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及其同辈的言论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一再回响。他们的言论不打官腔，很“接地气”。但同时又往往被人看成是政府动向的某种风向标。在许多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他们是被鄙薄的对象，是政府的“夜壶”和政坛边缘的“舔狗”小人物。
但这种鄙薄，恐怕是小看了他们的危险性。胡锡进式的人物其实常常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当一个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政府面对大众政治的压力时，常常会启用一批“白手套”，让他们来引导舆论，分担压力。但政府在如此做的时候，也就将大众政治能量的一部分交给了他们。在下面的历史案例中，我们将看到一些危险的“胡锡进”的前辈。
一 沙俄时代的民族主义者
沙俄政府当然很欣赏这位非官方的代言人，于是他和帝国政府的关系迅速升温。他刊物上的涉外评论据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官方外交政策的变化。
米哈依尔·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是十九世纪中晚期俄罗斯帝国著名的新闻人，主编《俄罗斯导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在那个时代风头无双。卡特科夫其人频繁出现在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笔下，“有人爱他，有人恨他，可没有人能忽略他”。在他1887年去世的时候，《圣彼得堡新闻报》痛称“俄罗斯所遭受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失去了一位在关键时刻将健康的公众舆论集合在自己周围并为之指明方向的思想人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向其遗孀去信致意，声称“俄罗斯绝不会忘记他的功绩”。但很显然，亚历山大三世这个说法并没有成真，世界迅速遗忘了卡特科夫。
卡特科夫是贵族之子，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与别林斯基相交莫逆。他很显然极为聪明能干，别林斯基称他为“科学和俄罗斯文学的伟大希望”。在1862年之前，他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自由派人物。在彼时，卡特科夫经常赞美英国的制度，因此被冠以了“崇英派”（anglophile）的帽子。他的《俄罗斯导报》也是当时俄罗斯境内最具有现实关怀的杂志之一。《俄罗斯导报》是最先提出一系列改革纲领的杂志，要求废除农奴制，实现新闻自由，实行地方自治，进行司法改革。诸多种种，让《俄罗斯导报》成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著名阐释者及向社会灌输立宪思想之主要渠道”。当时的激进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都引其为同志与战友。
一般都认为，让卡特科夫发生大转变的是1863年的波兰起义。赫尔岑在《警钟》上发表文章，号召人民支持波兰起义。卡特科夫对此深恶痛绝。他发表多篇文章，号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镇压起义。他认为，一个独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波兰始终会给俄罗斯的民族建设带来挑战，两者的并存将会撕裂这块大地上的众多心灵。他说道，“在这两个相关的民族（俄罗斯人和波兰人）之间，历史总是给出的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两个国家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是不能并存的敌人，是死敌。”
这位格鲁吉亚贵族之子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灵魂，而这个灵魂很显然受到了自由主义观点的威胁，于是他几乎是果断的抛弃了后者。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民族主义话语。卡特科夫把俄罗斯帝国的多元成分看成是封建遗迹，是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扫除的对象，他催促帝国政府尽快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实行同化政策，建设一个大俄罗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