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存在感薄弱”的俄罗斯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俄罗斯国家里面，俄罗斯民族主义都只能说是政治舞台中的支流。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在沙俄，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都不能说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在沙皇俄国里，虽然俄罗斯人是帝国东征西讨的主力，但从整体上却不享受这个帝国。俄罗斯人无论是在政治、法律或经济特权上，还是人均赋税、寿命上，都要比帝国中的非俄居民来的悲惨（在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人的税赋比外族平均多50%，人均寿命却不到30岁，低于帝国内所有主要族群）。从统治者的自觉来看，也很难说他们有什么民族认同。美国历史学家库马尔（Krishan Kumar）指出，俄罗斯的君主本身就很难说是一个俄罗斯人。“罗曼诺夫家族几乎没有什么俄罗斯人成分……他们过着西化贵族的生活。他们使用德国的宫廷礼仪，他们的公园和宫殿是新古典主义的……即使是血统，他们也几乎不是俄罗斯人，这是与德国王室无尽通婚的结果。”
帝国的官僚系统也是非常多元化的。据统计，在1700-1917年占据最高职位的2867名官僚中，有1079人（37.6％）出身外族。瑞士历史学家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如此总结俄国的用人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起宗教或种族起源，沙皇政府始终更重视忠诚、专业知识和高贵的血统”。
所以《剑桥俄国史》一书才有这样的说法：“直到19世纪中叶，沙皇政体与其说是一个俄罗斯民族政体，不如说是一个王朝式的贵族帝国。正如在前现代帝国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俄罗斯的核心人口在某些方面比边缘少数民族受到更严重的剥削。很明显，波罗的海的德国贵族、乌克兰贵族、格鲁吉亚贵族和其他贵族从帝国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大众。”
到了帝国末期，沙俄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袭，需要找寻民族之根以作为王朝统治的支撑物时，尼古拉一世的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y Uvarov）提出了一个口号——正教、君主与民族，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这一口号后来实际上成为了沙皇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因为乌瓦罗夫对其口号中民族的定义是：“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完全区别于受启蒙主义堕落哲学影响的西方民族。”换句话说，“民族”是被“正教”和“君主”所决定的，几乎就是臣民的同义词。它不反应任何民主或大众内涵，相反，它只是专制家长主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