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2021年6月3日台湾作家杨渡出版《未烧书》第四章部分节录，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杨渡，本名杨炤浓，台湾台中人。曾编辑《春风诗丛刊》，多次获文学奖，任《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时晚报》总主笔。著有《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并制作《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台湾左翼纪事》纪录片。2007年，应前总统马英九邀请，出任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后担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
1989年运动时，杨渡以记者身分赴北京，于天安门亲历广场运动与六四事件。过程中，同事徐宗懋因中弹紧急送医，杨渡陪同前往医院，目睹伤亡实况，后著有《天安门纪事》一书。
杨渡在脸书上自荐《未烧书》时表示，“1989年9月出版（《天安门纪事》）时，追捕仍在进行，为了怕按图索骥，许多真实的观察与反省，都无法写下来。我一直希望在更远的历史距离之后，有一天把真正的观察与思索写下来。那是更深刻的记录，也是更深沉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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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美、日本、港台到大陆的媒体，记者圈已经传遍：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太久了，中共已经准备清场。
但怎么清场，没有人可以想像。
我曾请教一个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广场这么多人，几千个学生，几万个群众，要怎么清场？
我本想，新华社是中央通讯社，或许有内部消息，可以明确知道什么时候、如何行动。毕竟他们是国家通讯社，要负责发新闻稿。
可惜他也不清楚，只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说：中央消息都保密，新华社还有一堆记者参加游行，上面也不太信任我们了。
至于怎么清场，这位老记者猜想：如果从轻处理，有可能，趁着半夜人少，大家都在睡觉，解放军悄悄进城。届时，大队人马把学生包围，人抓一抓，统统运回到学校里去，或者带去公安局，一个一个登记问话，再叫父母来，把孩子统统领回去。以后再慢慢秋后算帐。
我不了解大陆对群众运动的法律程序，也不了解过去的惯例，但是以数十万解放军，要包围广场，将学生清场并不难。如果是这样的方式，不无可能像一九七六年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一样，爆发冲突，有学生、民众在逮捕冲突中受伤，或遭到殴打，有人死伤，有人在事后被逮捕。
我想起台湾的游行示威经验。镇暴警察在镇压群众运动时，用警棍将民众打得骨折、头破血流，警民都受伤住医院。如果天安门广场如此发生，群众人数这么多，情况会非常严重，场面可能大混乱。
如果清场是这种结果，学生会乖乖就范吗？
不过，新华社老记者如此判断，应该有一点经验基础，看起来也相当合理。
“我只是担心，学生会不会失控，变成大冲突？”我说。
“应该不会。学生很单纯的，他们只是爱国运动。他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都是非常聪明的孩子，全中国万中选一的精英啊。”他说。
“谢谢你。但愿是这样发展，平安落幕。”
我只能希望，至少中央是清醒的。只是来清场，而不是来镇压。把学生占广场当做闹事的，清理开来，打扫干净，天安门广场回复平静，就结束了。
如果是这样，那解放军最可能进天安门广场的时间，应该是半夜，特别是天快亮的凌晨，大家都睡得正熟的时候。所以我决定，每天上午发稿，中午睡个午觉，精神养足了，既然最近几天都有可能，就每天晚上留守，直到凌晨，确定平安再走。我所工作的媒体是晚报，半夜的新闻，恰好是晚报的独家。
一个美国记者曾跟我说，天安门广场竖立了民主女神之后，像有了重心，变观光地标了。人们站在街道议论，好像来参观美国自由女神像。
我听了哈哈大笑。情况也确实如此。没办法去纽约看，来天安门广场看看也不错。
然而，今晚的气氛却有点紧张，七点半之后，人潮突然多了起来。
