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开始，中国大陆流量明星吴亦凡就陷入性侵风波，并在7月达到一个小高潮。与以往的情感花边新闻不同，这次风波的主轴是19岁女性都美竹对吴亦凡层层升级的控诉。都美竹首先指控吴恋爱冷暴力，后来又爆料称吴借工作名义“选妃”、酒后与她发生性关系并涉嫌性侵。随后，也有几位年轻女性在微博出面旁证自己收到过吴亦凡工作室工作人员类似套路的邀约。吴亦凡方面对这些指控表示否认。但很快的，多家由吴代言的合作品牌宣布与吴解约，多家境外媒体也发布报导，其中，《卫报》措辞最为严厉，指吴亦凡被指控“约会性侵（date rape）”。
事态最终发展到北京警方介入。
警方公布的第一阶段调查结果，让短暂沉寂了数日的舆论再起波澜。警方认定，吴借工作之名将对方约至酒局聚会、聚会期间收走手机、酒后发生关系等，推翻或削弱了吴亦凡方面曾经给出的“我和她只见过一次”的回应；但另一方面，警方指二人联系频繁、吴帮都“清空购物车”作为生日礼物，还有写手徐某代笔指控吴等新信息，也让都美竹面临新的指责。更让案情发展超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警方通报中出现的另一位刘姓男子，他声称自己假装双方“代理人”，以虚假协商的方式在二人间骗取钱财，最后还成功从都美竹处骗取18万元。
双方似乎被各打五十大板。但是，看似一碗水端平的舆论风向背后，有哪些问题被一带而过、悄悄隐藏？
这些由警方确认与新增的信息，为公众理解整个事件提供了新线索，也意味着吴亦凡在此次风波中再难翻身。即使有司尚未给出最后定论，他这位流量艺人所倚靠的“优质偶像”人设也终于在这一次风波中坍塌殆尽。
代言与商务往往不会分析争议人物背后的前因后果与是非黑白，但却会尽力追随多数公众对艺人的态度和观感：若干品牌早在警方通报之前就解约吴亦凡，而具有官方背景的协会与自媒体也“盖章”吴作为艺人的“失德”，并发文批评资本捧红流量的狂妄。后者或许是吴将从公众视野消失的明确征兆，他若想在法律边缘操作翻盘，机会恐怕微乎其微。
与此前的 #Metoo 事件相比，都美竹等人的发声过程始终没有“主义”贯穿，发声方式也包含诸多“野路子”，总体来说依赖更为朴素的“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的理念。而都美竹的支持者之外，一些人接受官方通报盖章认定的“想红说”，认为一个别有用心者扳倒了一个道德败坏者；一些人认定二人皆是流量玩家，各凭公关手段博弈公众的同情与关注，普通人只需冷眼旁观。 至此，双方似乎被各打五十大板。“吴亦凡当然有问题，但都美竹也有问题”，成为了当下的最大公约数。但是，看似一碗水端平的舆论风向背后，有哪些问题被一带而过、悄悄隐藏？
目光的失衡
“想红说”与“一女三吃说”，舆论的变化并非一波压倒性地替代另一波，而是在不断出现的新信息中形成漩涡。但是漩涡的中心并非吴亦凡，在潮水拍打中沉沉浮浮的始终都是都美竹。
似乎是因为吴亦凡的问题已经无需赘言，公众舆论的第一个焦点，是警方通报中对都美竹“提升网络知名度”这一动机的认定。“想红”被视作原罪，而由作为网红的都美竹来背负这一罪状，似乎并不需要额外的证据。警方给出的认定仅仅是“水到渠成”地印证了普通人对网红的刻板印象，并契合了近些年来人们对娱乐圈与自媒体追求流量风气的普遍反感。
批评“想红说”的人立刻指出官方双重标准的存在：相比于对都美竹方浓墨重彩的分析，通告中关于吴亦凡的部分仅是客观陈述与事实罗列，并未推测他与他的团队以工作名义邀请女性聚会喝酒是出于何种动机、聚会中收走手机是何动机、尝试与都美竹签和解协议是何动机，以及团队公关在回应中说谎是何动机。一个维权者到了需要借力舆论不可的境地，公众的关注几乎是唯一推进案件进入司法视野的希望，争取公众关注的努力被指只为提升网络知名度，并被围观者进一步解读为“想红”，这是否准确，又是否公平？
关于“想红”是否是流量经济时代发声者原罪的争议尚未结束，为都美竹代笔的徐姓写手接受了记者采访，并发布微博解释为何要为都美竹代笔、二人沟通交流的内容与合作模式。徐某的主动发声再一次让舆论发生微妙的转向。
