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Steven（化名）因普通话水平未及工作要求，须离开香港转往新加坡发展。到达樟宜机场，看着井井有序的人工植物装潢，这名美国人暗自决定，总有一天会回到他心目中充满狂野活力而真实的香港。
7年后，他当上一家策略顾问公司的高级主管，并如愿回港，只是当时他未想过2022年的今日会再次离开。“不是清零政策本身，而是政策背后的缺乏理性（lack of rational），令我选择离开。”
疫情两年多，港府一直都紧随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政策。因应第五波疫情爆发，港府更再度收紧防疫措施，包括极严谨的社交限制、疫苗接种政策、商务营业限制等，加上一直“封关”，和长达两周甚至三周的入境隔离措施，不论是本地抑或外国商界均频频发声，要求港府直视清零政策背后有形无形的经济代价。同时，不少金融机构都调低香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2%至3％下调至0.8%至2％不等。
去年11月，香港美国商会前会长早泰娜（Tara Joseph）因为清零政策而决定请辞。即使第五波疫情后防疫政策开始松绑，5月1日更开放非港人入境，但也挽留不了想要离开的人。早泰娜坦言，香港难以回复原貌，“以往，西方国家的人都说笑，香港就像Asia-lite（将香港比喻为饮品的轻量版，轻盈容易）。你可以自由进出，轻易开设公司和投资，一切都是如此轻易。现在不是了。”
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逐步迈向与病毒共存，那港府坚持清零政策，尤其是过去逾两年的“封关”和对国际旅游的限制，会带来甚么经济代价？昔日港府引以为傲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能否随着放宽防疫政策而回复？
人口与外资
“香港一直是一个疯狂的城市，比东京更疯狂……而且只需要20分钟，你就可以到达那些漂亮的岛屿，攀上起伏不断的山岭。”提到香港，视讯中的Steven表情雀跃，略带一点怀缅。他知道随时可以回港，但他不会回来。“香港会一直在我心中。”
在港多年，Steven感受到香港的变化——由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乃至2020年国安法实施，他知道香港早已人事全非，但社会运动和政治并不是他离开的原因，“国安法不太会影响到我。”
2022年4月，他重回家乡，坦言离开主因是香港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Steven因呼吸道问题，不适合长期戴口罩，上述的山峦美景，他再难踏足；纵使亲人抱恙甚至过身，亦因来往航班经常因熔断政策而停飞，加上每次出入境都需要长时间隔离，他难以回国：“我只能每年回去一次……每一次回国，都是冗长而昂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