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七岁了。七年，挺久的。七年前，你在哪里呢？这些年，你有过怎样的故事？一路来，端珍藏了许多读者寄来的留言，这次的周年编读活动“写给当时的你”，我们的编辑记者们找回了许多当时的困惑或情感，并会试著与你隔空对话：时至今日，旧时的存疑是否寻得解答，未来又会怎样呢？这是第一篇，回给来自2020年和2021年三位读者的留言：
“一个人应该如何自处？我们可以怎样理解当前的局势？每一天怎么过？”
2020年，读者Jacky留言：
认识这个世界真的很艰难，作为香港人，这一年真的被各种冲击打散。面对日益稀薄的自由空气，一个人应该如何自处？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怎样理解当前的局势？有人形容现在是自由与专制的对垒，真的这么简单吗？总感觉这个框架有所不足，但又没有能力建构一个更好的。或许最切身的是，每一天怎么过？
2020年，读者KK_Sugarman留言：
我的朋友们有的在考研，有的在考公务员，有的在准备回家乡做教师，有的在找工作，而一线城市的工作机会竞争激烈，停摆的2020像是突然拦在我们面前，使得本就艰难的求职雪上加霜。
大家的选择里公务员是一个稳定出路，哪怕他们根本不了解党，不了解政治，不了解政府机构的运行机制，将公务员作为优先选择仅仅是因为“铁饭碗”、“无须担心失业”、“有油水捞”。记得之前上一位外聘教授北大社会学郑也夫老师的课，他说当国家经济表现越差越不稳定，人们对于公务员的狂热也越甚。身在内卷漩涡的我们，在官方“乐观”话语下，为自己的艰难就业现状找不到结构性困境的归因，只好归因于自己能力不足，因而将自己理想收起，回到三四线城市的老家去工作，成为“小镇青年”。而我，也还在挣扎，想在北京觅一生计，先找到工作活下去。
2021年，许姓读者留言：
犹记得一名时事评论员提及，“政治是道德、勇气与比对方更高的政治智慧”。 我认为，这句说话能够很好地回应当今错纵复杂的政治环境；回应近年本港政治“大整顿”；回应民众对于执政者的诉求，有批评、有赞赏、有谴责、有建议。 体制，本来就不是常人能够参与的政治游戏，你要玩得起，同时亦要输得起！纵然如此，我们依旧活在体制中，避不了亦无法逃避，所谓你不找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 活在体制之中，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到底应顺从抑或抗衡？在云谲波诡的社会，我们应当如何自处，甚至寻找活着的中庸之道，选择被“内卷”还是主动“躺平”？
以下是来自端传媒编辑部的三封回信：
正是在这样坏的时候，在这样压抑而充满恐惧的环境，普通人也变得举足轻重，可以轻易借助环境伤害别人，可以轻易成为恶行的同谋。我们的日常选择因此变得具有政治能量，也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Re:
2020年的Jacky，你好。庆幸我是在2022年读到你的信，于是可以用讨人嫌的过来人的口吻回复你：这两年帮助我度过每一天的不是理解世界的新“框架”，而是忍耐。想必你也忍耐得很辛苦。和你一样，我极依赖框架，在一桩又一桩癫狂、冤屈、指鹿为马、偶语弃市的事件发生时，我都想搞清楚，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大部分时候，这些理由尽管令人悲愤，可是并非不能理解。但最近两年，有的事件发生，即便站在权力者的角度去思考，也想不出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或者理由实在荒谬到无法成立。我上次感到信息过载、框架溃散是在2021年8月左右，当时中国大陆的教培行业被全面扫除，刚刚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公司遭遇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当红明星因“政治不雅照”被封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中国被接见，舆论场称塔利班恐怖份子为阿富汗的“人民子弟兵”。与此同时，在香港有5个人因为出版了一些绘本而被逮捕，据称他们破坏了“国家安全”。我至今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一切。
这些甚至还不算什么，后来又发生了更多事情，大部分让人难以消化。乌克兰战争迄今没有结束，上海封城两个月造成的大量惨剧让许多人悲愤地说“我们是最后一代”，而香港也在移民潮中进入了新时代，台湾则数日前还在被军演包围。好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不免觉得自己在见证历史，可是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所谓见证历史，不是看烟花炸开，而是日复一日忍耐灼人的高温。我想澄清，我不把“忍耐”看作一种值得嘉许的品格，只是相当悲观地认为，自由跟和平的失去，不像台风一样几日就会过境，在这样纷乱的日子里，也许有平顺内心的法门，但归根结底，我们都在具体地承受不自由和战争，这实在是一种煎熬。