在徐某的自述中，他称出面帮助都美竹完全是出于公义之心、是基于他对曾经接触的女性受害者的同情、是男性帮助女性维护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述中，他难掩自得，认为都美竹的文笔和表达太差，缺乏公关才能，无法抓中引爆舆论的重点，而正是从自己操刀代笔开始，都美竹才不断积聚公众关注，获得大众同情和支持。
徐某的自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警方通报将都美竹动机认定为提升知名度——二人确有关于微博粉丝增长的对话，徐某还表示想成为都美竹的经纪人。但话锋一转，徐某又控诉都美竹提供的信息有不准确之处、都美竹没有完全和他说实话。舆论似乎朝着更不利于都美竹的方向变化。
遗憾的是，徐某或曾短暂成功地扮演了都美竹，没有让网友看出都美竹背后有一位代笔，但这次成功也让他过于自信，以至于没能扮演好一个仅仅是热心正义、对女性境遇能够共情的“侠士”。互联网的记忆再次被读档，徐某被指认是一个借心理咨询为名接近、欺骗、敲诈女性受害者的惯犯，因行为恶劣、污名化心理咨询行业，而最终被知乎等平台销号。
于是，整个风波的另一条线索浮出水面：不同于恶女心机深沉、借污蔑流量明星求走红，也不同于勇者步步为营、有策略地反击，都美竹是一个被动者，是一桩“一女三吃”案的受害者，她所遭遇的三个男性，都以不同方式想从她身上分得一杯羹。
从最开始被以 MV 选角和恋爱的名义被欺骗情感与性，到被一人分饰三角的刘某骗财，最终被徐某以帮助为名骗名声，她所讨要的公道还没看到确切的希望，就已经数次置身悬崖边上。如果她不愿再耗费心力而是选择与吴亦凡方面和解，拿到赔偿的她将被坐实敲诈勒索；如果不是金融机构有每日转账限额设定，她被骗走的也不止18万；如果她对写手徐某有更多的信任，不知道是否会复踏徐某其他受害者被敲诈的命运。
这场风波几经反转，不同的故事线索各有各的笃信者。舆论的变化并非一波压倒性地替代另一波，而是在不断出现的新信息中形成漩涡。但是漩涡的中心并非吴亦凡，在潮水拍打中沉沉浮浮的始终都是都美竹。无论旁观者选择相信哪一条线索，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十九岁女性的身上，焦灼于对她的道德判定。
都美竹的支持者，也在不断为都美竹提供解释和辩护。而吴亦凡身处聚光灯之外，无需多加评判，也就自然少被评判。
解释的失衡
为何都美竹在舆论的中心，而吴亦凡则在焦点之外？解释与自证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意味着巨量的精力和情感的消耗。
这场风波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男性统治》一书意外走红。@视知TV 在微博发布的一段引言让这条微博获得近十万次转发，《男性统治》也一度在豆瓣登上“实时热门书影音”榜单。这段引言这样说道：
“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
这段引言直观解释了为何都美竹在舆论的中心，而吴亦凡则在焦点之外。一种常见的托辞是，吴亦凡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自然无须多说；但都美竹和其他站出来的女性要被检验所言是否为真、动机是否纯粹、背后是否有其他推手等等，难道不是一种必要的公平？
显然，这种托辞忽略了解释与自证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意味着巨量的精力和情感的消耗。一句言简意赅的“吴亦凡肯定有问题”其实也免去了吴亦凡承担这种费时费力的劳动的需要。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剖腹取粉”，潜在受害者指出卖粉的商贩出售质量有问题的米粉，围观者附和商贩卖的粉确实有问题，但指控者也要剖腹取粉来让众人见证吃下去的粉真有问题，而不是指控者另有图谋或者身体健康状况本就有问题，这种荒谬的“公平”要求不到指控者付出高昂的代价绝不停止，被要求解释的事实也不限于问题的关键细节。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剖腹取粉”。
