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是香港作家陈冠中“2020致敬文艺复兴人”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回忆了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场域与彼时个人选择，原题为《香港与我的开蒙：电影、书和社会运动，1966-1975》，现标题为编辑所拟。以下为演讲全文。包括演讲之后的提问，陈冠中在提问中就香港当下情势、青年出路、两岸四地华文断裂与期冀等问题讲述了自己的看法。
文艺复兴奖2020请我做一个40分钟的演讲，我给了一个题目：香港与我的开蒙。我特别会著重讲电影、书和社会运动。我会缩短范围到几年而已，就是我自己读高中、预科和大学的那几年。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些回顾，可以不单只听到关于我开蒙的絮语，还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背景，所以题目是香港与我的开蒙，香港是在先的，即是我会讲到香港好多大环境，而香港的大环境与世界与中国的环境都有关系，而这个大环境成就了我的同代人，而我是同代人的一份子。
如果没有我的同代人的平台，我相信我都不会成为现在这样。我更会集中讲当时的文化场域的选项，如果没有了这些我同代人的文化场域的选项，我相信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的开蒙与香港这个地方、我的同代人和这些文化场域都很有关系。
这就是我想用40分钟跟大家讲的一些议题，每个人都有被动的方面，我自己最终走了一条比较少人选择的路，但是我背后有一个大环境，当然之后我主动的选择亦影响我自己的轨迹。 但是如果我可以将这些事情讲清楚，就算集中在那几年，我相信亦对大家理解香港当时那一代人，我年代的人也很有帮助。
我讲过几次这种演讲，就是说我自己青春期的开始是1964年的一个事件，青春的结束就是1971到1973年的另外一个事件。开始是哪件事，开始就是1964年英国乐队Beatles披头四，国内叫作甲壳虫，访问香港。Beatles 成立不久就去了美国，之后第一次世界巡回演唱，其中一站就是来香港，代表在那时候香港已经是世界文化地图的一支旗。他们1964年在乐宫戏院做演出，大我一两岁的姐姐去了听。全代人都好像疯了一样，突然之间我们新的时代来到。1964年当时我只是12岁中学一年级。那时候我还没真的跟上这个潮流，但是我看到我的姐姐已经在那个潮流中。
然后到1973年是什么事呢，在1971年开始香港股票恒生指数从100点上升到1700点，然后在1973年从1700点下跌到130点，那个是股市。就是说我们的青春期是从英美文化和代沟开始，然后在70年代初，终于明白到钱原来可以这样玩弄，原来很多人可以因为这样鱼翅捞饭，亦可以因为这样跳楼自杀。
这样的教育已颇完整，就是说突然之间开蒙了文化和金钱经济。但中间还经过几个很惊心动魄的事件，就是在1966年我们香港由一个天星码头加价的抗议示威，造成了骚动。1967年有一个工人运动之后做成的暴动。这是政治，政治里面又再分一个是民生的政治，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政治。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成长的年轻人，明白每件事情的意义的话，其实都已很完整地接受了文化、经济、政治的开蒙。
讲回64年，64年其实在中国是什么情况呢呢，当时在内地是四清运动的开始，这个是文革的前兆，已经预告了风雨欲来。71至73年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文革还没结束，是文革早期完结了，中期开始。这个中期有非常残酷的几次运动，包括要清去一些新兴一代的异见份子，所以71、73年，有很多北大的才子被枪毙，因为讲了一些话写了一些东西。这是他们的时代，与我们是同代人，但时代大环境完全不一样，因为在香港有这样的大环境才会成就我这样的一代香港人。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成长的年轻人，明白每件事情的意义的话，其实都已很完整地接受了文化、经济、政治的开蒙。
我讲回前一些，或者我们应该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代的香港人。可能可以回到1945年日本投降，当时本来就要将香港给回中华民国，因为这是盟国的一个协议，但是英国不是很遵守这个协议。战争完结了，立刻再控制香港岛，英国的舰队就立刻来到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军队到了宝安县（现在深圳一带），但是他们没有过来香港，如果他们早一步来到香港岛，我想形势会完全改变。当时在香港的武装力量是日本以外，就是游击队，东江纵队，当时他们是受共产党指挥，但是他们又不想接收香港这个政权，因为接收了可能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共产党当时仍是跟著中华民国对抗日本。中共宁愿将香港给英国人，英国再次掌管这个殖民地，所以才叫作“重光”香港，这个肯定是很关键的一刻。
