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的欧洲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涨幅远远高于去年的能源危机时刻。今年4月，意大利的意面价格比去年上涨 17%；在德国，芝士价格比一年前上涨近 40%，马铃薯价格上涨 14%；根据4月份数据，全欧盟消费食品价格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涨近17%，创下了25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
6月27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葡萄牙的一场论坛上概述了欧洲央行对通胀问题的计划。她说，自2022年初以来，欧洲物价水平平均上涨了 11%，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与全球供应链紧张问题进一步加剧了通胀。这意味着除非前景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欧洲央行将在7月份继续加息。
同时，她还指出一个看起来有些另类的说法：企业利润是去年推高物价的最大因素。
自全球通胀加剧以来，许多分析都将通胀归咎于工人不足和工资快速上涨所形成的“工资-价格螺旋”。这种观点认为，工资上涨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并导致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增加了对更高工资的需求，这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进一步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形成螺旋式价格上升。但欧洲央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给出了另一种结论。后者于6月26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提到，在战争导致能源危机后，企业将成本涨幅转嫁给了消费者，自 2022 年初以来，较高的通货膨胀主要反映了较高的利润和进口价格，其中利润占了通胀的45%，而进口成本的增加占40%。
就算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2023年欧洲企业一季度的利润率比大流行之前仍高出1%，而欧洲工人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则下降了5%。也就是说，企业跑赢了通胀，而普通人的工资远远没有。
2022年12月6日，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2021年初以来，预计通货膨胀将使欧盟的物质和社会剥夺平均增加约2个百分点，而绝对贫困率相应增加可能接近5个百分点。联合研究中心发现，欧洲家庭生活成本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情况非常不平衡，较贫困的家庭处于实质工资减少和物价上涨的双重劣势，这正在加深整个欧盟现有的社会差距和不平等。
根据2023年1月欧洲议会的统计，近一半的欧盟人口 (46%) 表示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另外39%的人的生活水平尚未下降，但预计未来一年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时候”或“有时”面临账单支付困难的比例自2021年秋季以来从30% 增加到39%，增加了9个百分点。伴随着生活成本上涨而来的是不断累积的社会不满。统计还显示，65%的人对各国政府对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反应不满意，而57%的人对欧盟的反应不满意。
2022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各地频频爆发反生活成本危机的示威活动，同时，在欧洲各地，地铁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火车司机、邮政工作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都举行了罢工要求加薪。社会不满也开始延伸到政治领域。2022年9月，瑞典和意大利均迎来了由极右翼参与或主导的新政府。这一浪潮迅速在欧洲内部蔓延开来，芬兰在6月迎来了1930年代最右翼的新内阁，而在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的极右翼“正统芬兰人党”参与了组阁；在西班牙，极右翼政党VOX也在获得关键影响力；一向以制度性防堵极右翼著称的德国也在6月25日出现了第一位来自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AfD）的民选地方首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要求政府解决生活成本危机的抗议中，右翼政党普遍将矛头对准了乌克兰，要求乌克兰尽快和谈以解决通胀问题，观察家们因此普遍预期因生活成本危机上台的右翼政府会改变现阶段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但即使支持乌克兰的比例有所下降，根据欧洲议会欧洲晴雨表的调查，仍有76%的欧洲人赞同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而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调查，在欧洲，希望战争尽快结束的人数大幅下降。实际上，右翼政府也并未减少对乌克兰的外交支持。
右翼政府和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为欧洲带来的影响大概率将仍然体现在经济与移民方面，这反映了在乌克兰战争以外欧洲内部的巨大裂痕中。德国艾伯特基金会2022年的一份研究指出，虽然极右翼政党以文化政策和民族认同作为号召，但真正推动其上台的关键是他们动员关注经济问题的选民的能力。当政府通过削减开支和不断加息来达成低通胀的优先政策目标之时，不断积累的债务正在导致永久性紧缩气氛，同时限制了支撑未来增长的必要实物和社会投资。这加剧了面临风险的普通人的不安全感。根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德沃斯（Carl Devos）表示，“存在危机会产生破坏稳定的影响并导致恐惧，恐惧是极右翼分子的滋生地，人们倾向于将这种恐惧和愤怒转化为激进的投票行为。”
在未来，一个更可能的螺旋是：极右翼政党会将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转化为难民潮之类的文化问题；另一方面，所谓“工资-价格螺旋”暗示通货膨胀跟国家的作为关系不大，有机会使人相信政府支出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并进而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实际工资的下降、生活成本的上涨、公共开支的缩减、政治的不稳定、社会动荡的加剧……在一连串负面影响里企业的利润却不断增长，看起来企业成了暂时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