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一档电台节目时表示，预计经营帐户及综合帐户将分别在2年及3年后恢复收支平衡，“不需要担心政府出现结构性财赤”，又重申发债不会用作支付政府经常性开支。
陈茂波还批评“2007至2016年这段期间楼价上升了两倍，因为当时停止造地、基建投入不足、土地供应不足，看到楼价升只能‘呆望’”。
陈茂波的言论是在反驳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批评。
3月3日，曾俊华在其个人脸书贴文表示：“我谂我同好多朋友一样，睇完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最令大家忧虑嘅，就系香港将要借贷度日。”（我想我和好多朋友一样，看完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最令大家忧虑的，就是香港就要借贷度日。）
曾俊华指，历任财政司长任内都想尽增加政府收入的方法，但全部都不容易实行。他又指，香港只是一个地方特区，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不太适合。他认为如果发债，是用作大型基建投资项目，等待落成后有长期经济回报，则做法并无问题。但若连年发债，用以支付日常开支，导致｢债冚债｣（债上加债），将令库房空虚，影响香港信用评级，各项公共服务“大缩水”，其后果将由下一代承受。
自1960年代年香港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提出“不干预政策”并由其继任夏鼎基（Charles Haddon-Cave）发展为“积极不干预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以来，香港的公共财政历来将这一原则奉为圭臬，甚至《基本法》亦于107条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
直至2006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仍然强调，“除了回应市场发展外，我们另一经济政策是维持小政府原则。今天，我们以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监控政府的规模。”不过，自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任内开始，香港政府便开始转向提出“适度有为”，梁振英及其继任林郑月娥均有提及。
2022年，随着李家超提出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长陈茂波提出，香港发展理念从昔日的“积极不干预”及“大市场小政府”，清晰而明确地向“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方向迈进，形容这是“香港的必然选择”。
尽管如此，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曾澍基所说，“港府决策层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历来都是坚持不冲击宏观政经架构的守则，惟要实用主义地处理问题。实用主义与高瞻远瞩固然南辕北辙，亦往往无助于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的困难”。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即使是多番强调“适度有为”的梁政英任内，也多次以“量入为出”原则拒绝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
曾澍基将这种现象称为，“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其实早巳死亡，“选择性干预主义”(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 则当道了多年。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许宝强2016年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也批评，特区政府宁愿选择投资大型基建项目，而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如改建房屋，护老安幼，改善社区环境以及教育等常被忽略：“当有人要求‘有为’的政府增多福利时，它又突然以‘适度’来推搪了。”
2月28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港台节目《财政预算案论坛》时表示会通过发债所筹得的资金去推动北都、洪水桥的发展项目，重申借债是为“投资未来做不同的基建项目”，不会用于支付政府的日常开支。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则在财政预算案出台后的评论指出：“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的天平仍然倾向于下行”，但“香港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在2023年底约占 GDP 的23%，这仍然是香港的主要信用优势”。
不过，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批评：“回头看香港，我们有甚么产业赚到很多钱，持续给政府的税收？我现在看不到。因为地产不是一个产业，地产是依附住其他的产业。”他又指，“如果香港没有一些很亮丽的产业支持我们的话，中长期就有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