2020年的KK_Sugarman，谢谢你指出“结构性”的重要。结构性的目光帮助我们穿透重重谎言，让我们清楚自己的痛苦并非全因自己太软弱，愤怒并非全因自己不懂节制情绪，失败也并非全因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其来有自。我想，这几年公共生活给我们最大的鼓舞，是越来越多女性清楚看见了加诸自己身上的“结构性”的压迫，同时最大的愤怒，也是“结构”的反作用力太强大，只是体制的保守惯性就已经令进步主义者精疲力尽。
KK_Sugarman，你在2020年的时候说中国大陆朋友们都在考研、考公务员、回乡下做老师，因为经济环境太差。想必你已经看见，到了2022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甚至经济环境更差了，连前面提到的这些“铁饭碗”工作也出现降薪、停薪的状况。我的感受是，“结构”越来越让人无法回避，哪怕是希望躲进体制内自成一统的朋友，也不得不正视“结构”动荡对他们的影响。
又要回到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结构性的目光会让我们更轻松或者更快乐吗，大概是相反，只会让我们更痛苦。可是我坚定地认为保持这种目光是必要的，一个社会需要有人捍卫常识、公义，没有对结构的批判，这些公共价值就无从谈起。我从历史学家罗新那里学到，用历史的目光看，黑暗年代终将会过去的，这些价值终将会发光，这是历史承诺我们的乐观。而历史同时给我们开的玩笑是，它的目光看得好远，转机会到来，但也许是100年后。
尽管如此啊，让我们回到“许姓读者”在2021年的来信，你说，“纵然如此，我们依旧活在体制中，避不了亦无法逃避，所谓你不找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你还说，我们应该多问问自己，如何自处。谢谢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我完全同意你说的，我们无法逃避。正是在这样坏的时候，在这样压抑而充满恐惧的环境，普通人也变得举足轻重，可以轻易借助环境伤害别人，可以轻易成为恶行的同谋。我们的日常选择因此变得具有政治能量，也具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所以我想，坏时代给我们的问题大概不仅是如何自处，如何度过自己的每一天，而且是如何跟他人共处，如何共同忍耐过黑夜。
——记者F
谁是怪胎？我是怪胎！我是怪胎又如何？“主流”和“正常”难道不是怪胎吗？三元、四元不可以吗？
Re:
Jacky、KK_Sugarman和许姓读者你们好：
艰难的感觉，我也有同感。在香港人的认知里，此刻的政治抑郁是崭新的感受，我时常想和大陆亲自由的/自由派的朋友厘清，要放开大陆自己过去十数年遭遇的政治抑郁的“习惯”、去感受香港，因为香港在经历的是从十到零的过程，那跌落的错愕和迷茫，并不比慢火煎熬更不沉重和尖锐，并且我们需要清醒地认知：香港某些方面的严峻，可能比大陆更甚。有过不安的人，应该能理解香港的不安，而非小看这不安。
但与此同时，我有时也忍不住和一些心灰意冷的香港朋友说，如果要毫无同理心地“比惨”，香港比起很多地方，还是好很多。除了物质条件的宜人，至少，香港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能够有明确的自我意志，并且能够通过言语或行动（比如努力留下或离开）去表达这种自我意志，并能找到同类——与大陆很多人在物质胜利法中感受到的精神空虚、以及在结构性暴雷和治理中完全失效的自我掌控相比，这实在可以算作一种坚固的“实体”。
但我不喜欢这样子比较，这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我希望人们首先要理解彼此，能互相看见，并且明白大家的共同点：难以改变的是结构，我们既不盲目乐观相信结构还留给人很多的气孔，但我们确认的是，不论在哪里，不少人都有意识去寻找自由。
现状只能用“专制vs自由”去解读吗？是也不是的。对于个人来说，这可能是感受最强烈的一种解读框架——我的意思是，这样解读有其自然而然的合理性——但它们不是唯一成立的二元敌人。自由的反面，还可以是极右、极左、帝国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父权、人类中心论；专制所要压制的，还有平等、多元、开放的价值——而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本身，也一直内含著经典的矛盾；中庸，可能被视为没有立场，而没有立场，是否也是没有对待世界的方式？
甚至，把一切冲突用二元框架去框定，也是正在被颠覆和挑战的——酷儿理论就一直在颠覆具有“中心-边缘”论述特色的视角，谁是怪胎？我是怪胎！我是怪胎又如何？“主流”和“正常”难道不是怪胎吗？三元、四元不可以吗？规则是制度的产物，那么你是否支持用制度来维持某种秩序（那很可能是自由的秩序），还是说你认为无政府无市场才应该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型态，你又是否享受挑战已有的社会秩序的乐趣？
抽离一点说，我们期待一个政治上能保障自由的民主制度，但在我们的公共舆论场中，在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们和自己的相处中、在我们仍然具有掌控力的领域，我们是否也做到了民主、是否也给予了有关方面足够的尊重和自由？如果我们在可以掌控的领域都还没能改变，又怎么能期待一蹴而就地改变难以掌控的领域呢？
