖父没有把子女的钱都赌输光，“只是”有酒瘾。

在父亲的记忆中，祖父逃来香港后，一直不敢回中国大陆，至死都不曾回老家，他很怕会被抓。他迄今也不理解他的父亲：“我小时候，母亲曾带我回祖父（曾祖父）家，我爸没同行。以前我曾跟我爸说：‘你就回去吧，我真不知道你怕什么’。”约1967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的外曾祖父在广东去世，祖母也不敢回去奔丧，怕一同被视为地主批斗。

我父亲的童年几乎是自己照顾自己长大。祖父以酒精麻木被迫逃亡落难离家的痛苦、祖母沉迷赌博想像有天可藉财富翻身；各自在伤痛中挣扎的祖父母，无暇顾及子女的成长。除了原生家庭的议题，我爸因英语不佳、工作选择不多，在英殖时期的香港，也因出身贫穷及身材矮小而吃尽苦头。

祖父祖母的瘾，会否与因政治流落异乡、终身不得回家的乡愁有关？他们以酒精及赌博，麻痺自己的痛苦。这难道不正是历史代际创伤或政治暴力创伤¹可能带来的影响吗？

访问期间，父亲说了一句让我很惊讶的话：“你祖母对我们几兄弟姊妹都造成很大的伤害，她不配做一个母亲，完全不是一个贤妻良母。”父亲指的是，其妈妈不像传统形象的家庭主妇，在家带小孩煮饭做家务，一直外出赌博。姑妈大姑小姑都很早婚，可能就是为了逃离原生家庭。

我问父亲：“为什么你那么不喜欢你的母亲，你还坚持成家后多年、一直至父母去世前仍要每逢节日回父母家团聚？”父亲说：“子女孝顺父母天经地义，我们很乖的。”父亲在婚前的大部分收入仍然上缴祖母。

这种“孝顺”，在现在的我看来，有可能是因为从小需照顾自己、甚至反过来照顾父母，因而过分压抑自己的感受，没为过自己而活、从没长出主体性，人我界线模糊，客体关系²仍处于一个与重要他人共生的状态。

我为什么会有这推论呢？因为这几年间，父亲退休后酒瘾日益严重，屡劝不改。当不再有家人需要父亲提供支持及贡献时，他反而感觉被抛弃、自尊受损、终日借酒消愁。正如其父母有酒瘾赌瘾一样，父亲也走上了一条成瘾的路。父亲虽不曾直接因政治落难，却因其父母的失功能，成为当年的亲职化小孩³，主体性模糊；而祖父母的失功能、又极可能与因离散而来的历史创伤有关。

今年，轮候多时的政府津贴安老院舍终有位置让父亲入住。然而，我和二姐因早移居海外未能陪同、大姐需上班、我妈在中国大陆，最终父亲是在社工的陪同下，一个人入住。我感谢父亲的理解及坚强，心疼却也无可奈何。人生从没有完美的选择。

没有名字的女儿

我的母亲，是一个十岁上小学前都没有名字的人。

1950年代末，母亲在中国大陆广东一农村出生。她有六兄弟姊妹，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及妹妹。她不知道自己出生的具体年月日，因为父母没有替她记下来、那年代中国政府也还没建立完整的户籍制度。

不只如此，那年代的中国是整个社会都在一片混乱中。她出生那年，中国正值三年大饥荒（又称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婴儿夭折。我的母亲，却顽强地活了下来。

母亲记得自己七岁后开始到生产队帮忙看牛“工作”。当年中国行人民公社制度，每家每户都必须派出劳动力在不同的生产队工作，才能获得“积分”以换取粮食。“如果你家派出的劳动力不够，不能完成上级指派给你的任务，家庭甚至还会欠政府‘积分’，需要在下一个月更拼命工作还债。”

我妈的大姐，本来是这个家的主要生产力，但在六十年代末文革刚爆发时因混乱摔破了腿，从此成为拐腿，没法再外出劳动。差不多同一时间，外公得了心脏病，经常在家休养；于是，我母亲年仅七岁就到生产队帮忙看牛，替家里赚取积分。“我从小就很能干，看牛获得的‘积分’，很多时比大人们还多。”

本来常规上国小的年龄应是七八岁左右，但我母亲七八岁时，学校因文革爆发几年没开，她延至十岁才上国小一年级。“但那时我已看牛三年了，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如果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每天上七八小时课，就少了帮家里赚‘积分’的时间。因此我只上三、四小时课，因为要看牛。”

