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维园六四集会案今日（12月13日）在区域法院判刑，8名被告分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举行一个未经批准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等罪，被判4个半月至14个月不等。判刑后，公众席部分人士激动呼叫，有人举起“五一”手势向各被告呼喊支持说话。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罪成被判13个月，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两项控罪分别被判12及6个月，前记者何桂蓝被判6个月。全部判刑同期执行，包括其他案件刑期。早前已改为认罪的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忠、梁锦威及胡志伟获扣减刑期。
-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被判13个月
- 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被判12个月，“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6个月
- 前记者何桂蓝：“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6个月
-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被判14个月，“举行一个未经批准集结”被判14个月，“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7个月
-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被判12个月，“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7个月
- 前支联会成员梁耀忠：“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被判9个月，“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4个月2星期
- 支联会常委梁锦威：“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被判9个月，“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4个月2星期
- 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被判4个月2星期
法官胡雅文在判刑时多番强调，刑期考虑不包含各被告的政治立场，而是案情当日仍有严重的疫情健康风险，认为即使悼念活动已连续多年，各被告把公众健康、秩序和安全置之不顾，是自大的行为，故此即时监禁属合适决定。此外，法官认为部分被告于案发当日已有法庭保释令在身，是令其增加刑期的因素。
求情前，黎智英的代表律师提到两样法律考量，首先，上诉庭指未经批准集结的定罪原则应由有否牵涉暴力而定。其次，终审法院在11月裁定共同犯罪原则对非法集结并不适用，单纯身处非法集结现场并不构成刑事法律责任，加上整案谈论的是未经批准集结。他强调，本案只是一个过去延续了30年的和平悼念仪式，性质并非其他社会运动个例。虽然终院已判公安条例合宪，但希望在判刑时仍需考虑和平集会的宪法权利，以及考虑黎在当天只属最小程度参与。
在求情内容中，代表律师提到例如黎智英在当日没有说话、没有进入维园，在喷水池外只逗留了14分钟，并没有对社会构成太大的秩序混乱。除了烛光仪式以外，任何进入维园的人、任何发生的事和呼叫的口号都不应视作与黎有关。
控方强调案情重点在乎公共健康风险，代表律师则说回望当时，香港疫情不算严重，民众还是每天坐挤拥的公众交通工具出门。在案情片段中看到片中大部分民众均有佩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以599G防疫条例为例，包括组织群组聚集的罪名，最高刑罚也是6个月监禁，指出本案对公共卫生形成的风险不大。
最后，代表律师向法官朗读一段黎的亲笔求情信。黎称自己当日并没进维园参与六四悼念晚会，他拿著烛光，是要提醒全世界记念31年前在北京天安们的公义及良善。他说，假如纪念是个罪行，那就让他承担，让他得以与当年所有六四亡灵分享共同的价值及荣誉。
而邹幸彤没有律师代表，她指出，这审讯旨不在她，而是代表在香港最后的一场烛光悼念仪式、代表支联会最后一次在维园出现，因支联会现今已经被政府“谋杀”。
她指，政权不断的打压，根本从来不是出于疫情的考量，而是系统性消灭六四大屠杀的历史、消灭香港人的31年来的反抗、公民集会历史。从打倒所有反抗声音、组织，令香港充满恐惧。在缩小、崩塌的自由，远比疫情的问题严重。
她补充，政权以卫生风险来包装政治打压。在政权打压的真相中，悼念、政治、决策者的看法，一切看来都是无关。就连法庭现在也令自己显得无关，只是在确立政权与民众的不平等权力、协助检控异见者、压榨市民的权利。
及后，邹补充，最大的不公义却不能在此法庭彰显。她说：“当初拿枪和坦克车谋杀市民的凶手，永远不会被法庭裁决，反而追求真相及问责的人就会被捕，凶手可以控制什么是对、错，有罪、无辜。假若这国度是平等，理应把那些罪犯绳之于法，令六四事件的真确曝光，把六四亡灵的未竟民主梦完成。此案件亦是在给全世界看，香港不再是以往的模样，一国已凌驾两制，就连为六四点起烛光的自由也失去。法庭指控她煽动，是无视大众身为独立个体，有自行思考和决定的能力。”
