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不只是在影像语言和服化道上把中国的战争电影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民族主义的表达上，它不同于过去的僵化叙事，与时代精神有了更深层的“共振”。管虎在主题表达上用了很多障眼法，让粗心的观众和评论家误以为他在各种主题和线索中迷失——这到底是一个反对战争祈祷和平的故事，还是一个铭记历史不忘牺牲的故事？这些要素当然是有的，却都不是电影真正要讲的主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八佰》的核心线索，那么另一部经典电影的标题将十分贴切：一个国家的诞生。
粗略地说，欧美国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扩散，具体的国家需要服务于同样具体的民族。对英语圈甚至法语圈来说，“民族的”/“爱国的”表述具有特定的价值内涵。美国军队的使命有着明确界定——保卫美国的《宪法》和“生活方式”，这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现方式。身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不但意味着特定的文化实践，也意味着对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无可分割的体认。
对于面临转型的后发传统帝国来说，这一过程则是反过来的。他们首先需要铸造自己的身体（国家建构），然后才能在这具身体的鼻孔里吹一口气（民族发明），让身体获得灵魂。这往往意味着国家是生活方式和价值实践的毁灭者和再造者。当成熟的民族-国家以价值来评判自我与他者，有待出生的民族却以尚待产生的那个实体来评判价值。
日本军在这部电影里的形象与其说是传统抗日剧中的脸谱化的恶人，不如说是中国的镜像。在镜头语言的呈现中，中国士兵业余、怯战，租界对岸的“群众”感到战争事不关己；日本军队专业、残忍、行动毫不拖泥带水。剧中几次出现日军“慰灵”的细节，对应的是谢晋元团长几次向屏幕外的观众恳求不要忘记他们的牺牲。日军有拿中国士兵做刺杀靶子这样表现出残暴的镜头，但“善恶”的对比却在中国守军虐杀日本战俘中变得暧昧。中国观众和影评人习惯性称赞《八佰》摆脱了对敌人滑稽戏式的描摹，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去价值观”化对应的是更加纯粹的民族主义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