在都美竹和其他女性的发声中，重要的事实细节是，吴亦凡团队是否借工作为名诱骗年轻女性、是否在聚会中存在灌酒行为、发生关系时女方是否神志清醒且处境安全，可以表达接受或拒绝。然而，众多抛给都美竹的质疑不仅与这些关键问题相去甚远，甚至与荡妇羞辱合流，转向关注她是否真的在接触吴亦凡时没有任何性经验以及对待性的态度是否足够谨慎。
被免去解释义务的男性仿佛被视作一件不能进行自主选择的物品，但这不同于“物化”。被物化是被视作工具去满足他者的审美、需求和目的，但在侵害事件中男性被视为一种给定的、难以改变行为模式的危险来源，则是将男性的犯错划归为类似自然灾害的存在，不必问责，也不须费心改变，只能靠自身避险防灾。如果没能成功躲避，那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不懂自保、太过疏忽愚蠢，甚至应当去反省自己不够自尊自爱。男性的选择被灾害化、去道德化，而女性的遭遇却被贴上耻辱的标签。
解释不仅仅是一项个体的负担，也是一种群体的负担。众多女性选择相信、支持都美竹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希望在个案中帮助她讨回公道，更是因为她们在生活经验上找到了共鸣。在绝大多数利用权势地位进行性侵犯或性骚扰的案件网络曝光后，总会有更多女性分享类似的自身经历。
自然，这些经历五花八门，有人遭到伤害，有人侥幸逃脱，也有人后知后觉。这种分享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当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当事人所讲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准确无误，但是这种分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旁证，它证明了在现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下，掌握权势的人可以如何从容地获得猎物、如何体面地全身而退、如何有效地让女性沉默。
从学术界到日常生活，采取“no means no（不就是不）”还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好的才是好）”标准看似是争议的热点和难点，然而，当人们在现实中理解这个概念、在具体的案件中做判断时，却因为女性承担了不均衡的解释负担，导致了一种可说荒诞的结局。
当每一个发声者遭遇反诘和污名，处于权力下游的其他女性也总是要做好解释的准备。这不是说所有女性必须铁板一块地去践行团结的义务——事实上也显然没有——而是说诘问和污名的对象总是不单单包括发声者一个个体的。当都美竹遭遇荡妇羞辱时，这种羞辱也同时在伤害其他的女性。
不解释的特权也塑造了我们如何理解“性同意”（consent）。在抽象的讨论中——无论是关于道德的还是关于法律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这一概念是判断性侵害是否成立的关键。从学术界到日常生活，采取“no means no（不就是不）”还是“only yes means yes（只有好的才是好）”标准看似是争议的热点和难点，然而，当人们在现实中理解这个概念、在具体的案件中做判断时，却因为女性承担了不均衡的解释负担，导致了一种可说荒诞的结局——无论更审慎保守的“no means no”，还是更为激进的“only yes means yes”都无用武之地，女性必须穷尽手段证明自己没有给出任何可以被解读为同意的信号。
为什么同意聚会？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天黑？为什么去到对方家中？为什么同意喝酒？为什么同意谈恋爱？为什么有后续的交往？为什么收取钱财或者礼物？……这些难以穷尽的无关发问和解释的要求，塑造出一种现实中几乎不会存在的受害者形象：她必须在权势面前保有从头到尾的坚定，拥有完整的抵抗和拒绝的证据，不能一时糊涂或一时软弱，迂回自保的策略也有让她功亏一篑的风险。