然后1946年在中国内地开始内战。到1949年内战结束，共产党又决定不收回香港，当时还要向一些做港澳工作的人解释，为什么我们不顺势收回殖民地。还要周恩来出面讲，香港就是我们抓著英美，可以摇他们的那一条辫子，可以分化他们。又说香港是一个桥头堡一个对外的窗口等等，因为这样才出现我们所谓香港婴儿潮一代。
香港人口从1945年之后，慢慢增加，一路增加到1950年已经超过200万人，1945年在香港剩下不足50万人，到1950年已经另外一回事，特别是1949年，这一年差不多来了100万人。如果没有大陆易权这个转变，我想我也不会在香港，我父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1949年之后陆续来到的，我自己是在1956年才到香港。我们就是难民或新移民那一代，也是香港的第一代土生土长，或者土长的新生代，婴儿潮那一代。因为来到香港，比较安稳，所以很多小孩出生。
这样还没完，香港当时是转口港，营生的是依靠转口，但突然之间韩战或者叫朝鲜战争出现，因为这个战争，联合国就禁运了货品进出中国，那么香港的转口角色就不在了。幸好世界战后第一波的全球化开始了，即是说美国市场，这个最大的市场，他们开始开放给某些地方，并将某些工业转移到一些较便宜的地方，如日本，然后由日本转移到来香港。香港就开始了50年代劳工密集的工业化，终于可以负担那么多难民，香港的人口变成一个红利，让香港可以输出一些很廉价的产品。因为这样我们的香港才可以知道怎样走下去，大家都很努力糊口，大家都很努力工作。
在这个期间，我们父母那一代都不会叫自己做香港人，没有这个概念，那时候的政治理念都还是分左右。我刚到的那一年1956年，曾经有过暴动，那个暴动就是因为警察清除中华民国旗，但后来有黑社会的骚动，很复杂，但是我不太记得，因为太小了。我记得的就是当我稍微年长一些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看到的电影原来都分两边，每年双十节都是有一个庆典来的，在尖沙嘴油麻地地带的平安大厦，自由工会的明星在那边聚餐，我们就去街旁围观，人山人海的围观。如果坐双层巴士到荔枝角或者黄大仙，你沿途会看到很多青天白日旗，这个就是小时候的印象，对政治的印象。
我们在香港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国语片、粤语片，还有美国电影，甚至日本电影，但是原来有种另类的电影。我是因为黑白电影，因为这些老艺术片，令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世界。
然后到50年代后期，中国发生大饥荒，这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原来我们香港人要经常救济大陆，那时候祖母和外祖母，他们会叫我写地址，因为那时候我在读书，会写毛笔字，他们买些油啊糖啊，用很多布料包裹著，那些布料寄去大陆可以补衣服，然后上面缝上一张白布，写著亲戚的地址，然后在邮局寄回大陆，当年是要寄送油、糖回大陆去救济亲戚，这是我小时候的印象。
一开始我们家生活很拮据，我们曾经很多人住在一间租回来的房间，但就算是那时候我也没有挨饿，也没有什么短缺，我也可以去上学。我小时候是读天主教学校，可以见识到很多东西。当时有免费派送的乐锋报、又有天主教的公教报，里面有影评，是的，公教报有影评。从天主教开始我懂得在想究竟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天主教的学校有圣经这一堂课，而圣经这一堂课的课本《要理问答》的第一课第一句就是问“你为什么生在世上？”，第一课就开始问你这样的东西，让你开始想：原来可以问这样的问题。
60年代中，我是在初中，我当时唯一看的课外书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也不舍得花钱买，而那些武侠小说是要去租的，虽然用很少钱，但是我也是要花钱去租的。那时候，刚刚说1964年Beatles来香港，我们的风气已经改变，我们那些男孩希望留长头发，又要求穿牛仔裤，虽然家人是反对的，有很多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与上一代发生一点摩擦的。
在中学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份中学生的报刊，叫作《中国学生周报》。因为学生周报，我就看到很多影评，开始有些好奇。然后很幸运我有一个同学，叫邓小宇，是同班同学来的，他就会邀请我去一个叫作法国文化协会的地方，说我们去看些法国电影好不好。这是我作为文化，或者是文青的开蒙，就是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电影看。我们在香港已经可以看到很多国语片、粤语片，还有美国电影，甚至日本电影，但是原来有种另类的电影。我是因为黑白电影，因为这些老艺术片，令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世界。
