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的歐洲遭遇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漲幅遠遠高於去年的能源危機時刻。今年4月，意大利的意面價格比去年上漲 17%；在德國，芝士價格比一年前上漲近 40%，馬鈴薯價格上漲 14%；根據4月份數據，全歐盟消費食品價格平均比去年同期上漲近17%，創下了25年來最快的增長速度。
6月27日，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葡萄牙的一場論壇上概述了歐洲央行對通脹問題的計劃。她說，自2022年初以來，歐洲物價水平平均上漲了 11%，俄烏戰爭帶來的能源價格上漲與全球供應鏈緊張問題進一步加劇了通脹。這意味着除非前景發生重大變化，否則歐洲央行將在7月份繼續加息。
同時，她還指出一個看起來有些另類的說法：企業利潤是去年推高物價的最大因素。
自全球通脹加劇以來，許多分析都將通脹歸咎於工人不足和工資快速上漲所形成的「工資-價格螺旋」。這種觀點認為，工資上漲會增加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對商品的需求並導致價格上漲。價格上漲增加了對更高工資的需求，這導致更高的生產成本和進一步的價格上漲壓力，從而形成螺旋式價格上升。但歐洲央行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次給出了另一種結論。後者於6月26日發布的一份研究提到，在戰爭導致能源危機後，企業將成本漲幅轉嫁給了消費者，自 2022 年初以來，較高的通貨膨脹主要反映了較高的利潤和進口價格，其中利潤佔了通脹的45%，而進口成本的增加佔40%。
就算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2023年歐洲企業一季度的利潤率比大流行之前仍高出1%，而歐洲工人的實際工資扣除通脹則下降了5%。也就是說，企業跑贏了通脹，而普通人的工資遠遠沒有。
2022年12月6日，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自2021年初以來，預計通貨膨脹將使歐盟的物質和社會剝奪平均增加約2個百分點，而絕對貧困率相應增加可能接近5個百分點。聯合研究中心發現，歐洲家庭生活成本因通貨膨脹而增加的情況非常不平衡，較貧困的家庭處於實質工資減少和物價上漲的雙重劣勢，這正在加深整個歐盟現有的社會差距和不平等。
根據2023年1月歐洲議會的統計，近一半的歐盟人口 (46%) 表示生活水平已經下降，另外39%的人的生活水平尚未下降，但預計未來一年會出現這種情況。「大多數時候」或「有時」面臨賬單支付困難的比例自2021年秋季以來從30% 增加到39%，增加了9個百分點。伴隨着生活成本上漲而來的是不斷累積的社會不滿。統計還顯示，65%的人對各國政府對食品和能源價格上漲的反應不滿意，而57%的人對歐盟的反應不滿意。
2022年下半年以來，歐洲各地頻頻爆發反生活成本危機的示威活動，同時，在歐洲各地，地鐵工作人員、醫院工作人員、火車司機、郵政工作人員和空中交通管制員都舉行了罷工要求加薪。社會不滿也開始延伸到政治領域。2022年9月，瑞典和意大利均迎來了由極右翼參與或主導的新政府。這一浪潮迅速在歐洲內部蔓延開來，芬蘭在6月迎來了1930年代最右翼的新內閣，而在選舉中成為第二大黨的極右翼「正統芬蘭人黨」參與了組閣；在西班牙，極右翼政黨VOX也在獲得關鍵影響力；一向以制度性防堵極右翼著稱的德國也在6月25日出現了第一位來自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fD）的民選地方首長。
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要求政府解決生活成本危機的抗議中，右翼政黨普遍將矛頭對準了烏克蘭，要求烏克蘭儘快和談以解決通脹問題，觀察家們因此普遍預期因生活成本危機上台的右翼政府會改變現階段歐洲對烏克蘭的支持。但即使支持烏克蘭的比例有所下降，根據歐洲議會歐洲晴雨表的調查，仍有76%的歐洲人贊同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而根據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調查，在歐洲，希望戰爭儘快結束的人數大幅下降。實際上，右翼政府也並未減少對烏克蘭的外交支持。
右翼政府和極右翼政黨的崛起為歐洲帶來的影響大概率將仍然體現在經濟與移民方面，這反映了在烏克蘭戰爭以外歐洲內部的巨大裂痕中。德國艾伯特基金會2022年的一份研究指出，雖然極右翼政黨以文化政策和民族認同作為號召，但真正推動其上台的關鍵是他們動員關注經濟問題的選民的能力。當政府通過削減開支和不斷加息來達成低通脹的優先政策目標之時，不斷積累的債務正在導致永久性緊縮氣氛，同時限制了支撐未來增長的必要實物和社會投資。這加劇了面臨風險的普通人的不安全感。根特大學政治學教授德沃斯（Carl Devos）表示，「存在危機會產生破壞穩定的影響並導致恐懼，恐懼是極右翼分子的滋生地，人們傾向於將這種恐懼和憤怒轉化為激進的投票行為。」
在未來，一個更可能的螺旋是：極右翼政黨會將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轉化為難民潮之類的文化問題；另一方面，所謂「工資-價格螺旋」暗示通貨膨脹跟國家的作為關係不大，有機會使人相信政府支出是通貨膨脹的主要根源並進而要求政府削減開支。實際工資的下降、生活成本的上漲、公共開支的縮減、政治的不穩定、社會動盪的加劇……在一連串負面影響裡企業的利潤卻不斷增長，看起來企業成了暫時的贏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