母亲很喜欢读书、很珍惜读书的机会：“那时我晚上自己点煤气灯温习，不然哪有时间读书。”可惜家里没能力支持她继续读书，她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其实我只读了五年书，还每天只上学数小时，没有真学会很多东西。”时至今日，我妈会写的字不多，这可能也是她的一大心结。

十岁上学时，学校老师和同学问母亲叫什么名字，她才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外公外婆没有帮她取名字，可以猜想，母亲并没有获得父母的重视。“那时有一些广州知青出入我家，和我聊天，发现我没有名字，他们顺著我兄姐的名字，帮我取了一个相近的名字、又帮我取了一个洋名䁥称‘阿 Man’，好像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像男人一样坚强。”

六兄弟姊妹，只有妹妹的名字有点不一样。“我爸妈应该是没有帮我和我妹取名字。我爸妈一直想把我最小的妹妹送走，因为觉得太多女儿了养不起，但反而是我哥反对、坚持要把她留下。”而我的母亲，却是父母兄长也没特别疼爱的一个。

母亲的青少女时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度过。“比如你买东西及过桥，如果你能背出《毛语录》才能买及过桥。另外，也常常看到批斗，有几个人很坏的，经常打人，很讨厌。还有大家把庙堂中的神像都搬出来扔到河中。还有大家结婚不能摆囍宴，必须变成去劳动种田等。”

当被问到这些经历对她有什么影响时，母亲只是沉默不语。

“好像我来香港是天意”

我母亲辍学时已经十五岁，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旬。那几年，大陆农村偶尔会收到香港亲戚寄来的物资电器，如电视机等，大家都很向往到香港，听说去到那边可以赚到很多钱。

当年舅舅想偷渡，但因为他是外婆唯一的儿子，偷渡来港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重回乡间。外婆不舍得儿子离开，舅舅于是转而安排姊妹偷渡。“当时大姐是拐腿、二姐已届适婚年龄有婚约、四姐胆子太小、妹妹年龄太小，于是只剩下我了。”

约七十年代末，我妈和几个舅舅安排的年轻人一起偷渡，第一次是因为半途被人抢了粮食，粮食不够被逼折返。“如果是在跨越边境前被公安发现拘捕，就要坐牢几天由家人拿钱保释才可以放出来；如果被公安抓到三次或以上，就会正式坐牢，我认识一个乡里因为这样坐牢坐了几年。”

我问母亲：“那时你不怕坐牢吗？”“不怕！所有人都是这样偷渡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被关过的。”在那个年代，在中国农村饿肚子，比留下坐牢纪录更可怕。出发之前，妈妈做好了可能会坐牢、一别家人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来港后将无依无靠独自打拼、偷渡期间身心俱疲的这些心理准备。

“我不怕坐牢，反而怕偷渡那一星期间只能吃那很难吃的面粉加水，那味道我现在几十年后回想起也想吐。”白天找地方躲起来睡觉、晚上才能移动、一星期都不能换衣服洗澡这点更让她难受。她自言幸运，才偷渡一点五次就成功，也没被公安抓过。

“我记得快到香港边境时，我们被公安发现了，他们追过来想抓我们，那时刚好在下雨，一个闪电劈过来把街灯劈灭了，公安才追不到我们。好戏剧性，好像我来香港是天意。”

母亲成功偷渡来港后，开始当制衣厂女工。从小到大，她告诉我她移动的原因纯粹是经济性的，待在农村没有“钱途”，而香港工业正起飞。“但其实当年我也是糊里糊涂的，不是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哥哥安排我偷渡，我就来香港了。”那时外公病重，原生家庭里唯一的哥哥安排什么，我妈就做什么。

至约八十年代初，她在香港认识我爸，结婚后诞下我大姐及二姐，至九十年代初诞下我这名么女。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加上女生可能在重男轻女的母亲教养下缺乏自我价值感，母亲总是非常勤劳。

“刚刚生下你大姐和二姐时，我要顾小孩不能工作，你的祖母又不愿意帮忙顾小孩，我就在家里买一台二手缝纫机，去制衣工厂拿一些碎件回家做家庭代工。”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爸妈买了一个没有电梯、破旧唐七楼里的小单位；我妈一手拖著我大姐、另一手拿著一袋制衣碎件、再背著二姐，走七层楼梯回家，在家里一边工作一边顾小孩。“做家庭代工时，这样我也能一个月赚到几千元港币。”

