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东日本的地震海啸，引发3月11日的福岛核灾，至今12年。这是一个未完的灾难。今年9月人们再次被“日本核废水排海”的新闻冲击。“福岛现在怎么样了？”舆论热议，媒体竞相报导。
人类学学者谭万基，2015年第一次去福岛市饭馆村。他形容在许多团体的描述下，以为福岛是“很有毒的地方”，人们会白口罩白大衣全副武装走进去好像生化危机。于是从福岛站出来到饭馆村的车上，他都留意著沿途辐射线量计的数字、车窗外路边载有低放射性废料的黑色胶袋，和许多长满荒草的农田。“研究报告都是在说那里有多么的污染，或者人怎样不应该回去”，直到他下车到了“福岛再生会”成员宗夫先生的家。
再生会成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气氛一下热闹起来，“别以为他们是老弱残兵，吃完午餐后，就立刻带我到用他们自己方法除染的农田考察，又带我在村里四处走，解释他们如何测量辐射。”在饭馆村呆了三、四天，谭万基已经觉得想像与现实的冲击之大让他想重新认识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要怎样去面对一个经历过核灾的地方？”人们没有把那里当作切尔诺贝利禁区般的“废墟鬼城”，“他们一直谈的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灾前的福岛民风很纯朴，每天早上都只有纳豆吃。”现在东京大学担任教职的哲学学者张政远，2000年左右到日本东北留学，学校在仙台，有一段时间常跑到一个小时车程以南的福岛，玩和学车。到了福岛才爱上的纳豆，成了他的一个灾前回忆。
2011年底，张政远先去了仙台以北的石卷灾区，由朋友的朋友带进福岛核灾区则是在2013年。当时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20公里的“强制避难区”都还没有解封，他们爬到一个山头往下看，想像人们如何抉择要回流还是外流。眼见非核灾区如仙台市、岩手县、宫城县的沿海地区“复兴”较快，尤其仙台的人口越来越旺，而核灾区似乎看不到明显的变化。2014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教学，有机会从更多日本的角度接触环境问题，更觉得福岛的跨时代复原是需要一直跟进的。
2017年开始留学日本的人类学博士生冯蕴妍，虽然田野在日本公害“原点”之地足尾和渡良濑川流域，而不在福岛，但早在研究足尾矿毒事件之前，刚到日本那年就参与了后311日本社会运动团体的全国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之一为反核团体。从那开始把311视作一个整体去关心，对足尾铜山矿毒事件的关注亦部分源于此。
她跟“核”的关系则产生于2022年至2023年、任职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环境档案馆（Archives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的研究助理期间，她负责整理原子力资料情报室（Citizens'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寄赠的视听资料，因而对核武和核电政策的动向，以及国内外反核运动的历史有更系统化的理解。2022年她两次到访福岛，去了滨通地区不同传承馆和博物馆、以及饭馆村、浪江町、双叶町、木户村一带。她自己也会在东京组织社区放映，邀请居民和市民来观看有关核电、核武、核灾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