傍晚的时候，广播中出现了一个男学生的声音，口音比较不像京片子，但口齿清晰，宣称：“我是新任的广场总指挥李禄”，然后说起未来形势如何如何，同学们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要求李鹏下台之类的。以前柴玲比较不会在广播中发表这么长的谈话，看来此君是有心，想全面主导广场的学生运动。
围观的北京群众带着一种下班散步的心情，东逛逛西看看，有人索性把自行车停在路旁听广播。人群如潮水来来去去，一波换一波。这种情形，要直到午夜过后，才会稍稍平息。我估计了一下，一个晚上下来，流动人群至少有五、六万人。
今天还有一个新的风景：香港送来的新帐篷。那种欧美式的三角形帐篷，显得时髦又新奇，一顶一顶张开来，搭在广场一角，使得原本凌乱不堪，用竹竿、塑料布搭起来的帐篷，显得像贫民窟。广场的气氛为之一变。或者说，在某个角落，开始有比较整洁的景象。有些学生还主动的说：要不，我们来整理整理环境吧。
增加的人潮，新到的帐篷，让广场仿佛有新的生机。
民主女神加新帐篷，让逐渐沉寂下去的学生运动再度燃起热情。一些离开的北京学运领袖也好奇的回来看一看。广场更加热闹了。
广播站的语气也变得积极了些。比起前些天的单调读稿，今天念海内外的回应文章时，更多了一点激情。内容主要是海外华侨、国内学者的来信、和发表在海外报刊的文章。有时也会念一段学生驳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稿子。空档的时候，会重复播放崔健的〈一无所有〉，只是唱的学生把歌词改为：
我总是问个不休，小平你何时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总是问个不休，你何时要退休？ 可你却总是摇摇头，等等再说……。
在休息的时段，则反覆播送〈共产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主持人会在前后反覆的说：“我们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而民主不仅仅是目的，它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要以完全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来追求民主……。”
看起来，指挥部正试着掌握宣传的方向，建立言论的口径。
更晚一些，天色暗下来，危机的消息，却突然像暴雨骤至，不断打在广场上。 北京郊区的工人自治会成员一个个被逮捕，支持的市民，传出被公安扣留，大学生从西边进城时，看到有便衣的解放军……，各种讯息不断涌入。
广播报导了工人自治会成员被公安的厢型车带走后，学生群起到公安部大门口抗议，没有结果。工人沈银汉的姐姐在广播中，悲愤陈述非法逮捕的经过，她哭诉说，前往公安部交涉，不知去处，没有任何交代。北京郊区的工人也有四、五十人被逮捕。
她的控诉，让广场群众更为愤怒。这对于已与公安部处于对立情绪的学生，产生了刺激作用。
眼见危机迫近，指挥部在广播中说，请大家要多注意同学的安全，互相关照，大逮捕要来临了。
广播中也会出现最新外电消息，包括解放军要进城，有三十万大军集结，四面包围北京城，已经在郊外驻扎，不断操练，随时要攻进来……。
这些新闻又反过来刺激学生，使他们神经紧绷起来，充满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易怒。像一头毛发直竖的猫，敏感多疑，一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就立即伸出爪子。广场上的学生只要见到民众的模样不太寻常，例如衣着像公务员，头发理得短短的，或身上揹一个黑色包包，就包围起来盘问。若是发现他身上有特殊配备，如录音机或对讲机，或是什么公务机关的证件，就把人反扭双手，送到广场指挥部。指挥部确认后，把人骂一顿，然后扭送到广场外围的大街上，赶出去。
本来为了区隔，规定广场内只许学生出入，但后来人少，流动性高，管制已经放松，学生对大量集结的群众与便衣难以分辨，更何况民众几万人进进出出，入夜以后，天色昏暗，人更不容易辨识，气氛更加紧张。一些学生紧张得彻夜无眠，神经过敏。
夜深十二时，已经很晚了，照理该安静下来，可是有一小队学生手上举着大旗，十几个人一组，奔跑在广场上，口中高喊着：“走，去抓便衣。”
他们到处去奔走查看，想抓间谍特务。另有一小队人，收集到《北京日报》，对《北京日报》的内容愤慨不已，提议到《北京日报》前去焚烧报纸抗议，他们很快冲了出去。还有一小队人听到了军事博物馆那边可能有解放军进来的消息，聚集了十几个人，骑上自行车，冲向西边，要去截堵军队。
这些小队的个别行动，都是自发的，并非听命于指挥部。几个人拉一个小组，举学生的大旗就冲出去，没有人来指挥。一小群一小群的冲过来，喊过去，带来一种狂躁的气氛。
在逐渐逼近的压力下，学生本身的承受力已快达到极限。
