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香港一名任职毒品调查科、因性侵多名11-14岁女童而被起诉的警员，承认八项性侵犯女童及与未成年女童性交（即香港俗称“衰十一”） 控罪，在区域法院被判入狱三年十个月。判刑引发公众哗然。
除因为被告本身具执法人员背景、却竟知法犯法外，亦因为从被告承认的案情所见，部份事件中的受害者曾经表示抗拒、但被告仍继续性交行为，案情无异于强奸罪，但最终被告仍只以“与十六岁以下女童性交”等罪名被判刑。因此不少网民评论以至关注团体的回应，都普遍认为46个月的刑期与犯行并不相称，更质疑被告是否因其职业等因素而获“优待”。
这其中涉及到法律上的技术问题——答辩商讨，因此有需要了解法庭基于控方和受害人、以及案件审理的具体考虑。但无论如何，此案及其他发生在香港的、夸张程度“旗鼓相当”的性罪行案件，都在反复提醒著：在法律文化上，关于性罪行的认知仍有一定困境和改善的需要；而香港的性罪行法律检讨十五年，改革仍然缓慢。非典型性罪行的严重程度，亟需得到法律文化的重视。
“强奸”变“非法性交”？
平心而论，答辩商讨在本港的刑事程序中并不罕见，亦不是由于被告具有公职或者其他显赫身份，才有这种跟控方商量的机会。
事实上，当被告在2018年8月就其中一宗涉案指控被押到粉岭裁判法院时，当时被告面对的是“强奸”罪；但当案件移交至区域法院、并在去年十二月听取被告是否认罪时，相关事件的控罪则改为“与十六岁以下女童性交”，并连同其他事件中的向女童作猥亵行为、非礼、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等罪一并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