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淀到亦庄
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管理着一个重仓中国互联网企业股票的小基金，年初就开始睡不着觉。挣扎到了年底，终于还是选择“忘记交易密码”出门去欧洲滑雪。但据说向下滑行时，比较容易想到股票，在度假村里还是会心痛。
对于中国科技企业，准确来说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来说，2021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年份。2020年末市值最大的五家中国科技公司，腾讯今年至今跌了19%，阿里巴巴跌46%，美团跌16%，拼多多跌63%，京东跌10%。如果你像许多券商分析师在今年年初，以及在任何年份都会预测的那样，“坚持看好科技板块”，并买入了一个全部由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组成的指数基金（比如这个），那么你2021年的投资收益大约是负40%。
“哎，你说滴滴为啥要跑到美国上市呢？”在北京，一个滴滴司机这样问我。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和他讨论资本市场、估值，以及在美国上市究竟意味着什么。从东边的国贸到南边的亦庄，有不短的车程可以让我组织思路。虽然我们最终并没有就资本市场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但我们都注意到了市容颇具郊区感的亦庄人气在快速上升——这里是各个半导体“大厂”在中国北方的基地。中国顶级的投资人大多在东三环的国贸商业区办公。而中国顶级的互联网企业的北京办公室往往都在西北的海淀区。在政策指挥棒下，嗅觉敏锐的投资人（我的那位朋友除外）在过去的一年里纷纷掉头，前赴后继从海淀改为奔向亦庄。
对于中国来说，在三十年前，科技的来源是全球化，手段是模仿，目的是吃饭；三十年后的来源是内循环，手段是“自主创新”，目的则是斗争。
有一家美国智库整理了今年遭受监管风暴的中国科技企业，总结了以下三大特征：大企业，以软件或者算法为核心的企业，以及平台型企业。这样的描述符合直觉。互联网公司及“软科技”正在遭到唾弃，其背后的资本打上了“作恶”的标签，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切坏事儿都是这些公司干的；新的宠儿则是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动辄在PPT上自称“国之重器”的“硬科技”公司。
中国科技企业首先在“软科技”领域找到突破，第一批崛起的科技企业全都是互联网公司，是禀赋和环境互相选择的结果。联想的“贸工技”路线在今天被认为是不思进取、“取巧”的表现。但回到历史，这样的选择在当时起步晚、缺人才、没技术，但有劳动力、有市场、有贸易的情况下是无可争议的选择。联想作为中国企业出海的吃螃蟹者，没有“一带一路”之类国家计划撑腰，在2004年收购IBM PC业务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一直到今天都可算是成功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联想也是中国企业中迄今为止全球化经营最为成功的企业。
然而柳传志家族恰恰又是这一轮“清洗资本家”运动中的最大打击对象（柳传志的联想和柳青的滴滴）。一些弥漫于评论区的论点，如“在国外卖的联想电脑比国内便宜”，“贱卖国资”，“民营企业缴税不如国企多”，显示出论者已经全然忘记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来路，仿佛指责一个吃了三个饼才吃饱的人，为什么要浪费前两个饼，而不是一开始就吃第三个饼，荒唐至极。而权力阶层对于这种论述的默许，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其对于科技“来源，手段，目的”这三个重要问题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回答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三十年前，科技的来源是全球化，手段是模仿，目的是吃饭；三十年后的来源是内循环，手段是“自主创新”，目的则是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