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美中对抗局势严峻、中国侵台的意图白热化，台湾民间对“全民防卫”的关注，在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捐助黑熊学院“三年300万人次黑熊勇士计划”的带动下，来到新一波高峰。要实现“全民防卫”，除了关于军事／认知作战、组织动员、急难医护等项目的训练推广之外，不少论者也进而呼吁台湾社会必须建立面对威权侵逼的“韧性”（resilience）。
但是，何谓“韧性”？这却不容易具体定义。近年来，“韧性”在西方知识界与舆论圈中成为热门关键词，起先是为了回应所谓后冷战时期的“民主开放社会”结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主流建制，在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所遭遇的一连串挑战，诸如：金融泡沫、贫富差距扩大、气候变迁与生态浩劫、移民（或难民）潮、乃至于传染病⋯⋯等。这些挑战彼此环环相扣且跨越国界，让个别国家的民主治理与代议制显得失能，导致主流建制的合法性危机，并给予另类或极端化的民粹与身份政治（例如极端的宗教或种族身份认同）大量操作空间，最终加剧社会的离心力，不同群体间也因而日趋过敏、易碎化。
西方的“系统竞争对手”若要针对这种深深嵌入全球化互相依赖之网路中、过敏易碎的开放社会下手，套用英国学者盖雷欧蒂（Mark Galeotti）的话说：“万物皆可被武器化”（Galeotti, 2022）——除了传统军事威胁之外，威权敌人更可以利用经济勒索、假消息、大外宣、间谍活动、贿赂渗透、结合在地犯罪组织等多元手段来造成各种非传统侵略的、但复合效应难以评估的伤害。
面对这种与传统军事侵略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的“无声的侵略”，人们于是开始呼唤“韧性”。这个概念大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诉诸弹性化与分散风险的策略，增强自身的耐受程度（甚至找到操作余裕，反过来利用互相依赖的关系来打击威权对手）。其次，则是在更根本的认知层面上，透过政治沟通与扩大民主参与，建立抵抗认知作战与颠覆渗透、甚至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例如现时欧洲社会呼吁节用天然气以反制俄罗斯）或耐受经济损失的意志。
换言之，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韧性”是一种在民主国家力有未逮、处于合法性危机时，诉诸公民社会的参与来修补合法性、重新肯定民主生活之共识、形塑抵抗威权之共同意志的倡议——“韧性”最终依然指向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而这样的共同体想像，现实上无法透过国家力量由上而下来强制动员，因为它更先于国家力量，是后者合法性的来源。
然而，我们却可以进一步质问：如今台湾面对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威胁，公民民族主义式的抵抗共同体——这种经常被批评者嘲讽为过度理想化之“学者爱国主义”的想像——是否还有运作的余裕？它遭遇了哪些来自当前现实的新挑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近年来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成形轨迹与现况。
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成形轨迹
“天然”正是用来表示他们跳脱上一世代的身份认同框架、是横空出世的一群现代公民，处于传统台独论述力所未及之处，但却理所当然地主张台湾要成为正常的独立国家。
台湾大约在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首度执政的时期，开始在自身的特殊脉络下遭遇全球化所引发的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机。台湾版的“全球化”问题其实就是本土资本外移中国（以及随后的中资大举入台）所伴随的一连串现象，诸如：经济衰退、金改失败、企业大型化、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世代冲突⋯⋯等，让台湾从过去发展上的“奇迹典范”沦为“衰退典范”的典型案例（李宗荣、林宗弘编，2017）。
在此一态势下，中国更以“大国崛起”的态势以商逼政，使得才刚完成民主化不久的台湾社会顿时开始怀疑民主治理的正当性，视国家主权问题为累赘、视公民意识为傲慢，乃至于产生认同威权统治“有效率”、“会拚经济”等自视为“务实”的民情风向（这种经济民粹、政治犬儒的潮流，随后在2018年便被一则选举口号所强势代言：“经济100分，政治0分”）。
台湾社会持续累积对民主化的自我怀疑，最后被陈水扁执政末期的密帐丑闻所引爆。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民进党声望破产，而后者作为前此台湾民主化价值的主要代言者，这意味著台湾社会来到了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机的高峰——但也继而促使了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崛起。
根据中研院台史所吴叡人的见解，在2008到2016年之间，台湾民间的社会力量取代了民进党，成为实质上的政治反对势力。在野草莓、反旺中媒体垄断、反大埔强拆、反美丽湾开发案、万人送仲丘⋯⋯等遍地开花的抗争过程中，先前遭遇民主合法性危机而一度政治冷感、犬儒化、并退缩回个人“小确幸”之私领域的台湾社会，开始藉著对财团垄断、媒体操纵、贫富差距、青年低薪、环境破坏、制度不公等议题的关注，重新打造“公共领域”、召唤“公民社会”。
于是，一个新世代的共同体想像就这样出现了，它的本质可以用“公民赋权”与“公平正义”两个词来概括。因此很自然地，护卫在地公民权力、抵抗中国透过两岸政商集团与国民党仲介买办的渗透与收编——或者说“抗中保台”——就是这个共同体想像的一体两面。
从这个脉络来看，新世代抗中保台的身份认同在诞生之初，并没有直接和前此台湾独立运动／民族主义的系谱接轨。此种“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最初是对现代政治公民身份的想像，它跳脱了传统蓝绿与省籍族群的框架，而其所呼唤的共同体——台湾国家——则并非由特定历史文化或族群所形构，而是在宪政与审议民主的实践中，为公民赋权、实现公义，并同时反抗中国威权侵略及其仲介买办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