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断裂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抛在历史的身后感到手足无措，认知的更新难以追赶现实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孤立与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压，又像是一对镜像，将众人的命运映射其中。近期，我们推出中国政治问题的系列重磅文章，来试图理解这趟加速的列车，何以驶向如今的轨道。 已经发表的文章包括，加速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抗争）立场 ，以及毛主义向何而生？从工运学生到新左派汪晖的“革命者人格”论。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自2012年之后的政治转型的分析。人们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体制有诸多激烈的批评，“专制”、“极权”、“失控”⋯⋯且其屡屡呈现于中美脱钩、香港管治内地化、而国际博弈未分高下的现实之中。这与他的前任截然相反，也与习上任前一些观察者的预期相反。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是习个人的问题吗？是否也有可参考的历史脉络？答案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中一个角度回答。
对于许多观察者来说，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十分剧烈。许多中外论者都考察过这一政治转型的各种表现，也使用了各种术语去概括它——“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集权化”、“保守化”、“一元化”等等。相比之下，少有人讨论这一转型为什么会发生、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即使有这方面的讨论，也往往将转型的发生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
对于“转型为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关注缺失，非常不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尤其要考虑到，2012年之后中国的政治转型，其实是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在习近平刚刚接班时，坊间大多认为他是开明的领导人，甚至把推动政治改革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随后的事情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换句话说，“转型为何发生”是个让一些观察者感到意料之外甚至有悖常理的巨大谜题，因此也就更有讨论的价值。
要想理解“转型为何发生”，需要我们用一种历史性的视角梳理当代中国的政治脉络。这一脉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是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几年的中国政治版图中，这无疑是最具震动性的政治事件。本文结合政治社会学研究者张跃然新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讨论“重庆模式”究竟是什么、这一模式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并对他的研究发现进行引申，指出“重庆模式”如何成为推动习时代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
以大众动员为核心的“重庆模式”
一提起“重庆模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唱红打黑”，并会联想到国家暴力和压迫手段的大幅度扩张。“打黑”自不必说，是薄熙来用暴力方式打击地方精英、排除异己的手段；而“唱红”——高频率、大密度地举办动辄上万人参与的集体唱红歌活动——似乎也仅仅是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不情不愿地参与政治作秀而已。再联想到薄熙来在重庆破坏法治、将发表异见的网民劳教等种种行径，更让人感觉所谓的“重庆模式”不过是高度威权和国家暴力的大范围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