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设想好，端对端不只是讲政经，也会走入我们生活的休憩日常，谈谈那些无形之中影响我们思考，潜移默化中让我们改变认知的文化现象和作品。也不止一次，我们邀请作者在纸上辩论，谈论 CEPA 之后香港电影之中所涉及的枝节复杂的形象与伏笔。受疫情阻隔，这是迟来的对谈，我们当初在策划时甚至还没嗅到国安法即将提上日程。在我们录影的当天，国安法在人大表决通过，而我们的话题也因此延伸扩展，潜移默化在影子里的题目走出来站在阳光里，我们不能不面对。
选择从警匪片切入，皆因警匪片曾经是香港电影中很重要且具有商业力量的一种类型片，创造过许多光辉正义的香港警察形象，这些作品多年来积累构建了两岸三地观众对警察的认知，也充斥着观众熟悉的画面与对白。 抽象地讲，这些画面给了民众对权力的美好想像，平白再想，它修饰了黑白的界线。
自去年的反修例运动以来，香港社会经历数次大型抗争，警察从初期夹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磨心，到721、831事件后彻底失去民众信任，如今双方关系就像被台风击入海底的船，创伤面过大，一时难有转机。社会意见分裂，民众、演艺人员、创作人员对警匪话题的兴趣、观感与想像也注定分裂。如此一来，旧的警匪片类型会否成为一段历史？ 这是我们在半年前的疑问。
改变来得越来越快，港版国安法通过在即，未来文艺领域能触碰多少敏感题材仍不可测，而涉及中方制作元素、或在中方上映的香港电影，需要被审查的肌肉记忆却常有常新。警察相关题材以前是怎么被审查的，未来会否变本加厉？若创作将越来越不自由，香港电影的创作人、研究者、评论者们，又如何看待自己和电影的未来？
端对端第三期邀请了香港导演欧文杰、编剧麦天枢和本地资深影评人叶七城一起聊电影，当下的困扰、与可能的未来。
以下为对谈视频。
除了38分钟的音频和视频，我们还整理了三人对谈的文字记录，与你分享。
警匪片作为类型片
端传媒（下称端）：不如先说说，最近令大家比较印象深刻的警匪片有哪些，以及为什么令你们喜欢？
叶七城（下称叶）：我先说说。我比大家较年长，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看警匪片的，我觉得警匪片是香港电影中很重要的元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片种。我童年看成龙的《警察故事》长大，很正义的，为了追巴士追九十多米、勾着巴士还要捉（坏人），看完后会觉得做警察是很热血的，跟着慢慢开始喜欢林岭东那类型的警匪片，近期就是杜琪峰的电影。
我比较喜欢看一些牵涉到与民生有关，比如处理治安问题。有些电影会将目标设立得很大，其实香港七十年代已经有这类型的电影，例如 Bang Bang 年代，即是七十年代，有出叫《狐蝠》，讲述苏联有些人变节，将这架战机驾驶到香港，于是CIA和KGB（克格勃，苏联间谍机构）就要去抢了。其实这些事与香港无关，只是发生在香港，这类对我来说切身关系没有很多。我看李修贤的电影比较亲切，因为街坊警察的形象处理得比较日常，（是日常）都会见到的罪案、贩毒、黑社会。
欧文杰（下称欧）：我特别喜欢留意的是角色的设计。比如说《Money Heist》，每一个犯人由定名字（开始）都构思得很仔细，会去想为什么这个角色叫 Berlin，那个角色叫 Tokyo，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景性格⋯⋯甚至是整个造型，好像我们以前看 Mark 哥穿着那件外套，为什么要这样走出来，为什么要开双枪，为什么白鸽要这样飞，这些都和角色极有关系。
“如果真的到了1984的地步的话，那当然会少了很多人创作，可能由原本一千个变了两个这样。那如果你继续做那两个的话，你就肩负着某些责任继续走下去了。”
端：现在韩国的电影是否学习了很多香港过去的处理方法，比如上年的《炸鸡特攻队》，观众很喜欢，我觉得好像这完全是香港电影80年代的，好多元素放在里面。其实大家对于港产片中警匪片这类型有什么看法？是不是类型片？现在的情形好像发生了变化，类型片有些部分慢慢转变到另一方面，三位又有何看法？
叶：《炸鸡特攻队》是学习香港警匪片的形式，其实匪徒那边是很弱的，你看看香港七、八十年代的警匪片，都是龙虾湾有毒品交易，然后就全部人涌去龙虾湾。