大姐出生后首一个月，我母亲仍想全职工作，把大姐交托给大陆的外婆；但带了才不到一个月，大姐惹上全身皮肤病，父母于是把大姐带回香港，母亲无奈只能辞职。

然而她和祖母之间略有婆媳纠纷，母亲对祖母不愿帮忙带小孩耿耿于怀、祖母也疑不满居住空间被分薄。至二姐出生后，母亲觉得不能再和祖父母同住，祖母也开口让他们搬走，父母亲于是掏光所有积蓄买楼。

九十年代初，香港工厂出现北移潮，母亲失去工作机会，又找不到别人顾小孩。她的家人都在大陆，当年在香港算是“新移民”，她觉得被我爸的姊妹及祖母看不起，只好变成全职家庭主妇。那之后，母亲因低学历、离乡背井、缺乏育儿支援及失去独立经济能力而充满不安全感，疑一度患上产后抑郁，强迫倾向日益明显。

父亲跟我说，我刚出生时，母亲一度喊过自杀；当时父亲欲带母亲求诊精神科医生，但她反应更激动，说：“我没有病！我不看医生！”父亲请了一个长假陪伴母亲及帮忙育儿，母亲的忧郁慢慢好转，却演变成强逼症。

母亲的顽强与强逼症

我小时候非常多零碎而简短的回忆，是母亲的强逼性行为。

母亲总是以“股票市场会波动”、“父亲会失业”为理由，强调家里某些物品一直要放在某处，如果我移动了就会被骂。她强迫子女的发型一定要怎样、 强迫子女一定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强迫子女一定要在什么时间洗澡、强迫子女一定要在某一时间喝某种饮料、强迫子女跷腿的姿势……如果我们没听从，就会被她疲劳轰炸式地唠叨谩骂一整天。

我的母亲常常暴怒，或偶然郁郁寡欢、提不起劲来叫我起床或煮饭。但我从来没看过母亲哭泣。我的母亲，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一个多顽强的生命，但也同时把自己及别人逼得很辛苦。这可能是为了撕下种种弱势的标签，也可能是青少女时期在文革及饥荒下成长、养成了高控制及低安全感的人格特质⁴。这与母亲日后养育子女时，过度严格及吝于享受、对自己和他人要求过高的教养风格也许有关。

母亲人生的短短首三十年，就经历了多次的断裂。母亲是一个十岁前没取名字的人；只有努力工作赚取“积分”，以获得在原生家庭的一席之地；青少女时期父母不舍得儿子，却舍得她离开。年仅18、19岁时，又因文化大革命后的混乱，逃亡到香港谋生；在香港工厂习得制衣技术，又在短短十多年后因为香港工厂北移而失去工作机会。

长大后的我，这样去理解她的强迫症：为了在资本主义横行的香港活下去、同时还要兼顾养育小孩，低学历的她只能透过种种强迫行为，以纾缓自己的不安全感。

不只是文革及饥荒等政治及社会环境，还有传统性别分工、社会缺乏育儿支援也有影响。主流社会规范和性别分工把照顾小孩的压力和责任都加在母亲的身上，因此她的忧郁与焦虑，是家庭制度、资本主义及社会政治环境在女性／母亲身上挤压的结果。

我问母亲，当年偷渡时外婆舍得你离开却不舍得舅舅离开，你怎么看？“很正常，她有那么多女儿，少一个没差。”我从这句话里听出来，她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女儿，是一个“多余”的女儿。她唯有努力才能换取家人对她的认可，和不会把她送给别人的可能。

我又问母亲：“如果让你选择，你想要当男生还是女生？”母亲回答：“我好像觉得还是当女生比较好一点，女生可以选择。如果你嫁了一个比较有钱的老公，就可以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但男生根本没有这个选择。”我母亲的这个回答主要是关于经济能力上的选择，是关于后天文化社会分配；而不是关于生理层面的——没有想过女性是否爱自己的阴性特质、是否爱自己的乳房或子宫等。

她的回答也可以反映出父权社会文化的一些逻辑，她认为女人附属于男人、而非男人附属于女人。母亲作为一个女性，没感到自己被压迫，反而觉得男性更惨没有选择，某程度上也是一种性别政治下内化了殖民者的逻辑。