对于支联会的定位，她指支联会的组织角色在无大台的时代下已渐渐消退，香港人在纪念中也不停进化，支联会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而非主领。而政权以为把她拘捕就会令悼念活动消失，是种错误期望，这行动只令她与31年前人民所受的打压，超越时间、地域和身份连结起来，共同追求真正的公义与自由，守护他们的权利与将来。
何桂蓝的求情内容只有一句，她先后以中、英读出：“不论用什么法律语言，今天对我个人的判刑，实际上就是对每一位2020年6月4日出现在维园的香港人判刑。”
根据《公安条例》第17A(3)条，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可处监禁5年；而第17B条，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可处罚款＄5000及监禁12个月。
早前审讯
为期10日审讯，邹及何均选择出庭作供。
在审讯期间，控辩双方就“煽惑”、“悼念”的定义争论不断，黎智英及邹幸彤挑战警方不批准集会的行为是否合宪，指《公安条例》第17A (3)条限制集会自由。法庭程序以英语进行，何桂蓝则自行以中文自辩，对法庭书记的翻译不尽认同。控方指出何当日的Facebook贴文提到今年是首次“冇大台”的晚会，何指出，“无大台”之中的“大台”并非指物理性、实际的台，而是没有领袖及组织带领，故不应译作“No stage”，而应为“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此外，何不认同将晚会翻译成“Vigil”（不眠的晚上集会）及后，法官胡雅文指翻译工作应单由法庭书记负责。
控方指出何当日有蜡烛、白花，及献花的行为，均可象征悼念，何不认同。何亦指出，当日是以个人原因到维园，她不认同支联会，但认为她有集会的权利。到维园、穿黑衣是为反抗政权的打压的行为，是为了反抗警方的反对通知书，而非明知参与集会。
控方亦指邹的Facebook贴文曾说“我出门啦，今晚见”明显是煽动，而邹则反驳当日支联会把集会转为网上形式，“就算煽动也只是煽动网上集会”。控方提到当晚有多名支联会的常委坐在在维园，有其他人围观、唱歌及呼叫口号，邹指公共行动时任何人都可以围观。
控方指黎在2020年6月2日的苹果日报访问中提到，自己会出席集会，并呼吁香港人要“毋忘六四”。黎的代表律师指出，黎只在维园喷水池逗留15分钟，指控他的煽动行为属不合当。
三个被告全部罪名成立。法官胡雅文裁决指出，终院已裁定警方禁止集会合宪，法庭判决时无需考虑警方禁止的理据，又同意警方考虑疫情属公共卫生安全因素。法官指，黎智英作为公众人物，身处现场明显是支持支联会举办的非法集会，“毋须说出煽动字句已可煽动他人”。至于邹幸彤，胡官指她身为支联会副主席，当晚站于李卓人身后叫口号、事前又在喷水池附近派单张，加上在Facebook写“今晚见”明显是引导市民参与在维园的集会。
同时，胡官拒绝接纳何指自己因个人原因出现维园，认为Facebook贴文有手持白花以及烛光的照片，足以证明其悼念行为，并指邹和何坚称自己身处维园内但并非参与悼念集会，是意图扭曲事实，荒谬狡辩。
在宣布所有被告罪成后，何桂蓝即场解雇代表律师，表示将自行求情，要求延后求情判刑日期，以确保有足够时间阅毕控方提供的15份案例。但法官直接拒绝，指何是“自作自受”（You put yourself into that position），认为何应把陈词交给律师负责处理，并维持原定求情日期。求情开始前，胡官再问何是否准备好，何回复已准备，胡官才说本来打算再给予额外时间（I was prepared to give you more time）。
六四烛光，自31周年消失
支联会从1990年起每年在港举办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直至2020年六四事件31周年时，首次被警方以公共卫生及防疫为由批出《反对通知书》。
当天，依然有许多市民到维园举起烛光。事后警方拘捕24名民主派人士，除黎智英外，指他们干犯《公安条例》第17A条“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而其中13人同时被控第17B条“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加控“举行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同时，警方通缉已流亡海外的罗冠聪及张昆阳。
案件分三批被告开庭，今天宣判的为本案最后一批被告。
今年五月，黄之锋、梁凯晴、岑敖晖、袁嘉蔚认罪，分别被判监4至10个月，该案主审法官陈广池，是《港区国安法》下的其中一位特首任名指定法官。
第二批12位被告何俊仁、尹兆坚、张文光、陈皓桓、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何秀兰、梁国雄、朱凯廸及杨森全部认罪，今年九月分别被判监6至10个月，其中陈皓桓、何秀兰、梁国雄、杨森的刑期与他们正在服刑的案件同期执行，即无需额外增加刑期。张文光、麦海华、梁国华获缓刑。
最后一批8位被告，李卓人、蔡耀昌、梁耀忠、梁锦威及胡志伟均认罪，而黎智英、邹幸彤及何桂蓝不认罪，为期10日的审讯，最后全部罪成，主审法官胡雅文同样是其中一位国安法指定法官。
今年9月，警方指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向国安处交出组织资料，支联会表明不会交出资料，警方于限期翌日上门以《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李卓人及邹幸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