我觉得《炸鸡特攻队》主要受香港人的欢迎，其实到最后都是讲述那种男性或者警队里面同袍的情谊、热血。如果真正看南韩的警匪片，其实是很黑暗的。我以前不明白他们为何要这样拍，里面所有的警察都没有一个好人。到现在我当然明白，体谅到韩国的市民可能真的受警暴的日子比较长，所以他们对警察有一种很根本性地，已经翻转了的形象，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维护法纪”、好正义的形象，那些就是不正常的。反而警察很自私、很为自己利益、不守警例，在韩国观众心目中才是正常。
欧：别人做得到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至少投资方不会有那么多的担心、掣肘，那地方比较自由的土壤，指创作自由，再加上整个国家相对上都很支持，无论是制作上、教育上，所有范畴都很支持这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即使取笑警察不查案也是无所谓的。
可是（到）今天（连）有个电视节目，说警察从垃圾桶走出来也不行的，那可以如何构思故事呢？这有太多东西会影响整个创作的气候。
端：好像八十年代香港警察在电影中的形象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向上，是吗？
叶：八十年代是看成龙的，正邪很分明，警察是很正义的，所以看完后可能会立心长大后要考警察，但看回现在香港或者韩国的电影，不会觉得正邪的世界是那么分明。《无间道》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写一些很正义的警察，还是可以拍的，但做的事情要架空一点，比如回去以前《狐蝠》的年代，可能对付一些国际大罪案，飞虎队出现，但如果牵涉到与民生有关，与民生的治安问题有关，我就觉得需要想想警察的定位是什么。
麦天枢（下称麦）：那种形象当然可以翻拍，可以再重制，但作为创作人，不会想重复那件事；当然成龙这个形象，他也已经发挥到极致，至少当时都是尽量把这个角色推到极致，很典型的正面，很勇猛的那种感觉推到极致。去到这样的时候，要找出路的时候，总是会想有什么是有新鲜感的，搞一搞就会有一些构思，可能是反转他⋯⋯一个很懒散的警察⋯⋯但可以成就一些事情。
因为永远创作的时候，面对的难题就是发觉原来什么都写过，一直不断地找新鲜感的时候，会无视政治环境或者能不能说，力求有些改变。所以我会觉得那些警匪片角色，不是全部都因为社会环境而改变的。你问警匪片有什么元素，我认为是很多样的，未必是单一的。
“我觉得经过了721、831，香港警察的形象就跌落谷底，不可能再洗白了，剧情牵涉到和市民有接触的，都已经大家不会再信服了。 ”
欧：其实以前有很多，无论是杜琪峰拍的，比如拍《PTU》，军装警察如何查案的细节都有好多。很多时候我看好看的电影，就算说韩国的《杀人回忆》，如何基于真实的罪案去调查，都有很多有关真实的警察是怎样去查案的（研究），每个细节、程序又是怎样的，它是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
永远都会记得《PTU》里面任达华怎样对付犯人——打耳光或搓揉——这就是角色，你会很记得这个人，这些可能在欣赏时都会（让我去）想，现在创作中的角色是不是够力度，是不是够好看，这都是很好的。
叶：我看《孤城泪》的时候，有一幕让我想起《PTU》任达华，因为电影里的小朋友被射伤后，最后警察叫他回家跟人说是自己跌伤的，“跟我说一次你是怎样弄伤的”，“我自己跌伤的”，这就是《PTU》的情节。
麦：例如最近的事件，警察贩毒，搞冰毒，当然想拍，有没有一个角色可以做警察是个冰毒犯，或者反派也好，最终杀死反派，很政治正确，想说一件这样的事。但问题是现在会马上想到“能不能说呢？”
叶：我真的替你们感到辛苦，做编剧要适应中国的审查制度，因为不知道那审查制度是什么，以前给我们的印象是只要恶人有恶报就可以了，但现在都不是，如果想写一个冰毒的故事，不行！已经说不行了，“你听我说说为什么他会走这条路”现在都不行。所以有些导演为了安全，就将所有坏事推卸给港英时代，例如王晶拍很多《追龙》那些，但并不代表现在重拍港英时代就一定过到（审查）。
麦：比如（审查方）对角色有意见，有时都会觉得名字改得不好，例如姓吴，叫吴爱国（粤语音，不爱国）。比如较为大方向的，设想警察整个内部都很贪污，这种西方电影有时都会有，贪污到层层都腐化了，只有一个警察曾经入狱坐牢，出来后要面对这么庞大的警察机构。其实这出电影一看就觉得是假的，但它想演绎一个时空，全部反派都是警察⋯⋯（但审查方）会觉得，这不是在呈现现实，现实警察不是这样⋯⋯修改的程度会再大些。
