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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大副穆罕默德·艾沙（Mohammad Aisha）被一艘巨型货轮发出的嘎吱声和船身的颤动惊醒，他感到船体正在向右倾斜。他一路摸黑，跌跌撞撞爬上了五层楼梯，来到驾驶台，用手机电筒照亮了仪表盘。
MV Aman 号货船已经倾斜了10度，330英尺（约100米）长的船体已进水超过6英尺（约1.8米），而距离它最近的船也有3英里（约4.8公里）。艾沙心里明白，如果这艘3000吨的货轮沉没，会把他——船上唯一的人——卷入到红海海底。
这是大难临头。却也是艾沙逃离的良机。
这名29岁的叙利亚人是这艘货船上留下的最后一名船员，过去几个月，他一直独自生活在船上。两年前，货船被遗弃在苏彝士运河入海口附近，并被埃及政府扣留。他们拒绝让他上岸，但艾沙寻思，如果船要沉了，他们总不能让他留在船上。
眼看著船要沉了，他打开了紧急信号灯，同时通过无线电高呼“Mayday! Mayday!”几个小时后，军方的一艘巡逻艇终于开了过来，把他带到了岸上。
接下来，他接受了军方和警方的一连串盘问，十天后，穆罕默德又回到了原点——那艘险些沉没的弃船上，只不过，船体已被修好。那一天是2019年10月27日，转了一圈，他又回到了原点。
当时，这名叙利亚小伙离家约400英里（640公里），他被困在了埃及官僚政治和海事法交织成的层层迷宫中。他甚至心想：我还等得到下船那天吗？
艾沙是2017年5月登上 MV Aman 号的，但没多久，这艘货船就因为欠债而被扣留。随后，船员们接二连三离开了，有些人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溜回了家。
可艾沙却走不了。作为 MV Aman 的大副，也是船上的二号指挥官，他曾听从船长的建议签署了一份文件，将自己指定为 MV Aman 的法定监护人。后来，这艘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货船欠下了数额不菲的债务，船东要么无力偿还，要么就是无心偿债。
对埃及海事法院而言，艾沙是负责操控船只的船员，而在所有债务问题解决之前，这艘船哪儿也不能去。对移民局而言，他缺少上岸所需的文件。对叙利亚政府而言，他不过是数百万滞留在外的叙利亚人之一。
“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他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说，“我不仅与世隔绝，而且被彻底抛弃。”
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去年有近1000名船员被遗弃在海上。该组织的高级法律事务官员扬·德·波尔（Jan de Boer）称，真实数字可能比这高得多。“我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他说，“但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么多。”
如果船东没了钱，船员往往拿不到报酬，他们无法回家，也没法养活自己。此时，无论是港口、保险公司、船旗国政府官员，抑或船员所属国家的大使馆，通常都不愿插手来打破僵局。有些国家会要求船员留在船上，有的船员则是自愿留下，他们希望在船被卖掉后，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报酬。
在距离 MV Aman 不远的苏彝士港，埃及政府将一位名叫维比·卡拉（Vehbi Kara）的土耳其船长扣留在一间酒店房间里，他也是一艘集装箱货船的法定监护人。这艘在2020年1月被遗弃的船鼠患成灾。还有人们已熟知的“长赐号”（Ever Given），3月份时它因搁浅将苏彝士运河堵塞了六天，如今该船船员依然待在这艘庞大的货轮上，等待一家法院裁定其船东是否应向埃及方面赔偿收入损失。
许多条约、公约和法规都要求集装箱船的船东购买保险，以便在弃船事件发生时，能更好地维护船员权益。其中最有分量的当属《国际海事劳工公约》（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这项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公约于2013年生效。然而，许多中东国家从未签署该公约，也包括埃及和巴林，后者正是 MV Aman 的船旗国。自2017年以来，全球行业工会——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接到报告的中东地区弃船事件每年都在增加。