事实上，这几天官方透过媒体不断放话，提出学生退出广场的诉求。有的出自于小学生的口吻说：“希望大哥哥、大姐姐把广场还给我们放风筝”，也有出自于市民的诉求：“请把广场还给市民”。还有官方发动的游行，约莫有三千多人，高举“制止动乱”、“支持戒严法”、“支持李鹏”的标语。这些呼吁文章，通过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上的大广播站播出，对学生形成另一种压力。
大陆的记者朋友直接的说，这是官方在制造“制止动乱”的舆论，为接下来的清场行动找合理化的借口。
站在这里，我开始为学生感到一种难以承受的“重”。
现场看来，这些学生也只不过是二十岁的孩子。他们既单纯又复杂，既理想又世故，他们既不是白纸一张，也不是成人世界的缩影，而是所有的改革与理想，权力与欲望，梦想与野心的总和。
人们总期待在这里看见一种理想主义原型，一种纯粹的光环。殊不知，学生也是人。二十岁的年轻生命。他们一样有着复杂的人性和欲望。世界是什么模样，学生也会映出它的模样。
我曾经听一位学生运动领袖说过：“如果我们不撤退了，全世界的支援会继续进来，但如果撤了，支援就再也进不来，世界的焦点也消失了。”
质言之，世界的支援，有如道旁掌声，鼓动着马匹不顾安危，继续向前狂奔。当世界各地的捐款不断涌入，学生在这里接收，就算有人想撤退，依然有人想留下，继续接收海外资源，他们永远可以支撑下去。
比起学生、知识分子的贫穷生活，海外支援的金额太大，诱惑力太强。学生能抵挡这样的诱惑吗？
更何况，留在广场还有一个更崇高的道德正当性：“反抗到底，勇敢坚持”。
现在，学生已在崩解边缘，广场逐渐失控，学者也无法教学生撤退，中共内部更不可能缩手，这一场震撼世界的学生运动，要如何收场？
我只能坐在这里，注视着事态走向最后的终局吗？
夜深时分，我看着那一小队一小队手擎大旗的学生和工人，奔逐在广场上，目光中露出火一般燃烧反抗的光，仿佛“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内心生起一种不祥的忧惧。
那种目光，那种怒火，那种玉石具焚的狂热，即使不是摧毁别人，也会被别人摧毁，甚至最后，在过度燃烧的激狂中，自我毁灭。
这些孩子啊，开国际记者会、调动全世界的目光、刺激中共官方最敏感的神经，招来全北京市民的关注，集中全中国人民的目光，却是如此纯真狂热，像活在不真实的火影幻觉之中的精灵。
终于，夜深三点多，狂奔的青春耗尽了力气，回到帐篷里，停止了躁动，安静下来了。
我换了一个长镜头，在观景窗里，凝视着这些青春的面容。
看得出来，今天晚上多的是忧愁的、茫然的眼神。他们有时静静坐在帐篷里，有时听见外面有骚动，就站起来观望，面容惶然，不知所措。有几个学生脸色黝黑，可能有几天都在广场晒着大太阳，又无处洗脸，就那样撑着。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长相斯文，面孔白净，像南方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望向天空，望了许久。望到我都好奇：他到底在看什么？
我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处台阶上，远望着帐篷里小烛光，像渺小的萤火虫，一盏一盏闪闪发亮。歌声远远传来，又柔又轻，仿佛安眠曲。
宁静的广场，仿佛一张略微凌乱的大床，一个天地间为纯真孩子而铺设的花园。小小的帐篷，像一朵一朵的小花伞，遮蔽着青春的梦想。
有一些帐篷传出吉他和歌声。不知是哪一个帐篷，远远传来苏芮的〈奉献〉。或许是夜太深了，唱得很轻，很慢，有一点悠扬，有一点感伤：
长路奉献给远方 玫瑰奉献给爱情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爱人
白云奉献给操场 江河奉献给海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朋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不停地问 不停地找 不停地想
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 “故事快要结束了。”我在心中说。
我开始抛开自己心中预设的西方“民主运动”认知，抛开海外对中国民运的期望，以及那认知带来的理所当然的“想像”，进入更真实的世界。那学生运动的“心灵世界”。一个夜深时分才会显露出来的隐秘的角落，一个真正感性与理性都无所隐藏的内心世界。那是我“未曾了解”的心灵。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内心，到底想什么？
芸芸众生的学生，内心在想什么？
这一场运动的“心灵”，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的心灵深层，到底在想什么？
天安门，这个历史的广场，突然像《现代启示录》里的那一片丛林，里面藏着未知的“黑暗之心”，那是我正在踏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