欧：我觉得很简单，你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中国电影，可以上映的就基本上都有机会可以拍到。可能今天都还有机会，好像《我不是药神》，如果公安和人们聊天，有一场戏拍公安私下帮人解决了一些问题。不需要去查，或者（公安）不放你走，那他们就可以拍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究竟香港导演是否能够处理到。
叶：其实我觉得香港电影拍警察片拍到很毫无保留了，即是什么类型都拍过，飞虎队、政治部、交通警、反收数特攻队到狗仔队都拍过，其实我觉得（欧：这个时代的警察未拍过）这个时代的警察（欧：是的），所以我经常建议天枢趁势快点写一些警察去捣破港独分子、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勾结外国势力那些，看看能不能够过关。
我觉得经过了721、831，香港警察的形象就跌落谷底，不可能再洗白了，剧情牵涉到和市民有接触的，都已经大家不会再信服了。
国安法通过之后，这把刀是一把无形的刀在头上。就算不打算在大陆工作，但你都可能会惹祸上身。写些黑警⋯⋯（欧：即是国安走过来找你聊天）是的，留意有一个叫煽惑的，是吗？（欧：你就是煽惑，写故事拍电影还不是煽惑？）是的，煽惑，说警察是这样那样。
“假如我制作一出合拍片，拍摄的故事如何可以符合内地送审的要求呢？如果我们为了符合内地送审的要求，强行编写一个如引进版的《无间道》，然后视之为制成品，那又是否大家眼中认为的“香港电影”呢？味道已经不同了。 ”
欧：今日的港产片，首先如果纯粹是本土的电影，应该少了拍警匪片，因为现在纯粹本土，不是合拍片、不是中国内地要送审的片，成本有限。开一开枪、做些动作、飞一飞车会令成本以倍数计算，所以很难去做，间接令到有昔日香港电影元素的电影很难出现。
但有人说，不是有合拍片吗？可是合拍片牵涉到送审的问题。林超贤就拍到，他拍了（叶：湄公河）《湄公河行动》、（叶：紧急救援）《紧急救援》，（麦：逆战）不是，有出电影去到很远地方拍摄，摩洛哥那边，（主：逆战）是吗？我忘记了，他们（叶：红海行动）《红海行动》那些（主：这算是警匪片吗？）那些就是（麦：军事片）军事片，（叶：但那些警变成了公安）是公安。
如果直接去写关于警察的合拍片，正如以前听前辈说，即使是《无间道》，放映时都会有一个引进版，最后在大陆看到的结局可能和在香港看到的是不一样。试想像一下，假如我制作一出合拍片，拍摄的故事如何可以符合内地送审的要求呢？如果我们为了符合内地送审的要求，强行编写一个如引进版的《无间道》，然后视之为制成品，那又是否大家眼中认为的“香港电影”呢？味道已经不同了。
我自己做导演或者编剧，觉得最兴奋、玩得最开心就是找到一些细节去表达出来。但每逢披露一些犯罪的细节，这样已经不行了，因为披露犯罪细节已经没有送审机会，可能送审制度就会担心披露得太清晰的话，观众会模仿。同时警察的形象也不能乱写，不能好像以前那样，就算连曾志伟都有“我是什么小小（叶：小小小小）警察”，你试下今天拍摄一出《我是小小小公安》会怎样呢？这是不行的，（叶：“小”字会变成动词）。
警匪片的现实问题
端：两位都写过一些关于香港警察的剧本和拍过电影，我不知道当时你们和公共关系科的互动是怎样的？
欧：很多方面。首先如果是一个普通演员去饰演一个警察，或者比如会在一场戏里面拿枪也好，那演员如果是有案底，他已经很难去拿枪，或者会比较麻烦，比如他去做警察，（警方）关注这个演员的形象是什么，很多时候都要将剧本给警察公共关系科看一看。
所以我都会很疑惑，假设今天写一些较为踩界（越线）的，比如讲721，重复拍摄一次拍肩膀的那一场面，如果我决定去送审的话，还是去被警察公共关系科。要是我想有些人穿防暴装备，或者穿警察制服，那他批不批、让不让我拍呢？我猜应该都挺犹豫、挺困难。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的形象，这是我们经历过的困难。
我当时拍摄《十年》的时候真的有问过警察公共关系科，不管怎么说《十年》里面有个警察抄牌，要穿警察制服，都会想十年后的警察制服会是怎样的呢？会不会我胡乱设计一套制服会被批评呢？那时候又挺好的，警察公共关系科说，“十年后的事情都不知道，你不是说现在就无所谓了”，他认为不关事。但我不知道现在再拍，会不会有些东西揪住不放。
“结果（审查意见）回来会说内地没有那么多枪，（叶：贼人不需要那么多子弹）贼人不会有那么多枪火库在内地。原来不只是警察的问题，连贼人那边也要一并考虑，其实是多有限量的子弹。”
端：如果他不批准会怎样？不可以拍？
