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小粉红的操作了：几乎是每隔一两周就有公众人物或群体遭到“网暴”，以至于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某些公共平台或发表道歉声明。从五月以来，“受害者”就覆盖女权行动派、LGBT、蒋方舟、科普工作者、罗翔，甚至还包括胡锡进和《环球时报》的员工。
在针对这些事件的评论中，有一些吊诡的现象出现。墙内公开的文章因为不能提及“房间里的大象”，论者多是感慨“简中互联网连这样的声音／群体都容不下了”，或追忆往昔，或痛陈后果。但由于这里面结构性的因素过于明显，在被小粉红极力针对的人群（他们所谓的“恨国党”或“八千”）里，“房间里的大象”倒成了频频使用的解释。这也是墙的一个作用：它让反对它的人因为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产生一种轻浮的优越感，让他们因为触碰它的忌讳而产生一种犯禁的快感，但也让他们因此陷入一种伤害性更大的智性懒惰之中。
对于小粉红的“主体性”问题，曾经存在一些简短的隔空辩论，大多出现在墙外，或者墙内的非公开场合。一方面，有一些人认为现有对小粉红的分析都过于“傲慢”，贬低或抹煞了小粉红的“主体性”，忽略了标签背后是活生生的个体的事实。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不需要给小粉红赋予过多的复杂性（俗称“加戏”），他们觉得小粉红就是党国的工具，用完即弃，甚至根本不值得研究。
持第一种想法的主要是立场偏向国家主义的人，也包括一小部分“少数派”，而持第二种想法的主要来自少数派。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种想法，但我相信一旦内容得到展开，第一种想法所产生的困惑也将不攻自破。
我总结了一下，具体来说，第二种批评可以展开为如下的观点：
1）小粉红是被洗脑的。
2）小粉红不会为党国豁出身家性命，都是打打嘴炮。
3）小粉红会见风使舵，一旦变天，他们就会变成“带路党”。
4）小粉红遭受铁拳之后就会醒悟。
5）网暴与举报并非真正的公共行动或政治参与，而是对后者的劣质模仿。
6）小粉红的影响力没有想像中那么大，更加无法裹挟当局。
对于这些具体的观点，我并非全都不赞成，相反，正因为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中有不少确实包含着洞见，所以它们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这篇文章的意图并非简单地驳斥这些观点，而是希望能将其中的洞见吸收进来，对之进行有效的解释。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更整全、更深入地理解小粉红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