其实香港在电影方面是很先进的，因为除了法国文化协会之外，当时还有一个第一影室，已经同步播放世界的艺术片，虽然当时我还没知道这个第一影室。电影是我第一个开蒙媒介。 我讲一些黑白电影名给大家听听，只限于黑白电影。首先法国的新浪潮片，如杜鲁福的《祖与占》、《四百击》，高达的《断了气》，阿伦雷奈的《广岛之恋》，或者再旧一点Renoir（雷诺瓦）的《游戏规则》之类。除了法国电影我们还可以看到意大利电影，《单车窃贼》、费里尼的《大路》，又可以看到瑞典电影，Ingmar Bergman（英格·柏格曼）的《第七封印》，其实已经开窍了一个叫作世界电影的窗口，加上印度孟加拉导演Ray（萨雅吉·雷）的《阿普三部曲》，我们看到Ozu（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故事》，我们可以看黑泽明，看他的《罗生门》，又看《流芳颂》，知道原来做官僚很无聊，人要去找意义，然后看到《赤胡子》知道什么叫作人道主义，除国家民族阶级之外还有人道主义。这些全部都是黑白片，我还没讲其他彩色电影如《天国与地狱》那些。
另外一种电影也可以看到，就是反对战争的电影，例如市川昆的《缅甸竖琴》，小林正树的《人间的条件》这些日本电影，又可以看到意大利导演拍摄的《阿尔及尔的战争》，知道反殖这一回事，知道非洲阿尔及尔人反对法国殖民地，当时还可以看到《西线无战事》一战的反战电影，看到Stanley Kubrick（史丹利·寇比力克）的《密码114》，原来核战会令我们全部死亡，在冷战期间人为的愚蠢，可以令我们一起送死。黑白电影其实已经可以令到我开窍，只要我领悟力高一点，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可以明白很多东西。电影是第一个让我对文艺有兴趣的东西。
1969年，那一年我读预科，我们文科学生读中史还有英史。预科的中史，完全和我中学的中史不一样，读预科的中史我才开始开窍。譬如我们要读什么书呢，我们要读钱穆的《国史大纲》，我们要读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而且每个同学都要修读一科专科，我修读秦汉史，要看很多秦汉的历史书，包括钱穆的《秦汉史》还有其他秦汉史。另外我修读的英文的“历史”课，同样与中学那些完全不一样，不单止要读教科书，还要真正的阅读参考书。其中一个我们的专科是要考法国大革命，不是我自己选，是全校学生都是选这科，那届要考港大就要选这一科。看这些历史学家的历史书，是真正的阅读。到我读完预科，我已经有了中史的开窍，有了对欧西历史的一些印象，这些都只是初步印象，但是很重要，从此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是一种sensibility，一种感觉，终生伴随，原来可以有这样看中史看外国史书的滋味。
我一进文艺书屋，全书屋都是台湾书，有台湾进口的书，有盗版台湾书，那时候香港会盗版台湾的书本。里面有两三道门我打开了。
到1971年大学第一年，我基本上几个伴随一生的主要sensibility都将会齐备，那么巧自己知道，在自己住的尖沙嘴地方，在汉口道有一家楼上书店，叫做文艺书屋。我在预科的时候，已经开始买明报月刊看，已经看到很多名字，又看到上面有很多讨论华人问题意识、华人知识份子的议题，已经开始有兴趣。我一进文艺书屋，全书屋都是台湾书，有台湾进口的书，有盗版台湾书，那时候香港会盗版台湾的书本。里面有两三道门我打开了。
第一道门是文学，因为在文艺书屋，我找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选，还有白先勇的《谪仙记》及《台北人》的系列小说，我找到王文兴的《龙天楼》，我找到余光中早期的诗集《五年少年》以及余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左手的缪思》。这里首先打开的是华文的近现代文学。我会看到《近代散文抄》，有晚明的白话文也收录进去，突然之间知道了华文的另外一种传承。还有看到一些当时不太明白的文学批评的书，如叶维廉的《现象·经验·表现》。这里有两种文学，一种讲的是华文现代文学，一种是通过《左手的缪思》和《现象·经验·表现》这两本书，里面讲了很多西洋文学的书。余光中《左手的缪思》里面有一篇提及Robert Frost（罗伯特·李·佛洛斯特），有一篇提及TS Eliot ﹙艾略特﹚，有一篇提及莎士比亚，里面有提及EE Cummings 一个美国诗人，里面还有提及现代画，梵高、印象派还有后印象派，和毕加索。这里有两道门打开了，两种开蒙，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刚刚讲了有中史和欧史初步的感觉，这里又多了两样。
另外有一种书也是在文艺书屋买到，都是台湾书，如李敖的很多书，例如这一本《传统下的独白》。我找到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我当时为什么会买这么厚的书，我也不明白，虽然未必看到很明白，但是里面有提及很多后来我也继续研究的东西。有香港作家参与编著费孝通写作的文集。我找到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如果当时我们香港教科书没有讲到民国时期，但是你们只要拿到类似这样的一本书，蒋梦麟的《西潮》，你自己就开始打开到民国的那道门。