欧：是的，不可以。我觉得是等于国内的情况那样，我猜国内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场戏告诉我们，贼人有多少粒子弹，讲枪战的，剧本很简单。结果（审查意见）回来会说内地没有那么多枪，（叶：贼人不需要那么多子弹）贼人不会有那么多枪火库在内地。原来不只是警察的问题，连贼人那边也要一并考虑，其实是多有限量的子弹，（叶：不可以多过警察）一定要火力没那么强。内地一定要很安全，没理由那么（危险）。
现在的香港，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就算可能写抗争者，还是写什么，假设我用一个很“蓝”的角度去写故事都可能不行，“写得那么危险，香港不是这样的”，一去到这些事件就真是很复杂。
麦：他刚才讲到的都是实际拍摄的事，穿服装要申请、拿枪要报那些事，但剧本上暂时来讲在香港我都没听说要审查的。就算刚才提到的问题，我即刻想到解决方法，可以便装。如果真的想讲述721，（欧：一就没有防暴吧）独立拍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完全不理会拍摄的现实效果（欧：全部都是便装警察）。但是比如（欧：报警）是的，真的想呈现某一句，未必可以呈现所有东西，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处理过那些申请、制服的问题，以我所知应该穿便装就不会经过任何审查的。（欧：不过现在好一些的）
即使报枪都不会审查剧本，谁人有空看剧本呢。所以我即刻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呈现一些较为片面的状态，因为真实也是有便装警察在721或者831事件中，（欧：可能现在比较容易处理，没有警员编号）就算EU，是的，甚至（叶：没有警员编号）（欧：没有警员编号都不知道是不是警察）是的，甚至休班警还是什么，（叶：“风林火山”都有贴）（欧：“风林火山”，我们拍《风林火山》）是的，可能自己找套制服（欧：被人拍了）（叶：麦浚龙拍的）所以我又觉得暂时未至于会任何层面都要审查剧本，然后否定，我编剧角度是这样看。
而且如果真是纯本土电影，不会考虑给别人审查，最多想到国安法会不会危害到呢？我真的是很渲染一些颠覆或者什么，那些会不会真的有人干涉呢？会想到这个层面，但是如果不是的，都只是呈现，就算警察贩毒那件事，如果是纯本土，我会觉得剧本一定可以写，只不过回到现实，究竟那些制服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呢？还是怎样，我就不肯定，但我会相信剧本层面一定可以写，起码现在。
（欧：国安法之后呢？）国安法之后就不知道，因为你问我，我比较持平的立场就是现在不知道国安法是什么，（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国安法是什么，所以如果现阶段说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都不知道，我揣测当然觉得有疑虑，一定会是严谨了。但较为公平来说就是其实我不知道那件是什么事，所以我都，现阶段要我百分百考虑那件事是什么，我没办法完全考虑，我只可以根据以往经验，我知道警察贩毒，不牵涉大陆资金，什么都不牵涉，纯本土制作，只用一百万完成，我是做得到的。比如剧本控制到环境较为局限，只在一间酒店房，讲述他被抓，然后延伸少少过去，道出每个人的故事，一个尽量控制成本、低成本拍摄的电影，我绝对是可以写出来的，我会相信我写得到。
但要揣测将来变成了1984，原来这个世界所有监控在侧，拿张纸、拿支笔都有问题的，那我不会想像到那环境应该如何自处，或者应该如何创作，如果现在要推测去到国安法就是1984，我又觉得我不会这样看，只可以这样说。
欧：要先看面对的是什么，比如天枢会写合拍片的，那他一定会有一个送审的制度。明知道送审制度是这样的，没理由去刻意写一些不能送审的东西，即使送了也没意思。
“我会觉得剧本一定可以写，只不过回到现实，究竟那些制服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呢？还是怎样，我就不肯定，但我会相信剧本层面一定可以写，起码现在。”