MV Aman 的船员和代理商称，船东名叫尤塞夫·本·萨那德（Youssif bin Sanad）。记者致电在巴林的萨那德，但他说自己并不是船东，而是 Tylos Shipping & Marine Services 公司的前商务经理，如今这家公司已经破产。他拒绝透露该公司的老板是谁，也拒绝谈论艾沙事件的细节。
他说，“我自己也遭受了损失。”他还说，艾沙当初不应该签署那份将其指定为法定监护人的文件。随后，萨那德在聊天软体 WhatsApp 上发来一条信息，称他不会再谈论此事。
记者曾多次向埃及港口管理方、警方以及军方致电、发送电子邮件以及短信请求置评，但均未得到答复。
艾沙登上 MV Aman 的两个月后，船只在苏彝士运河入海口附近的阿达比亚（Adabiya）港被拦了下来。船长上岸办事去了，艾沙正在船上做一些修补工作，这时，一名埃及法院的工作人员带著一封信来到了船上。信里说，船东需要为去年购买的一个三吨重的锚支付21500美元，否则船只将一直被扣留。
艾沙说，在船长的建议下，他签署了文件，将自己定为船只的法定监护人。
“我当时没想到，这会成为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他说。
艾沙19岁开始跑船，MV Aman 是他跑过的第11艘船。他出生在叙利亚有著海军基地的城市塔尔图斯（Tartus），在船上摸爬滚打了多年，职位也不断晋升。他跟随货轮最远到过香港，那是他最喜欢的港口。
母亲玛吉德·艾尔-凯亚特（Majd Al-Khaiat）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叙利亚战事的最新情况。他记得母亲曾说，“要随时把手机带在身边。”“她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一直都有人在陪著我。”
根据艾沙的合同，他在 MV Aman 上的雇主是巴林的 Tylos Shipping & Marine Services 公司。在艾沙被聘用时，该公司拥有几艘杂货船，MV Aman 就是其中之一。
MV Aman 被扣期间，船上的埃及、印度和叙利亚船员（共16人）靠下棋或打牌来打发时间。每扣留一天，债务就会越积越多。巴哈·菲德尔·埃尔·阿拉（Baha Fadel El Alla）是 MV Aman 的代理人，由他代表这艘货轮与当地官员对接相关事宜。在岸上，他会整理 MV Aman 产生的各种发票费用，包括食物、燃料、保养以及其他港口开支。
阿拉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会给一名男子打电话，据他说，按照法律文件，此人就是 MV Aman 的船东——萨那德。他说，面对堆积如山的债务，萨那德似乎很淡定，他承诺会解决这些债务的。据阿拉回忆，萨那德有时会在聊天信息中发一些现金的图片，他说他正要去西联（Western Union）汇款，可阿拉从没收到过一分钱，而且萨那德经常好几个星期不回信息，再次出现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起誓发愿。
面对迟迟不能到手的工资， MV Aman 的船员失去了耐心，他们逐一签署了文件，从港口管理局拿回了护照，陆续离开。2017年11月，艾沙打电话给代理商，要求下船。
艾沙说，一位港口管理人员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作为船只的法定监护人，艾沙必须待在船上。
船员只剩下了八人。他们在船上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应得的工资就越多。如果这时离开，就意味著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到。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船员之间开始发生争吵。一天，艾沙来到轮机舱时，那里刚刚结束了一场打斗。
2018年夏天，又有四名船员选择了离开，包括船上的厨师。于是，艾沙自告奋勇当起了厨师。他在手机上搜索大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的影片，自己烤起了面包，可烤出来的面包要么烤焦了，要么就黏糊糊的。储藏室里的食品越来越少，他按照母亲的推荐，把所剩的东西拿来即兴制作意大利面。
与此同时，艾沙还在不停地给所有他能想到可以帮助他的人发电子邮件。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驻伦敦办公室表示，它会调查此事，并且会帮他找到一名律师。然而，若要与律师会面，艾沙需要获得移民局官员的上岸许可，而鉴于艾沙的身份，移民局官员必须征询港口和法院方面的意见才行。
艾沙说，他打电话给叙利亚驻埃及大使馆，但电话无人接听，他的母亲还去大马士革向叙利亚外交部请愿，也没有人愿意听她反映问题。一位熟人找到了一名叙利亚外交官的电话，他告诉艾沙，这属于埃及的主权事务。