所以只是在这几年，特别是1969至71年这三年，我知道了世界电影；我知道了华汉民族的历史，知道了华文知识份子在讨论的议题，里面很多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我知道华文的近现代文学；我开始注意到世界的近现代文学。我大学那几年读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强化我之前已经开始了的想法，之后的读书亦有些再强化，或者是补充批评之前的想法。
但我想讲的是，这几种感觉其实不需要读大学都可以取得，我只是作为一个同代香港人，不是我一个人，是很多人修读预科，或者去一些书店找课外书看过，其实一样拿到，是周围都可以拿到的，只要你稍微主动去找，其实都可以找到，并不需要你真的去读专科才可以接触到。
我从电影开始，对电影那时候我是朝圣一样去看的。从电影到书，我开始去找人生的意义，我之前讲过很小时候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但是再看多些书之后，我就开始知道，我们要知道世界的条件是怎样，即人间的条件，就是怎样的社会是好的，怎样的制度是比较有利的，这些问题全部都打开了。你们这个是网络时代，你们找东西比我容易很多，只要稍微主动些，你们都可以找到很多东西，所以大家既要在同温层找到身份认同，也要走出这个同温层找到自己。其实这些东西都在，不需要在学校拿，但是你去学校再专注去进修，是可以强化很多东西。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的确有限制，但亦有很多潜力。如果自己能够自主些，其实现在全部都可以吸收到。开蒙是依靠自己的，开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就完结，而且开蒙有很多种类。希望大家多努力，因为我们现在又踫上了一个大时代。
我自己这一代的文化人，享有当时香港的文化场域，是很幸运的。我们见到好几个文艺类型的复兴，我看到的有四种：看到武侠小说的复兴，看到报刊杂志在香港的复兴，看到粤语电影一路从盛到衰，然后在70年代的复兴，我们又看到粤语流行曲在70年代的复兴。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新兴的文类和媒体，同代人都分享到，例如电台节目的兴起，电视剧的兴起，香港漫画的兴起，香港设计的兴起。今日在香港的文艺场域，文艺复兴基金会代表著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我们有很多独立的文化东西可以看到，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到香港都没有觉得白走一趟，因为太多新的东西：我们的独立音乐、独立剧场、独立电影、独立录像、独立纪录片、独立漫画、独立出版和独立书店、独立媒体及独立的各种艺术团体，现代舞和小说、报导。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在我同代人是反应比较慢的，这个复兴是潜伏和起起伏伏的，一直到近年才兴起，就是政治和社会思想。这两样东西，我早就有兴趣，但当时同代人没有那么有兴趣。在环境转变下的今天，大家到最后都开始对这两件事情很有兴趣。这可让大家看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的确有限制，但亦有很多潜力。如果自己能够自主些，其实现在全部都可以吸收到。开蒙是依靠自己的，开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就完结，而且开蒙有很多种类。希望大家多努力，因为我们现在又踫上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现在踫上什么时代？如果用美国独立战争的Thomas Paine的名句就是“这是考验人灵魂的时代”“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 men当然包括 women。70年代之前大陆之外的华文世界有句口号“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其实到现在都很适合，我们香港青年经常都讲时代选中了他们。我们每个都高度意识到我们与时代充满矛盾，我们很想寻求启发，寻求觉醒，这个时代很折磨青年，但年青人有很多工具，有难得的机遇，他们是可以很快的跳跃式开蒙。
我引用两个心理学家的讲话结束这次的谈话，一个就是人文心理学家罗洛梅讲的“人不会没痛地成为完整的人”，另外一个是英国心理分析家Adam Philips说“要成为成熟的人有三种不可缺少的体验，第一是要有讨人厌的经验，experience of being a nuisance ，第二是要有感到迷失的经验，of getting lost，第三是一种处于无力的状态，of being powerless”，这三种经验都有助于成长，有助于人的成熟。以前有些评论家说，年轻人甚至成年人现在都好像巨婴一样，就是身体很巨大，但是心态上还是像婴儿一样。我觉得我们香港年轻一代不会这样，他们会成长得很快，很容易就变成成熟的人。他们有很多非正常经验，遇到了这个非正常的时代，同时他们是可以接触到很多种文艺资源。