我不由得联想起祖母。祖母因为拒绝扮演一名慈母，及拒绝帮忙带孙子孙女，而被父亲评价为“不是一名贤妻良母”。祖母已离世多年，我无从访问其心境，为何染上赌瘾、为何拒绝带小孩等。然而，如今的我回看，却颇能理解她的决定——在此华人家庭中重现的压迫不只关于政治、也关于性别，为何女性就被理所当然地期待为家庭牺牲及奉献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曾祖父遭批斗而亡。我只能猜测祖母的心境，早年是千金小姐的她，在那不被鼓励离婚、或女性离婚了也不一定有更好出路的年代，结婚后被逼因政治随丈夫逃亡成为难民；在香港的日子，她一度寄情赌博，也许是为了翻转阶级的盼望、也许是借此麻木乡愁。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且命不由她的一生，也许她晚年只是决定为自己而活。

访问的最后，我问母亲：“你喜欢作为女性的自己吗？”母亲如此回答：“说不上喜不喜欢，我生来就是女人，根本没有选择。”

三代人的病和瘾

小时候，每次我生病了、或家里有不幸事情发生，母亲都会骂我，说是因为我没有听她那些强逼症的要求。母亲虽然有尽力照顾我，却总是沉溺在自己的焦虑及强逼中，无法回应我的情感需要。

这喜怒无常、甚至会责怪我咎由自取的母亲，让我一度认为重要他人是不可靠的，我只能靠自己，把一切藏在心里。而父亲作为难民后代，也是当年的社会弱势；他也无暇帮助教养孩子、或为我的成长提供任何情绪支持。

在传统性别育儿的分工文化影响下、核心华人家庭中，很多人童年的主要照顾者即是第一个重要他人，都是母亲。因成长过程间母亲淹没在焦虑中，我曾经没有一个稳定的客体；遂曾长期停留在与重要他人（母亲）“共生”的阶段，未能与原生家庭“分化”。

我一度对父母未能理解自己而长期非常失望、及不敢发展任何亲密关系。加上认知到父母的出身背景在香港算是弱势、及可能一度被“孝道”文化绑架，成年后我总觉得自己有照顾父母的责任，及在香港“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一度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自己真能背负起照顾的全责，被这些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过去很多年，我一直要求自己必须要做到最好，以致一度内耗、职业倦怠及自我怀疑严重；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内化⁵了父系家族因代际创伤的高度警觉、及母亲因强迫倾向而来的严格要求。

当我把视角拉回公共场域，更会发现个人的家史与香港集体经验有许多相互回响的地方。离散意味著失根、重建身分，而代际历史创伤——例如政治迫害、社会分裂、代际间的隔阂——会在个体身上留下相似的神经痕迹：过度警觉、疏离感、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

香港的华人圈，其实就是一群离散之人的后代，而我们自身也是离散者。香港的华人社会，其实是否也是一个承载代际历史创伤的社群？

在海外越洋访问父母的期间，我自己也在经历离散。这数年间，我接触不少不能回港的人。我一度在那些曾被捕受伤、或因政见而与家人撕裂的香港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然而在过程中，我对自己该怎样与别人相处、自己的位置、和采取什么行动感到愈来愈混乱。

一开始，我好怕彼此为对方带来伤害，也因还没学会人际界线，很容易陷入愧疚之中。后来我也曾参与一些支援海外港人心理健康的工作，与离散港人共度圣诞。但因一直未处理好自我怀疑的部分、及过分担心可能会有政治风险的焦虑而身心俱疲，之后，我确诊了一种自体免疫系统相关的慢性疾病⁶。

现在回看，才发现原来我那时有些恐惧——我怕大家是被追捕的人、我怕大家的手机电脑是否有被监听、我怕自己再回港时会有风险。然而，我又自觉自己是在做对的事，不解为何需承担这些风险及恐惧。

我对这荒谬的现实感到愤怒及悲凉，却因保密和安全理由，并且尚未学会救助，苦无倾诉对象，只能靠喝酒把一切吞下去或麻木自己。在与祖父相似的离散背景下，我透过喝酒共感了祖父的乡愁。

保持距离，撑出一个空间

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分了好多次的访问，才逐渐完成记录父母亲的故事。

回顾家族历史时，我一方面希望以客观的记者或研究者身份，去记录离散的故事、分析相关的历史创伤及探索疗愈的可能；另一方面，身为这家族一分子，我自身也在经历代际创伤（Intergenerational Trauma），主观上不免经历混乱、情绪起伏及失语。

我与父母的访问过程，诡异又不可避免地半公半私。在父母忆述童年回忆、关于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那些我还未出生的时光时，因他们的童年都颇不堪回首，要他们再回忆起不太愉快的记忆，就似硬要再掀起已结枷的伤口。