当年9月，艾沙的母亲不像以前那样经常打电话来了。她得了癌症。9月10日那天，一位亲戚打来电话，问艾沙是否坐著，他从电话里得知，母亲已经过世。
几天后，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船员工会打来电话说，法庭驳回了另选他人作为船只监护人的请求。工会聘请的律师阿敏·埃尔·达肖尔（Amin Al Dashour）称，法院从未了解艾沙一案，并且对他想要予以解释的要求也置之不理。
艾沙说，他给萨那德发了电子邮件，萨那德告诉他，这艘船会被卖掉，很快艾沙就能拿到钱了。
2018年最后一天，艾沙和剩下两名船员一起吃了顿饭，彼此说了一些祝福新年好运的话。到2019年夏天时，除了艾沙，就还只剩下一名船员。当年8月，这名船员上岸办事，随后打电话说，他不回来了。
至此，这艘空荡荡的巨轮上就只剩艾沙孤身一人。真正令他感到不安的，是很难听到人声。听了好多年的轮船嘎吱声和抖动声，如今却令他毛骨悚然。
他在驾驶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那里凝望地平线，看著往来的巨轮，寻找人类同伴的踪迹。为躲避白天的酷热，他会下到船舱里，太阳落山时再出来，在甲板上走走。他说，到了夜里，船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就像坟墓一样。
他下载了一些电子书在手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的、土耳其小说家埃利芙·沙法克（Elif Shafak）的，还有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Sapiens）。
代理商阿拉仍在供应食物和燃料，只是量没有那么大了，频次也在减少。艾沙说，有几天，他只剩几片干面包可以啃。船上的柴油快用完了，燃料一旦用光，电灯就会熄灭，而且手机也没法充电了。
阿拉说，他在 MV Aman 上花掉的补给和维修保养费用已经超过10万美元，可对于这些费用和三番五次的求助，萨那德都漠不关心。“船东总是这样轻松。”阿拉回忆说，萨那德让他放心，他会付钱的。
已经干了20年代理的阿拉说，他实在不明白，一个坐拥好几艘大船的船东，并且每艘都价值数百万美元，为什么会为了这么一点债务而放弃一艘船。他说，2019年底之后，萨那德再没回过他的电话。“他就这样消失了。”阿拉说。
艾沙打定主意，要想下船，他只有靠自己。2019年9月，他两度发出无线电遇险警报，说他在船上已经无法生存，然后乘坐救生艇来到岸边，希望可以冲破官僚主义的障碍。可每一次的结局都一样：警察又把他送回了船上。
艾沙央求警察把他关进监狱——只要能离开 MV Aman ，怎样都可以——但他们说这样不行，因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他是叙利亚人，又缺少必要的签证，因此不能入境埃及。
回到船上后，艾沙发现，船身开始倾斜。也就是那时，他用无线电发出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求救信号。
最先驶来的是一艘标有“搜寻救援”字样的船。艾沙向他们求助，船上的一名工作人员却高呼：“我们不是救援船。”他用手机拍了一段艾沙的影片，然后就把船开走了。
几个小时后，军方一艘巡逻艇开了过来，把艾沙带到了一个基地。“你说船上只有你一个人是什么意思？”他回忆当时一名军官说，“谁把你留在那儿的？”
接下来的十天里，军方把他交给了国土安全部，后者将他移送到一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之后他又被转移到一个警局，这里正是他几周前来过的地方。
在港口警方眼中，艾沙成了不受待见的人，他说，警察把他拷在沙发上，还警告他，“到时候有你好受的。”艾沙说，当警察把他带回船上时，他几乎没有反抗。
这一次，船上多了一名退休船员，他是代理商雇来看守 MV Aman 的。此人名叫穆罕默德·卡迈勒（Mohamed Kamel），65岁的他烟瘾很大，他的任务之一是让艾沙不要惹麻烦。“一开始，我对他很严厉，公事公办。”卡迈勒说，“但当我目睹他经历的一切后，我很同情他。”
很快，艾沙和他的看护人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吃著自己烤的面包，还有变了味的蜂蜜糖。两人用船上的废旧金属与过往的渔船、商船交换，换回奶酪或是鱼。
卡迈勒说，他看得出来，艾沙的身心备受煎熬，他试著给他一些鼓励。他会给艾沙讲一些埃及文化里的俏皮话，鼓励他度过难关。两人时常会取笑自己的厨艺。“这是真主对你的考验。”这位老船员对他说。