他们是最有资格成为香港下一代的文艺复兴人。
我们香港青年经常都讲时代选中了他们。我们每个都高度意识到我们与时代充满矛盾，我们很想寻求启发，寻求觉醒，这个时代很折磨青年，但年青人有很多工具，有难得的机遇，他们是可以很快的跳跃式开蒙。
提问
我收到提问，文艺复兴基金那边的主办方叫我回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以前的人好像有很多机会去培养自己的文化根基，而这个年代好像很难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年轻人应该看什么书呢？
在前面的演讲，其实我是故意讲回我自己作为高中生、作为预科生、作为一年级大学生的那时候，我接触到的电影、书和社会运动。我自己当然与我同代人有很多习性上的相同，我们的同代人是因为我们在香港所以有这样的共同机会，因为如果相比于当时的大陆和台湾，他们的机遇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在香港的同代人其实当时已经可以拥有很多的文化资源，在香港文化场域里面拿到很多东西，好像我读预科的时候，我讲了我可以看到中史和世界史一些面貌，我可以在香港的各种放映场所，看到世界的电影，这个已经让我有很大的启蒙，对文艺和政治都有启蒙。然后在大学初期，我是在公开营业的书店里面找到很多课外书，而这些课外书就令我对华文文学、对世界文学，对华文知识份子讨论的议题，世界上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
这些都不是很难找得到，其实都在这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找，因为每个人的习性和倾向不一样，但是如果是我同代人稍微想找的话，都可以找到。我特意这样讲，是因为我想讲我一点都不特别，我只是活在香港这里，我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东西，可以变出来我自己后来新的兴趣。
但同时我在讲的是，现在这一代的资源比我们更丰富，因为现在香港这个同代的文化场域，里面的信息更多，而且你们现在有跨域的手段，就是可以在外面去拿你们要的东西。所以根本来说不是那么难，只要你们有兴趣，开始了之后去找，你们就可以培养到你们的文化底蕴。我讲了有世界电影、历史、华文和世界文学、华人和世界的政治思想。然后当时香港还有社会运动，我们是很被动遇到，首先就是1966年民生问题的骚动，1967年意识形态的冲突，然后在我高中预科的时候，就有中文成为法定语文的运动，是成功的一次社会运动。当时我已经知道大学里面有珠海事件，以及大学民主运动。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遇到保钓，然后没多久就赶上反贪污。当我离开大学的时候，1974年的时候，香港已经成立廉政公署，那时候的廉政公署还强调说社会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影响了港府决定成立廉政公署。所以如果我们有注意，甚至有参与的话，我们的思路已经可以打得很开。里面有民生问题、正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民族问题和反殖问题，这些其实都在里面，其实机遇都给了我们，如果我在那个时候脑筋能清楚一点的话。现在这一代没可能不会比我们更容易拿到这些感觉、知识、想法。
如果你问我，现在你这一代可以看什么书，我会说不如你先看下我那几本书。虽然我的书仅仅可以帮大家开几道门而已，你们开到门就可以自己去找书看，那为什么不去看我的那一本《我这一代香港人》，或者另外一本《事后》，那是一本讲1970年代香港文化的文集，我自己的经历，在1970年代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另外你不怕烧脑的话，可以看我《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这些都有助于大家打开一些窗门去看看外面的事物，当然之后怎样登高克服一些山岭就要靠各自努力。
四地的华文，应该鼓励大家去理解对方，因为什么叫作同理心，就是大家一定要进入对方的位置，再看回头才会懂得，没有懂得，何来慈悲？克服到自己，跨越障碍，开始看懂另外一个地方的文字，是一个开始。
第二个问题问，你一直都关注中港台不同文化发展，现在这个断裂时代，华文文化怎样彼此沟通、碰撞甚至隔绝敌视，你又有说现在是考验青年的时代，你又怎样看四地中港台澳的青年？
