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深圳结束全员核酸检测名义下的“慢生活”、“软封城”，重新恢复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日常生活节奏，不少地铁站也回归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满负荷运转场景。而在疫情时代，这种日常“挤爆”也成为了热图——解封了，深圳人难道就不怕传染了吗？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虽然绝大多数病例都在隔离观察的密接者中发现，但深圳总体的感染数据并没有随着封控而明显下降，在重点社区、重点人群之外仍有散发病例在社区筛查中检出。也就是说，全城封控结束，“社会面清零”仍然没有实现，深圳也暂时不再寻求加码防疫手段。
对深圳来说，作为一个管理超过2000万人口、GDP超3.5万亿元的超大城市，更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经济特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示范区——经济和防疫两手都要抓——这几乎是必然选择。然而在居民区大量外移的深圳，要选择抓经济，就必须要允许大规模、大范围、高频率的人口流动，这又和疫情控制的要求相悖。而本身就是流动人口聚集区和非正式经济中心区域的关内城中村又正好是本轮疫情的集中爆发区域，更是雪上加霜，这还没算上偷渡、走私之类的“灰色经济”。
这其实也是近年来超大都市建设的必然结果——在“X小时通勤圈” 推动经济和生活上一体化，在疫情时代各地却优先选择封锁。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动难度，而人口真正流动起来以后，却因防疫政策寸步难行。
这种困境其实是从疫情一开始就存在的矛盾：流动本身在防疫语境下指向流行病学意义上的风险，恰恰也是经济发展和生活的必然需求。由于经济外向性和人口密度高，城市规模越大，疫情爆发风险越大，而溢出到周边经济腹地的可能性也越大。随着经济压力逐渐增大、各地疫情防控难度不断增加，上海、北京、珠三角都出现了跨城、跨省通勤人群因为行程码问题而进退维谷，甚至被困在路上、桥上过夜的现象。这其实也是近年来超大都市建设的必然结果——在“X小时通勤圈” 推动经济和生活上一体化，在疫情时代各地却优先选择封锁。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动难度，而人口真正流动起来以后，却因防疫政策寸步难行。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种矛盾也早于疫情。从“盲流”时代到现在，流动人口从来都是政府治理眼中的高危人群，也一直是难点。在中央已经发出“坚持就是胜利”的指令后，动态清零策略短期内不会改变，流动性控制和不控制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日常化，也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很可能无法“回归”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