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不辨此身，如何安身立命？”
引子
“剧场是会成长的艺术，”黄晓晖记得，第一次接触戏剧是16岁。他在新界围村巷弄长大，顽皮的他曾被称为“问题儿童”，社工却留意到他爱写东西，找他参加社区中心的话剧演出，帮忙编剧，他意外走进表演艺术的世界。后来更选读香港演艺学院，参与不同剧团制作。“每场演出都是不一样的”，晓晖说。剧场令演员与观众的交流只存在于特定时间与空间，创作者得到观众回馈后，再做出思考与回应：“所以剧场，其实就是大家一齐慢慢成长的艺术。”
十多年过去，晓晖仍然钟情戏剧，做演员也做导演，又从香港来到台湾。他受了戏剧的启发，也想用戏剧感动别人。2020年来到台湾后，“异乡人”的生活令他觉得只有戏剧才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保留语言，并讲好故事。
而一路之上，他又在台湾遇到几位同样来自香港的剧场人，共组“隔离岛剧团”，先后已在台完成四出制作，每出都至少一场广东话场。而其中两出的原创剧本，更分获当年度的台北文学奖、台大文学奖⋯⋯
香港、台湾两地虽然隔海，但剧场界交流自1990年代一直发生。台湾诗人、导演鸿鸿亦是剧场导演与编剧，他观察香港、台湾两地剧场界的交流持续三十余载，而近两三年，确实有更多香港剧场人来台。虽然尚需时日，才能看出这班香港戏剧人对台湾剧场及观众的更清晰的影响，但鸿鸿看来，台湾剧场界是欢迎香港艺术家参与的：“可能我们都觉得有点责任，当香港没办法发出声音的时候，台湾其实要提供这个机会才对。”
2020年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经历大离散，尽管移民数字尚无正式统计，但据政府统计处人口统计或报税表数目，估约至少30万人已迁离香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艺术家。据香港剧作家暨戏剧导演、2020-2022年度香港艺术发展局民选委员甄拔涛观察，近年由于大环境变化，香港剧场界无论导演、编剧、演员、还是后台技术人员，各个岗位、大小剧团都有人选择离开，实际人数虽难以统计，但以他所知，较多人的落脚处是英国或台湾。
至于为何离开？香港剧场界九成人是自由业，在不同剧团间游走，剧团则多依赖资助运作。甄拔涛认为即使国安法通过，剧场界所受影响尚算不大，剧场人若离开香港，主因还是生活等方面感到不自由。相较其他国家，甄拔涛观察到不少同行选择台湾为目的地，也许“始终剧场会受制于语言。”但他也厘清，艺术并不是“说些不让说的话”，所以虽然留下的人自然会避开红线，而其实空间也很广阔，“大家都在摸索方法，开阔想像空间。”
这样的背景下，在台湾确实活跃著一众香港剧场人，包括隔离岛剧团但还有更多，他们带著各自的故事走进台湾的舞台，异地生活、创作、表演，会与在香港有怎样的不同？可以在不说广东话的地方照样用粤语讲出“香港故事”？台湾观众的触动点有何不同？2019社会运动会成为“香港故事”被接受的标签？这不同最终又如何与这班在台香港戏剧人的理想与探索互动？我们寻访了这个群落中的一些人，三个故事，试图明白其中的坚持与转身，回望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