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如果我用这个切入点去解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容易理解：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种华文各自表述”，讲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情况，我们四地大部分人都是用华文表达，这个华文是一种的，我们的源流都是同一，华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生僻的字我们现在很少用，我们现在用的可能是几千个而已。四地都是共同使用的一种华文，跑不掉，怎样写都是写华文。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正正就是四地华文最不同的时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同。以前就算是古代，地方怎样隔绝，但是写的华文是相同的，所以广东人都可以中状元，到京城考试都可以拿到好成绩。不过现在的确是各自表述。我问你们现在有没有人看过台湾的小说，或者有没有注意大陆有什么新的小说？大家都没有注意，各自看自己，这个时候华文的差异是最大的。
不过，这也可以说是华文最昌盛的时候，那么多不同的方法，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在写作。如果我们不去看，四地之间一定隔阂，我们连同样的语文都不会去看。我们想理解的话，我们必须要开始去看，但是这个看不是没有障碍，不是容易去真的看懂另外一个地方的文字，虽然同样是华文，也不一定是可以看得懂。这本来是需要训练，本地大学的博雅教育就应该训练大学生去看四地的文字，四地的华文，应该鼓励大家去理解对方，因为什么叫作同理心，就是大家一定要进入对方的位置，再看回头才会懂得，没有懂得，何来慈悲？克服到自己，跨越障碍，开始看懂另外一个地方的文字，是一个开始。我是很鼓励培养一种超级读者的能力，尤其是我们的大学其实应是教育我们看懂四地华文的能力，培养超级读者的出现，这可能是最能够改变情况的，否则四地都各自讲自己的东西，很难克服刚刚那位读者所提及的问题。四地怎样去对付这个考验人的时代，这个问题太大，我就先这样侧面的回答。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个当年那么厉害的城市，经过了那么多个世纪。
第三条问题就问，现在香港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其他地方，是可以参考类比？
这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没有历史是完全重复的，也没有一个地方与另外一个地方是完全相同的，但有很多类比是可以做的，好多借镜是可以吸收的。大家一定会想起新加坡，但是还有很多城市，与香港没有直接挂钩，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反省。
先讲新加坡：很多人都希望，或者甚至有计划地推动香港模仿新加坡式的操纵式民主和威权管治。有些人会说现在香港真的快新加坡化了。我们之前一直跟新加坡比较经济，斗来斗去，但是有些人现在觉得可能新加坡式的管治比我们好。我也认为现在新加坡政体比香港好，因为我们本来的某些优势没有了。我觉得新加坡的管治是优胜于香港，因为新加坡是主权国家，他们的官僚是为了自己地方做事。他们的政府的认受性相对比香港高，因为他们在社会阶层的限制贫富差异方面，做得比较好，虽然他们都有贫富差异，但是情况没有香港严重，而且他们的房屋政策，他们公屋的普及和质量方面胜过香港。香港的管治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个梯队在管，公公婆婆指手划脚，权贵各通天庭，政出多门，所以新加坡的管治，香港都未必能够学到，我会觉得可能我们只是次货式的新加坡，想学新加坡，现在都未必学得来，只可能是新加坡管治模式的A货。不过香港将变本加厉成为大陆企业向全世界吸资走资的中心，这是新加坡做不到的。
其实还有很多城市很多故事有参考价值，讲一些大家可以去旅行的地方。譬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金融资本商贸航运中心的威尼斯。或布鲁日，现在在比利时境内，大航海时期曾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这些现在是活博物馆式的城市。汉堡又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它本来是一个城邦，一个独立城市，是欧洲中世纪北方汉萨同盟的其中一个商贸的城市，但后来19世纪后期加入了德意志国家。纳粹在德国上台，因为发动战争，作为德国城市，整个汉堡给炸毁，给盟军的飞机不选择性投弹，将整个城市摧毁。但是二战后汉堡重新建立，现在又是德国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另外，譬如去土耳其旅行，从伊斯坦布尔往南走，在西部海边，土国的第二或第三大城市，或第一大港口就是Izmir 伊玆密尔。Izmir在1922年之前是奥斯曼帝国内的希腊人和阿美尼亚人的城市。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倒下，希腊就占领了这个城市，因为希腊人在土耳其半岛已经很久了，有5000年历史，Izmir是地中海东边最大的东正教希腊城市。1922年，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攻入那里，烧了当时希腊人与阿美尼亚人的城区，把五十万人驱赶到海边。当时海湾停满了欧洲列强的军舰，以中立为名，没有援救难民，只有日本货船愿意牺牲些货物救他们上船，还有一些美国传教士组一些小船队来救他们，撤退了约20万人。几天里撤退不到的人，被赶去土耳其东边，大部分人在过程中死亡。从此这城变回土耳其人的城市。但是你现在再看，Izmir 又是土国一个很繁荣的港口城市。不过Izmir原来经历过一个真的是完全的留地不留人的情况，很大的悲剧。