艾沙很多时候都在埋头看新闻和 YouTube，他喜欢在 YouTube 上看《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尤其是这部电影里的高潮——男主角被冤枉坐牢19年之后，终于逃了出来。
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他出现坏血病的症状，三颗牙齿已经松动。在卡迈勒的帮助下，他尝试了一些治疗方法，比如用盐水漱口，用干的康乃馨泡茶。尽管如此，他晚上仍要吃10到12颗止疼药才能入睡。
2020年3月的一天，睡梦中的他被暴风雨惊醒。只见他们的船在狂风巨浪中拖著锚，径直朝一艘油轮冲去，此时船上的燃料已经所剩不多，无法改变航向。两艘船差一点就相撞了，但 MV Aman 并没有停下来，它继续向一个钻井平台冲了过去，所幸，还是没有撞到。
到早上的时候， MV Aman 已经在苏彝士运河入海口附近搁浅，这里距离岸上的小村庄只有300码（约270米）左右。艾沙走到甲板上，终于看到了人间烟火。棕榈林立的海滩边是一排排低矮的住宅。
他心想，这场暴风雨真是一个幸运的转折点——“有如神助”，他对卡迈勒说。
现在，艾沙认识的那些住在苏彝士的船员可以游过来给他送熟食了，他们会提前用塑胶袋把食物包好，而且也可以把艾沙的手机拿到岸上充电。卡迈勒游上了岸，再也没有回到船上。
那年5月，艾沙也头一次游上了岸。就在他头几次离船时，有一次，军方把他拦了下来，还来了一名上校。当时，艾沙的左脸肿了，双眼也有瘀伤。军方把他带到一位牙医那里，牙医拔掉了他的三颗牙。
出于对艾沙处境的同情，港口警方实施了新的规定：如果艾沙游上岸的话，他们不会逮捕他，前提是他要在日落前回到船上。冬季来临，他用运输托盘做了一个筏子，还做了一套拉绳系统辅助自己上岸。警察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漂流者（Castaway）。
12月时，艾沙的事被穆罕默德·亚拉奇迪（Mohamad Arrachedi）得知，他是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船员工会负责阿拉伯和伊朗事务的区域主管。他的手机会不时收到被遗弃船员发来的信息：伊朗人被困在了印尼，印度人被困在了阿曼，还有19名船员在一艘挂有帕劳国旗的散货船上绝食抗议，船只被遗弃在科威特，船员来自格鲁吉亚、印度和土耳其。
在亚拉奇迪看来，艾沙的遭遇属于极端情况。不过，有一个细节倒是似曾相识。2017年，亚拉奇迪曾和萨那德以及 Tylos Shipping and Marine Services 公司打过交道，当时，该公司一艘船上的船员投诉称，他们被丢在了阿曼境内一艘不具备航行条件的轮船上，而且已经六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八个月后，因为即将发生飓风，这批船员才得以下船。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资料显示，Tylos 公司旗下总共有四艘船发生过船员遭遗弃的情况。
亚拉奇迪说服当地一名工会成员自愿代替艾沙，担任 MV Aman 的法定监护人，同时，他让一名律师向法庭请愿，希望法庭能接受更换船只监护人的提议。到今年2月份时，由于不堪忍受事情的缓慢进展，亚拉奇迪鼓励艾沙向媒体求助——将此事告知英国广播公司（BBC）。随后，BBC阿拉伯语频道播出了记者与艾沙影片连线的画面。
4月份，伊斯兰教的斋月开始了，艾沙决定冒一次险，上岸过斋月。开斋节那天，他在一位工会代表的家中吃了烤鸡，和他一起的还有另一名船员，此人的噩梦才开始不久。
他就是土耳其人维比·卡拉——“MV Kenan Mete”号的船长。他曾在这艘被遗弃的船上独自生活了12天，后来由于船上鼠患泛滥，当局允许他住进一家酒店，在那里接受扣留，而这一住就是11个月。“我无法想像你经历了什么。换作我，可能活不下来。”艾沙记得卡拉当时曾说。
艾沙的律师让他放心，法院说过，会在4月11日之前对他的案子做出裁决，如果判决结果对他有利，他说不定马上就可以飞回家。4月15日那天，艾沙得知，他的奶奶巴德瑞娅·欧塞姆（Badriah Otham）去世了。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那些人，在我一个又一个失去家人时，他们还把我留在这里。”他说。
4月20日，艾沙接到移民局官员的电话，告诉他可以回去收拾东西了。他游回 MV Aman ，开始打包行李。他绕著这艘船走了最后一圈，想起过去四年“以船为家”的日子，他心想：“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这艘该死的船了。”
英文原文：Trapped Aboard an Abandoned Cargo Ship: One Sailor’s Four-Year Or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