叶：我也有一个想法。比如我们经历了这大半年那么多事件，大家一般市民对警察的形象或印象，相比之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可不可以拍摄一出真的是探讨在这时代里面，警察是怎样想的（或有什么想法）呢？我经常认为以前的电影，一个警察变坏的理由是很牵强的，都是离不开“我工作了那么多年，都只要微薄的薪金”，那时警察没有那么多加班，一就是97问题“97都不知道会怎样，所以我就捞一笔钱，然后一走了之”，其实是很牵强的，但现在的警察是怎样呢？比如当你身处一个队伍里面，每个同袍都是“你觉得如此做事”的人，到时要如何自处呢？去做警察的初心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是可以拍的。
欧：首先警察不觉得自己腐坏了的。
叶：是吗？
欧：是的，我认识的警察都是。
叶：或者当中有些人是有自省的，是吗？
欧：他们甚至真心地觉得现在做的事是对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形象就是维护法治，他们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稳定，社会的秩序稳定。所以假设说社会运动，或者就算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限聚令，他们只是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法律，然后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不会理会政治，他们只会想我要执行这个法律，令到社会一定要稳定。
平时有什么人会去骂警察，以前会挑衅警察的会是什么人？就是“古惑仔”、黑社会，但如果当在街上现在见到的普通人走去挑衅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觉得你们和他们（“古惑仔”、黑社会）没有分别，在他们角度，他们只是执法而已。
在我眼中，当然是有害群之马，但其实在整体上来说，我会觉得他们依旧都会有很多、为数不少的真的执法中的警察，他们真的会觉得现在做的事是对的。他们觉得“你们走出来，那我当然要执法，法例是如此，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当社会不稳定的时候，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重点是，如果那底线是我自己的底线，跟你赋予一个底线给我是两回事来的。即是在说你可以随意地赋予一个底线给我而我不能超越，这个才是问题。 ”
不过重点是当我们现实生活上经历了这么多，比如刚才说的721、831、周梓乐，很多不同的事件的时候，那一小部分的警察的行动，我当三万警察有一成，三千警察是很大祸（让事情恶化的），其他二万多的警察就一起承受整个团队带来的压力。一个警察贩毒是否等于整个部门都贩毒呢？整个部门贩毒也好，是否代表整个警界都贩毒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难打破的就是就是被人批评说，医生护士“不是医治人的”。他们不会承认这件事的。
叶：很多时候可能是社会的错、制度的问题。当然落墨多重要自己衡量。 所以我作为一个影评人去回应这个问题，我是喜欢看一些，背后令你觉得痛的东西，即是我觉得是察觉到社会有问题，我就就这个问题去写，将它融入某一个类型的电影裹面，我喜欢看这一种东西。《十年》我重看就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预早感觉到那种痛楚。（以前）香港人有一种“针拮唔到肉唔知痛”（针不刺在身上不知道痛）的感觉，即是以前有五个傻人告诉你，有五针正刺进来，我现在拍部电影告诉你，很苦口婆心地告诉你，你感觉到吗？
所有东西都慢慢地，愈来愈荒谬，那现实世界比电影世界更加荒谬的时候，我觉得影评人是做不了的，即是我们都是要玩完了。
欧：还有我觉得可能观众开始会慢慢……当然这一刻会很震撼，因为突然间这段时间的社会运动或者社会事件一直在变。但过多几年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哇，应该不说了，不可以讲。 等于在国内，为什么国内会没有问题，他们不会觉得送审制度有多大问题。
叶：或者国内导演从小到大的教育是电影是一个宣传工具，而不是一个反映现实的途径或者艺术。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方法可能当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同的。从小到大都不能说的，又有什么问题呢？而香港人就是过去几十年都能说，但突然之间，半年时间，就（说）什么都不可以了。