还有一个城市，曾经长时间是亚洲、东亚太平洋最重要的港口，不是在汉人集住的东亚大陆，是在现印尼的苏门答腊南部，现在叫巨港，以前叫做三佛齐。从七世纪到十五世纪郑和去的时候还在。七世纪八世纪的时候非常繁华，和印度洋做生意，和汉地大陆做生意。唐代名僧义净去西域求经，就是从海路出发先经三佛齐。义净在三佛齐住了六个月，然后写了一本关于大唐高僧谁去过那里的书，原来很多唐僧都去过。三佛齐本身是一个佛学中心，又是一个大港口，又是一个贸易胜地。这个城市，延续多个世纪，很厉害。当然七、八世纪还有伊斯兰教徒过来。到后来三佛齐慢慢没落，汉地的港口漳洲泉州广州起来，然后西班牙人占领了马尼拉，荷兰人占领了现在雅加达，当时叫作Batavia，然后才有英国人在19世纪建设的马六甲、新加坡和香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个当年那么厉害的城市，经过了那么多个世纪。你讲起亚洲有什么厉害的世界城市，三佛齐就曾经最厉害，但是现在没有很多人知道。
另外一个很厉害的是阿瑜陀耶，如果你有看泰剧就知道，阿瑜陀耶是到19世纪1860年代还在的大城市，当时华人叫它作大城。那个城市大的程度，18世纪初最厉害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使团来到也被吓到。当时人口成百万，大清国、日本、波斯那边以及东印度公司都在这里做生意。这个那么厉害的城市，竟在1860年代，在中国接近晚清的近现代，突然给旁边的缅甸人入侵，屠杀居民又烧毁城市，整个城市消失了。然后阿瑜陀耶的人很多年后，在80公里以南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叫作曼谷，如果有看泰剧感兴趣，下次去曼谷是可以去看一些遗迹。我们都忘记了在1860年代，在泰国有一个那么大的城市存在，是西方人都有纪录的亚洲的世界城市。
这些都有参考价值，而且全部都可以去旅行。Izumir，去土耳其就可以去旅行。去泰国曼谷的时候可以去阿瑜陀耶。如果你去芭堤雅，有兴趣可特意飞去苏门答腊巨港，虽然现在巨港可能没什么遗迹。另外，汉堡是重新建设过的城市，布鲁日和威尼斯，是活博物馆，现在主要是旅游点，虽然有一些转口生意，但是经济上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这些海港城市的起落兴衰都有意思。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市，都可以启发我们想一下，在长历史中香港可以怎样。
我自己觉得我们香港年轻人的潮流应是cyberpunk，这是最撚适合香港共同体现在mood feel的一样东西。
最后一条问题，现在香港的文艺环境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复兴呢？
我讲到说，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目击了好几个文艺类型在香港的复兴，那么今后有什么可以复兴的呢？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文艺方方面面情况不是太差，每一样都是有力量有人材，至于能不能复兴，我就说不准，但是可不可以有一些亮点呢？我讲一些我自己想到的亮点。我讲三个亮点，全部都是猜想而已。
第一个是什么呢，最单纯的，只要有一个作家写出一本好的小说就可以。假如董启章写出一本小说变成世界文学，成为全球流转的文本，这样他就把香港带上来了。我刚刚讲的有名的港口城市，还有一个Trieste ﹙的里雅斯特﹚，现在意大利最东北的一个城市。大家知道的Illy咖啡的总部就是在那里，或者我们现在流行喝的意大利气泡酒Prosecco产区就在那里旁边。有一个著名旅游作家Jan Morris（简·莫里斯），曾写一本叫《香港》的书，很多人谈论，但是我觉得比不上她写Trieste这个地方。
Trieste为什么神奇呢，因为她真的是两个文明，两个政体的交界。本来没有意大利国家的存在，Trieste是在奥匈帝国最南端的出海点，在二战时期被法西斯和纳粹占领。然后1945年，东西方两边，一边是盟军特别是美军，一边是南斯拉夫的军队，抢著去那个交界位置，这个地方刚刚是角落的位置，就好像当年国军未到香港，英军抢著回来光复香港。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盟军先到，南斯拉夫军队还没到，所以就成为现在意大利的一部分，否则就属于南斯拉夫，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当时东西方冷战第一个对接点就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地方，还因为有个很重要的小说家，在1920年代和30年代都曾住在的里雅斯特，他就是乔伊斯 Joyce，而Joyce出名的现代主义小说《尤利西斯》，其中里面很多场景和人物其实是用Trieste的，他写的是自己的家乡都柏林，但是里面妓院的描述，街道的描述其实是借Trieste这个地方的，因为他留在Trieste这么久。这本小说那么有名，跟这个的里雅斯特又那么有关系，现在很多人讲起乔伊斯，讲起《尤利西斯》都会提及的里雅斯特。所以董启章写一本世界级小说，就可以带我们香港出去。第一个亮点就是这样。
