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深度电影

《水漾的女人》:游走在柏林水滨的奇幻爱情故事,也不能脱离政治现实

宝拉·贝尔饰演水妖拿下柏林影后,用奇幻爱情反映柏林城市整合的难题

《水漾的女人》(Undine, Christian Petzold, 2020)剧照。

《水漾的女人》(Undine, Christian Petzold, 2020)剧照。图:海鹏影业提供

特约撰稿人 林郁庭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21-01-02

#电影评论#柏林#柏林影展

电影开场,俐落的黑皮衣牛仔裤、冷凛中透出几许明艳的女人,执著于男人曾经的只字片语,强忍将落下的泪水,对男人道出:“如果你离开我,我会杀了你。”无比熟悉的台词,千古以来多少为情所伤的女子都说过,而薄幸的男子们多半也没当真。然而凭著《水漾的女人》(Undine, Christian Petzold, 2020)精彩演出摘下柏林影后的宝拉·贝尔(Paula Beer),饰演的不是寻常人,她是水精灵温蒂妮:当她发现男人在咖啡冷却前已然离去,无须大江大河,即使咖啡馆水族箱里荡漾的小涓小流,都能激起她完成对男人的诅咒,重新回到水中。

希腊罗马神话中影影绰绰的水妖/水仙,在文艺复兴医理学者帕拉塞尔瑟斯(Paracelsus, c.1493-1541)追溯四种大地元素(风火水土)的炼金术著作中显得清晰—她们有了更明确的形象与名字,衍生自拉丁文“波浪”(unda)的“温蒂妮”(Undine)是逐水而居的精灵,必须透过与人类相爱结合才能得到灵魂,然而水妖的恋情多以爱人背叛为终结(小美人鱼是否呼之欲出了呢?),她们泪水汇聚之处则生出涌泉。格林兄弟、安徒生采集流传久远的乡野传说,化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自十九世纪以降,温蒂妮或是翁蒂妮(Ondine,源自法语的波浪onde,同为逐波沈浮之女)广泛以诗歌、音乐、戏剧、芭蕾的语汇再现,多种版本的水妖悲歌—无论是文艺性较浓厚还是口耳相传的版本—在导演佩佐脑海里或清晰或模糊交织演化,游走于新世纪柏林的《水漾的女人》因之而生。

奥地利女作家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短篇小说<温蒂妮走了>(“Undine geht,” 1961)一反传统叙事,以女性观点陈述事情始末,特别让佩佐印象深刻,与前作《过境情谜》(Transit, 2018)中合作愉快的宝拉·贝尔和法兰兹·罗戈斯基(Franz Rogowski)再度携手,便依据宝拉的特质塑造新的温蒂妮,从她的角度去改写古老的传说。电影不赘述温蒂妮与负心男结识相恋过程,一开始就切入男人有了异心、闪烁其词的时刻,在女主人公犹豫是否回应水的呼唤,杀死男人离开陆地,水族箱里潜水员玩偶跃之而出,她身边也多了深情的潜水员克里斯多福。这瞬间仿若是畅快终结一再重复而趋于陈腐的背叛与复仇情节,温蒂妮随即抛开过往,在新的恋情里重生,她是否亦能挣脱古老的诅咒,得到自由?(旧时代神学的肉体与灵魂之辩,在新世纪亦无痕转化为束缚与自由之争。)

对这个新版温蒂妮的反讽,莫过于克里斯多福指责她没有完全坦承,在他怀里却想著另一个男人。长久以来为劈腿受害者的温蒂妮,首次成为被指控的主体,不失为有力的性别角色翻转,她面对的情境因为两个男人而变得更复杂了,但需要下的抉择并没有变—诅咒仍然算数吗?留在地上还是回到水里?在这之间,她似乎从无力抗拒天命的水之精灵,蜕变为自主选择、操有生杀大权的女人。电影最后一幕,我们看不到温蒂妮的身影,却能透过顺著她视角仰看桥上的镜头,慢慢回到水中,没入孕育与夺走生命的黑暗里。

阅读全文,欢迎加入会员

华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报导和多元声音,了解更多

立即订阅

已经订阅?登入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