而且，可能是因压抑（repression）或转移（displacement）的防卫机制，也可能真是年代久远，父母不时会用“已过去那么久还提起来干什么”来跳过很多回忆的细节以回避回答。也许是他们早已习惯使用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及隔离（isolation）的防卫机制，他们常常用“那年代所有人都那么辛苦”来总结、也几乎没有情绪。有时，他们会突然唤我去处理一些家事转移话题。

我深知创伤记忆被唤起后，那些情绪需要被好好安放，因此很多问题，我都不敢一次问得太深入。这样的访问录音亦是极为琐碎而混乱的。

了解代际创伤确实对人有所影响后，我不甘心或不相信“宿命”——难道在受历史代际创伤影响家庭中长大的人，就只能一辈子抱著苦毒原地打转吗？

经过数年沉淀，如今我终于开始与父母“分化”，有拒绝“理所当然有责任要照顾父母”的力量。我不再与父母同住、开始就读心理学、疏理自己及家族的过去、抱有慈心肯认自己及父母的受苦经验，辨认清楚苦难的复杂性及背后的社会脉络，终于能撑出一个空间，去将自己及父母视为受苦的个别客体去看待，从而分出人我界线。

透过访问父母，我渐渐能把他们还原“他者”，而不只是我的父母亲。历史、政治及阶级、性别是怎样将父母挤压扭曲至变形，他们不是不想给我更好的，他们是没能力给我更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

约两年前，健康亮起红灯后，我停止了喝酒。我想做的事情很多，我还不想死，近年只好先把生活重心放回在自我照顾上。我搬到生活节奏较慢的城镇生活、多接触大自然、多深呼吸、尽量早睡早起、戒掉咖啡因饮料及酒精等……慢慢的把自己养回来。

我找到了新的亲密关系。就读心理学后，我放下了完美主义，接纳自己及伴侣在关系中的不完美。他并不完美，因此和他在一起时我总是很放松，没有逼自己完美的压力。我们也有共同的兴趣——音乐及创作。透过和他一起创作释放情绪的歌，我们都能抒压及理解彼此。

我理解了哀悼及忧郁的分别。我以前喝酒可能是因为忧郁倾向，一直责怪自己或别人。哀悼则是心怀慈悲，接纳自己及别人的限制。经过数年沉淀，我在放下及哀悼中，学习不再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或抵挡世上的所有问题，尤其是一些深远流长的历史政治环境。

对于香港复杂的社政环境，我原谅自己只是一介平民无法轻易改变整个社会、原谅别人可能也有其限制。只是，这的确会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无力感中。我暂时还没有完全躺平，只是想量力而为，及记得自我照顾。

我也不是永远在一个慈悲的状态。这几年，我学会了“人格分裂”——部分的自己还是会对不公义愤怒或悲伤，此时可以找方法释放情绪，我“学会”了说脏话。以前我曾是一名虔诚基督徒，不允许自己有粗俗形象，从不对外抱怨，但其实是在压抑愤怒。以前我只能喝酒，把所有的苦闷愤怒自己吞下去；现在说脏话则是为自己发声、把愤怒发泄出来。

而任何表达自我的创作艺术，可以达到赋权并走向复元的效果⁷。我曾参与一群海外离散港人所组织的展览，大家以艺术及创作表达受苦经验，过程中不多不少起了连结、转化及升华的作用。策展人曾跟我分享：“几个参展的艺术家，线上会议一开始都不愿开镜头，但到最后一次线上会议时，大家终于愿意开启视像镜头了。”

哥伦比亚大学创伤心理学家玛丽．布奎（Mariel Buqué）为首代在美国成长的黑人移民，她在《世代的创伤到我为止：卸下包袱，重塑正向能量》中写道，从代际历史创伤中疗愈的关键，是要接纳受苦的事实及历史、学习哀悼与放下⁸。

关于放手，对家庭及对香港也许有相似之处。两者都需要经历哀悼的历程——面对失落、允许悲伤、然后重新整合。当我愿意放下“应该如何”的执念，才能真正看见当下仍存在的连结。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也不排除有一天会回流香港。只是这几年的我，确实需要暂时与香港及父母保持物理距离，才能撑出一个空间，去回看疏理社会及原生家庭的一切。香港及原生家庭会为我带来太强烈的情绪张力，我好像需和最爱恨交缠的事物保持距离，才能更稳定地及长远地，思考自己未来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