不过，讽刺的是，“性同意”似乎成为了一种流传于女性内部的知识，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知识减轻了女性本不该有的自责，让她们意识到在性侵害发生时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而是已经表明了拒绝或者身处无法回应的环境。但是，当男性的行为不需要解释，当男性对异性的需求被视作一种无法阻挠的天性时，深入理解“性同意”也变得多余了。科普性同意、强调“性同意”重要性的，总是女性居多。
流量时代，我们是否都是风中芦苇？
一种新的取态也出现了：或许避免成为随风而倒、终被收割的芦苇的最佳策略，是从一开始就把流量经济下的舆论场，看成各方势力的收割流量的游艺场。
当吴亦凡事件刚刚发酵成全网风波时，有人说，没想到中国的韦恩因斯坦竟然是吴亦凡。但是，相比于那场起源于好莱坞的 #Metoo 运动，相关各方的名气咖位虽有不及，但故事的戏剧性与波折程度却远远超过。
随著警方展开调查，以及郑州暴雨、奥运会等热点接连攫取网民的注意力，吴亦凡事件的网络热度略略降温。但这场风波留下诸多唏嘘之处：比如，在幕后写手徐某的关键代写博文中，他抓住了舆论关注的要害——性与民族主义——他要求“加拿大人（吴亦凡是加拿大籍）滚出中国”，这一度让网民“热血”。如徐某的自夸所说，没有他的协助操作，都美竹的控诉不会掀起足够的水花。
“舆论”一词的所指，既是一个个具体的有情感、有思维的人的观点的集合，也是一个可以被测量的、被操纵的、被引导的对象。我们都希望，即使泯然于众人，自己也还是有情感、有思维的个体。幕后写手的出现和写作策略的坦白，难免让围观者有被欺骗之感。即使是都美竹的支持者，也并不认为徐某的代写给都美竹带来了实质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人不在意被欺骗和操纵，也没有人不在意被利用和收割。
一种新的取态也出现了：或许避免成为随风而倒、终被收割的芦苇的最佳策略，是从一开始就把流量经济下的舆论场，看成各方势力的收割流量的游艺场。
于是舆论中又出现俯视各种当事人的姿态：最早对都美竹的质疑之一，即是她的引流潜力被人看中，因此被作为工具推向前台；人们对吴亦凡的抨击也频频诉诸于“资本之恶”，无论吴亦凡仅仅是私生活混乱还是真的触犯法律，皆可归结为“资本的力量”；至于方向不定的舆论走向，不过是“乌合之众”的又一“有力证据”——群众只能被情感冲动驱动，左冲右撞，最终成为他人利益的垫脚石。
流量经济时代，网络方便人设的打造，也同样方便人设的坍塌。在人设的建立与被挑战中，围观者难免左右摇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因此去维持冷漠的怜悯，维持不出错的体面？
这种清醒透露出一种冷漠的怜悯。怜悯无论吴亦凡还是都美竹，都成了资本的弃子；怜悯普通大众冲动易怒、反复无常的特质被利用。这种怜悯之所以冷漠，是因为它抹平了一切人的能动性，而能动性的消失意味着责任和权利一并消失。
谁会向工具问责，谁会给工具赋权？舆论场完全被当作了那个可以被测量和塑造的对象，而其中的人已经完全消失。在这种理解下，如果谁放弃了冷漠的围观，下场参与言说，便是不智，一定会被“反转”“打脸”，而批判“庸众”则无疑是一种难以出错的策略。
流量经济时代，网络方便人设的打造，也同样方便人设的坍塌。在人设的建立与被挑战中，围观者难免左右摇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需要因此去维持冷漠的怜悯，维持不出错的体面？当性别问题真实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是否会因为舆论空间问题重重，就无视性别问题背后的目光失衡与不解释的特权的存在，就放弃相信潜在的受害者？
至少这一次，众多女性告诉大家，“我们不会选择体面地沉默”。
（金云深，领域是性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