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华（化名）那天意外地出现在社工督导钟佩怡面前。他身材高大，因为务农的关系，身上还有些工作时留下的脏污，脚上穿著蓝白拖鞋，露出粗糙的脚皮，因著钟佩怡的问候，他不好意思地将手伸向前，脸上露出惊讶又开心的神情。
小华是钟佩怡的性侵加害者个案，曾犯下对近亲儿童性侵害的案件，当时，他正接受司法处遇（注：在司法上，对犯罪者进行矫正，透过教育训练等方式让犯罪者回归社会），不过，他已经多次无故缺席。
以司法角度来看，小华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又有恋童、性侵儿童的纪录，无故缺席处遇，得依法对小华开罚。而对进行危险性评估的社工人员来说，上述条件的加总，则是危险因子提升的征兆。
钟佩怡问他，为什么没来“上课”（指接受处遇），小华这才说，平时带他上课的家生病了，没人可带他出门、便要他不要去上课，并交代他“没有人带、不能随便外出”。
这不是钟佩怡第一次遇到无故未出席处遇的案例，像小华这样的未出席理由，其实也颠覆了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以为小华是故意不出席、没有悔意、或是藐视法律。她说，就像小华，他依照家人的指示受到约束，反而是属于安全的类型，但如果人们不就探究，就只是再次强化了既有的偏见而已。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抱持善意与加害者互动，在既定的刻板印象下，许多关于加害人的剧本早已深植人们心中。钟佩怡告诉端传媒，你得让加害者知道你没有敌意、与他们建立关系，才有机会得知他们真正的想法，“司法系统可以更细腻的处理，不是只有处罚而已”。
台湾卫福部统计，性侵害事件通报中，近五年的年均件数约在一万件左右，而加害与被害人的关系中，陌生人性侵的比例非常少。根据司法官学院进行的性侵犯罪统计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性侵案件多以熟人犯罪为主，陌生人的性侵大约只有一至两成。
不过，台湾社会却对加害者普遍存有错误迷思——也就是陌生或随机性侵等刻板印象。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特聘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Hauser Global Professor陈昭如指出，台湾社会对于性侵犯有著根深蒂固的想像，性侵害事件更容易成为“倒霉鬼遇上变态”。她强调，“许多性侵犯其实是所谓的‘正常人’，而不是人们想像中色狼的形象”。
端传媒曾深入追踪林于仙疑似遭遇主管权势性侵后坠楼事件，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受害者陷入“完美被害人”的困境，加害者也落入“变态、色狼”的刻板形象，然而在林于仙的案例中，涉嫌加害的前主管有著良好形象，亦是一名成功的长照界领袖。许多分析指出，在多数性侵案中，加害者拥有受社会主流认可的外在表现，例如是名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是体恤部属的温柔主管，与传统所认知的加害者形象差异甚巨，为什么会有如此歧异？
加害者为什么这么做？
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满足性欲，更核心的是权力支配的问题。
根据司法官学院对于性侵害的相关研究指出，无论从卫福部性侵害事件通报，还是地检署、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上皆可显示几个趋势：女性受害者为八到九成、男性加害者为九成；性侵案件多为“熟人性侵”，最高的关系比例是朋友、男女朋友，接著是网友与亲属；地点多发生在住居所；不起诉人数高于起诉。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执行长王玥好也表示，在一线服务的妇女团体也观察到，陌生人性侵在实务上少于一成，大多数的性侵案件是“熟人性侵”。
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1975年时提出“强暴迷思”（rape myth）理论，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下，人们对女性遭受性侵害存有普遍的误解。学者玛莎·柏特（Martha R. Burt）进一步将强暴迷思定义为：“一套对被害人、加害人与强暴行为错误的想法、刻板印象或偏见。”
《性侵报导的强暴迷思与转变》分析台湾三大报在2002年到2013年间的性侵报导，研究者蔡雁雯与苏蘅发现，台湾报导中一直存在强暴迷思，将加害者描绘为“可怕和怪兽般的存在”，并强调被害者的“顺从性”。研究结果符合学者布朗米勒所称，为巩固父权体制的“强暴支持文化”，也就是愈强调女性被性暴力攻击，愈容易引起女性恐慌，但男性较少恐慌。且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过后，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隐去受害者的姓名，但却更加详细描述案件过程，并强化加害者的兽性与心理不正常。
简言之，“对幼性交”与“随机性侵”成为性侵报导中的多数类型，但并非实际最多数的性侵案件。
利伯他兹台北心理咨商所所长、心理师才炜民，曾入监所进行性侵害受刑人的心理评估。才炜民指出，心理师对加害者的再犯因子、心理评估将影响司法处遇及后续治疗的模式，他认为，加害者的样貌十分多元，只从心理评估去判断加害者是否再犯、治疗是否有效，他认为虽有争议，但仍是目前被广为采用的方式——因为“再犯与否”以及“治疗有没有效”是社会最关心的部分。
才炜民说，性侵加害者的犯罪因素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身体因素，如因老化、退化造成脑部状况，或是反社会人格；另一则是环境因素，像是经历人生低潮期、饮酒、用药等。才炜民强调，这两个因素也会同时发生。
至于性侵犯罪如何从念头到付诸行动？才炜民指出，有些加害者会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性侵，最后身体自动化实施犯罪行为，成为一种犯罪的模式。他曾在监所进行加害者评估时，一名女性社工经过，加害者问他，女社工是谁？什么名字？他认为，想认识感兴趣的对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性幻想也不代表一定会著手性犯罪，但某些加害者明知将触法但还是会下手，像是那名监所的加害者，在他脑海中已经浮现与对方性交的画面，对这类的加害者而言，“女性就是可以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社工督导颜莉璟认为，加害者除了有性侵的动机，还可能失去自制力，因而突破了外在的保护以及被害人的防线。她也说，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满足性欲，更核心的是权力支配的问题。
受访社工与心理师均指出，许多性侵加害者的共通点，在于缺乏同理心与良好社交能力，像是加害者在犯后会极小化被害人的痛苦、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同样认为，这也是台湾教育常年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