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时，李一凡非常兴奋。不同于当时社会的普遍鄙夷，他认为这是底层嬉皮士的审美自觉，通过自我糟践来抵抗时代景观，“我X我就要恶心你们这些主流！”这个认知在2017年他著手拍摄杀马特时被击碎。驱车近万公里、访谈67个杀马特后，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杀马特造型背后更重要的普遍性是，他们也是流水线上疲于奔命的工人、是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父母、是难以在土地上揾食却又被城市边缘化的数亿农民工，分享同一套制度性排斥、主流话语的漠视，和貌似有逻辑的剥削循环。
杀马特
在2020年完成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李一凡撇去了故事线和可能带来强视觉冲击的画面 。镜头前只有一个个曾经的杀马特迥异又相似的讲述，他们如何在12到15岁的年纪进入工厂，如何没日没夜地加班，如何被陌生人骗钱、被老板殴打欠薪、被机器残损身体，如何努力生活又处处碰壁，如何小心翼翼地吞下血泪与苦涩再揹负更多；在那些极度孤独、疲累、贫乏的日子里，他们从杀马特的外壳中获得过怎样的安慰与光芒，在主流的眼光中遭到过哪些伤害与攻击；而在快手抖音短视频的年代，杀马特如何再次成为审丑对象艰难地讨一点生活。
这不只是一部为杀马特正名的纪录片。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自欺欺人的城市中产幻象某种深刻的刺痛。它在提醒这个社会“看见”，看见杀马特被抹去的历史与伤痛，看见主流社会长久以来的冷酷、傲慢与狭隘。杀马特们最朴素的表达恰恰能戳穿最多：“有时候感觉这个头发给了你一种勇气。而且在大家印象中这就是坏孩子，坏孩子感觉就是不会被欺负。有时候自己会也想成为一个坏孩子。”“想通过穿着打扮来发泄，弄得吸引人。让他们感觉想跟你交朋友，感觉你很独特。就算别人骂自己两句也有人跟自己说话啊，只要有人愿意跟自己说话，无所谓啊。”
李一凡原本的设想中，每年十一东莞石排公园的杀马特聚会与杀马特教父“罗福兴”会是片中亮点。但知识分子的判断在陌生领域失灵了，教父很宅，线下并无号召力；聚会中无人搭理李一凡，杀马特们各自玩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