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初的一天，来自欧洲的学者 Alice 走在北京的街头上，她刚刚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住处。
一个男人看了她许久，然后上前搭话，问她，你是要在这个小区租房子吗？
Alice 紧张了起来，加快了脚步，她想着，我才刚回到中国，就被盯上了吗？他已经知道我要住在这里了吗？
这时她已经被另一家中介哄骗着签下了合同。中介见她是外国人，说给她特殊待遇，只有这套房子可以只缴纳一个月的房租作为按金。这样的话，她如果需要提前退房，只需要损失一个月租金。但后来Alice 才知道，这就是中国租房市场的常规，并没有特殊的地方。
第二天，Alice 才回过神来，那个跟她搭话的男人可能只是另一个租房中介。
但当时，Alice 想不了那么多。她12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中国长住，脑海中出现的只有过去的几年中屡屡见诸报端的新闻：外媒记者被中国驱逐，外国学者被中国指控是间谍，外国学者被中国制裁。这些指控最终都会导向一个结果：涉事者再也不能进入中国，再和中国境内的机构合作。
Alice 不想失去这个得来不易的访学和做田野调查的机会，所以对一切都格外谨慎。她是新冠疫情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外国学者之一，还不知道如何跟2023年的中国相处——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年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Alice 今年30多岁，是个文化人类学家。12年前，她在中国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后来她回到欧洲找到教职，在学术界安顿下来。
这两年，Alice 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下一个研究题目：中国的外国艺术品市场。要完成这个课题，她需要在中国进行大量访谈和实地探访。但她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能让自己在中国待上几个月，申请成为访问学者就是一个可能的路径。
一般来说，实地研究需要获得来自学术机构的伦理许可，以及研究对象的同意。对于 Alice 这样的欧洲学者来说，想去其他国家做调查，多数时候拿上护照，飞过去就是了。即使需要签证和当地机构协助，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要求也不复杂。如果想去访学，那些世界知名的高校一般也有明确的指引。
但当研究地点变成中国，事情就麻烦了起来。
2023年12月起，中国陆续宣布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几个发达国家免签。对于其他国家，中国也简化了签证的申请手续。但在此之前，中国签证几乎是全世界最难申请的之一。除了新加坡和日本，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中国。旅游签证需要详细的行程，最长可以停留60天。而学术交流的签证，一般需要中国的单位开具邀请函。就算是探亲签证，最多也只能停留半年。
Alice 很难指望内地高校主动邀请她去访学。她不是那种和中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学者，也不是在中国学界响亮的名字。最接近的一次，不过是一所中外合办大学邀请她去讲座，但听众也就十几个。
在2023年，Alice 主动出击，给中国各大高校发了一封又一封邮件，想看看有没有人能接收她的访学申请，以此先拿到3个月的停留签证，再尝试续签。大多数邮件石沉大海，只有偶尔有一两所大学会礼节性地回复一句“抱歉”。她自己推断，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研究里有敏感的地方。
她不得不反复修改自己的研究大纲，隐去那些她认为的敏感词。比如，对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的审查就不要提了。中国通过引进外国作品来促进文化交流，那就多讲一些。对于Alice 和她的同僚们来说，中国的许多事情只能靠猜。比如，没有回复邮件的高校，是因为没有人查邮箱，还是有意忽略掉了？拒绝她的高校，是因为她的大纲有问题吗？还是单纯惧怕邀请外国学者的繁琐的步骤？最后，只有北京一所大学给了她一个半年的访学机会，Alice 非常好奇，发出邀请函的这所学校，有没有审查她的政治背景？
这些问题她得不到答案。但无论如何，在中国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一年之后，Alice 终于回到了北京。
你还会说中文吗？
我和Alice 约在北京东直门一家热气腾腾的咖啡馆里见面，她告诉我，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对再次进入这个国家充满顾虑。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在海外不断提升影响力，中国和西方的意识型态冲突浮出了水面。因为贸易战和科技竞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起伏不定。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无形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