第二个亮点就是，我们香港很多学者，有很多大专院校，排名都不错，只需要有一些做出一点成绩，有些思想的火花出来，或者又可以把香港的名字放在思想的地图上面，作为一个亮点。又举一个例子，汉堡在1926年有一个有钱的家族叫作Warburg，成立了一间学院，他们之前已经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再成立一所学院。从1926年到1933年纳粹上台，学院只有7年时间。Warburg当时邀请了新康德学派的卡西尔这个学者做主持。卡西尔写了一本中国后来都翻译了的书叫《人论》，卡西尔最后一本书叫做《国家的神话》，是在纳粹刚执政后写的。卡西尔属下有一位叫作Panofsky的学者，我做电影的时候就知道，因为他写图像学，研究影像，所以我知道他。你看，一所学院要有亮点，只需要两三个有原创思想的人。到1933年纳粹来了，Warbug家族是犹太人，把学校搬去伦敦。后来还有些著名的主持如Gombrich（贡布里希），就是写《艺术的故事》的学者。Warburg学院在汉堡只有六七年时间，都可以留下成绩，且不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法兰克福学派或包豪斯学派。
香港一样，如果有一个体制外的人捐一笔基金出来成立机权，然后请一些好的思想家来主持，几年后可能都会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令香港挂在世界思想地图上面。譬如说找几个最近离开大学体制但思想力度仍在巅峰的香港学者担纲，不按大学排名的牌理出牌，谁说不能生产出思想的光芒？
为什么我会说cyberpunk在香港可以是下一个生活和艺术潮流，因为cyberpunk除了是外表，还有内心。在一种苦闷的时代，一种不满的时代，怎样把内心表现在外表，在美学上服装上时尚上？
另外我一直在想，最可能成为大的亮点的，即我觉得香港在美学和文化上，最能吸引世界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推动出一种本土cyberpunk的文化，赛博朋克或者塞伯庞克文化。cyber就是代表高科技电子世界，现在的年轻人很懂这技术、这世界，加上punk的况味。本来全世界就觉得香港是一个最有cyberpunk feel的城市，所以当时有名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到后来其他作品，很多都是想像香港的场景。而cyberpunk其中一个经典就是Akira（阿基拉）的动漫，香港人都很熟识的日本动漫。当然还有一些cyberpunk的小说，如1980年代美国才出现的Gibson的《神经漫游者》这些。
为什么我会说cyberpunk在香港可以是下一个生活和艺术潮流，因为cyberpunk除了是外表，还有内心。在一种苦闷的时代，一种不满的时代，怎样把内心表现在外表，在美学上服装上时尚上？香港很多年轻人都早就有著这样的一种底蕴。纹身、穿刺、染发已经做了很久，这两年的装备也很cyberpunk，Mr Pizza的网上小说也已经有本土cyberpunk feel。最重要是内外结合的表现出一种赛博朋克形态，特别是一种punk的态度，我们没有理由在一个没有了小确幸的时代里面，再讲小清新。我们文化精英的创意没有可能只依靠吃米其林和omakase（厨师发办），现在的precariat一代已没有上流的机会了好吗？我们不能只是去台湾和日本旅行，或只停留在怀旧、伤逝。我们不要温驯地进入良夜，我们要有进取的表现，要给同道知道我们有什么心情。我们当然要有些外在的表现，从外表造形上让手足看到自己。既然很多方面不能表现，既在政治上表现不到，就在生活和艺术上表现，文化美艺上表现。
当年外国人说香港很cyberpunk的时候，香港精英是没有回应的，我这代的香港精英，觉得我们要穿时装名牌，要跟上欧美潮流。问题就是欧美跟我们情况不同，心境不同，日本都不会这样，台北不会，上海不会，北京不会，深圳广州也不会，只有香港的环境是像cyberpunk的环境。我觉得只要香港一开始捕捉到cyberpunk这种感觉，如果我们能展示一个本土赛博朋克风格，世界马上对号入座，你们看，cyberpunk的首都果然就是香港，这样香港才能引领世界美艺潮流。那时候很多cyberpunk风格的文化艺术品和产业就会出来，从影像、音乐、服装、发型、化装、街舞、设计、动漫到当代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到出版、报导、小说、学术全部都可以去发挥，甚至可以激励空转多年的高科技创意。我自己觉得我们香港年轻人的潮流应是cyberpunk，这是最撚适合香港共同体现在mood feel的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