老生常谈的是，政治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政治就在我们的生活里、表达里、行动里。但是，我们必须互相体谅，体谅结构如何设限，深渊如何升级，而林林总总的个人生命史中存在怎样的局限。
这并不意味著我们要放弃修正制度和结构，而是，如果我们拆分“专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可以是膨胀的自我、单一的价值观、虚伪的操演、暴力的镇压等等——那么对抗它，我们需要同理、谦卑、多元、坦率、真诚和光明磊落。我认为在思考所有具体的“活下去”的困惑和方法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前提：不必追求一种统一的论述（我现在在说的也是可以反驳的呢！）相反，我们需要摒弃相信总有一种最好的价值、最好的政治制度、最好的制度安排，试试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所选择和相信的是什么？它们不是最好的，但我为什么相信它？而这些东西，和我的生活是什么关系，和其他人是什么关系，和社群又是什么关系？
自由和这些选择相关，自由就在这些选择的答案里。
回到具体的生存及生存策略的困境，你们的提问都很有价值，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是一种共享的困境，无论是什么地域、什么年代的人，都没有离开过这些存在危机。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三篇对谈文章，它们纪录了中港台当代人一致的困惑：威权时代要如何过活？躺平是什么，一定要往前走吗？我们该如何看待政治、和被政治定义的自己？最后，对抗专制，多元和真诚为何重要，这个社会还有多少被低估了的框架和价值呈现？
一起活出真我，让真我改变社会吧。
——一想到“人类”就想闭关的编辑F
废木之废，可是那废木近看，却是正在发生一万种生机的大世界。
Re:
“我既没有愁苦到足以成为诗人，又没有冷漠到像个哲学家，但我清醒到足以成为一个废人。”
在齐奥朗（Emil Cioran，1911-1995，又译萧沆）的《眼泪与圣徒》（沙湄译）里读到这一句。齐奥朗对人世磨难殊为敏锐，而他对自己是凶狠的。
不凶狠，开不出花来。这是波德莱尔很多诗意之来源，齐奥朗很喜欢，他引用说“波德莱尔教导过，生命是蠕虫在太阳中忘形狂喜，幸福是它们的群舞摇曳。”
何种时代是好时代？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多，但对坏时代，坏环境，许多人都能道出一二。我们在经受的，就是构成我们自身的。而每个环境里“坏”之来源、组成、质感不同，导致我们自身的差异。差异之存在不为了比较或排队，而仅仅是，能够定位自己，定位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定位无力感，齐奥朗清醒于自己是一位废人，眼见种种缠绕旋入自己身体的我们，是否也有过同样的感受？
⋯⋯这之后，就可以开始有所作为了。
有所作为的方式有许多种。
其中之一是栽种幽默的力量，“栽种”的意思是，根须可以随缝隙蔓延，它不需要一个死板而无趣的花盆，一个唾手可得的花园。栽种是一种游击方式，正好适合我们称之为“日常”的这种东西的型态。
其中之二是养育己身。“养育”的意思是，当恶劣、粗鄙、暴力、磨难⋯足以令到一个睁开眼睛的人形容枯槁，自溺泉池，悉心的对自己的“养育”，却可以避开这些虽然清醒、但尚未掌握如何处身于清醒需要的技巧之时的不当后果。齐奥朗自认是废人，但并为说我因为清醒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死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废但好好地活著⋯废木之废，可是那废木近看，却是正在发生一万种生机的大世界。小事如饮水、健身、读书⋯这些都是保持“神智”清醒的重要。
创作是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养育，无需成为艺术家或诗人，但可以用自己觉得可以的方式来“创作”，甚至不是艺术的方式，可能是发明一种态度，发明一种应对长辈的方法，发明一句精准表达恶劣环境的说法。这类似每日一项小功课或智力瑜珈⋯可以启动细胞于死水。
那水真的越来越糟糕⋯⋯而且无处不蔓延，我们能身处的地方（大陆、香港还是即使身处台湾，抑或作为华人而身在什么国家），几乎无一幸免，都被它袭来，卷向某种它想要的既定的方向⋯⋯在这情况下，我想说第三种可能就是，继续寻求连结，与发明连结的各种可能方式。找到对的人，在身边或是在远方，对的媒体，分享，思考⋯在这方面，经历社会运动与疫情连年打击的香港，反而有许多新鲜的主意与发明。
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例如出于对环境的精准观察找到一个很契入的方式，例如通过衣与食来发明一种新的态度并给身边人看，例如真的写诗。
太空从来都因功用性与无因由，而是险恶与暴力（把置身其中者强行卷入），我们会是那块漂流万世的太空垃圾？我们会可以发明自己小小的太空舱？我们会可以在太空舱里种出一些哪怕仅是隐喻的花朵⋯？我们可以不被吞噬，通过与这些隐喻同在。
——编辑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