创作责任
麦：我觉得创作都有一个责任的。其实作为一个人，即是人生在世你有一点道德底线，假如要宣扬杀警是正确的，那我过不了自己的那一关。没有理由一套电影就是宣扬一个这样的意识。
当然有一些人比较宽松，有些人的底线不是大家的线都是划在那里，那当然完全自由的社会，就尊重每一个人表达的权利，那先不谈政治那些，电影也还是要有条线，即等于我们三级制我们也有条线那样的意思，不过我们的制度不同。
当那制度太严，觉得，喂，好像什么都不能说，那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人有些话不能说呢？我当然明白有些话真的不能说，即是过份了，我自己有条线在那裹。但是原来我的线跟政府那条线是差很远的时候，那就会有不满，觉得不对、觉得不公平，是一定会有这件事。
如果很极端去到1984的地步，那我都只可以，我能过自己那一关。就算真的要坐牢或什么，那我能对得起自己地去创作，对吧，人生在世就是这样吧。你觉得你在做一些好的事、有意义的事，姑勿论那后果是怎样，对吗。如果真的到了1984的地步的话，那当然会少了很多人创作，可能由原本一千个变了两个这样。那如果你继续做那两个的话，你就肩负着某些责任继续走下去了。
欧：我觉得很有趣，刚才你说底线。但重点是，如果那底线是我自己的底线，跟你赋予一个底线给我是两回事来的。即是在说你可以随意地赋予一个底线给我而我不能超越，那这个才是问题嘛。
即是我刚才我在听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很温水煮蛙，即是我觉得天枢已经习惯了⋯⋯你刚才说已经退而求其次去到一个位置，不是去到写小说，写匿埋（藏起来、隐晦），即是我们已经去到那种⋯⋯我们原来愿意去委屈求存，我们只是希望，即是哪怕⋯⋯譬如拍周星驰那些喜剧，无厘头那些，大内密探零零发那样，他都不能上映的，假如在内地如果他弄这些，对吧，或者国产凌凌漆那些。
现在我们后退至一个位置是，“噢，原来不行的，原来那我就后退吧，我就不写吧，不拍吧”，我们已经默默地已经接受了这个形态了，觉得更好地使这件事合理了，但在我角度，这个正正就是导致整个创作崩坏的其中一个。即会为什么你说今天不会再有这些电影，刚才说为什么现在再也拍不了以前的港产片。以前什么也去到很尽，吴彦祖做那套《魔警》，可以去到很尽，不断血腥暴力的他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制作电影的时候，如果真的以一个作者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当他是一个艺术层面文艺层面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想真的去在创作的过程中给自己多一些叩问，究竟，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即是我都不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一定是对。但起码你容许我去叩问这一个价值观，而不是说，ok，你不准想，你连想也不要想，这个价值观是不可以的，即是你不会出现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只不过是在叩问一些东西，但是当他不容许的时候，我们整个创作是否只会愈来愈差。
“我都不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观一定是对。但起码你容许我去叩问这一个价值观，而不是说，ok，你不准想，你连想也不要想，这个价值观是不可以的。”
端：《国产凌凌漆》应该现在不行了，闻西（电影中的角色）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颠覆形象的一个公安的形象，即是现在一定是不行的了。那大家在创作，或者大家其实期望看到的，即是如果是以工业化来说好像香港很少可以有你刚才说很少可以有警匪片吧，即是如果抛除这一些，即是大家想看到怎样的警匪片呢？
欧：等于你说可否再拍一部，我想即是可否再拍一部《PTU》都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即是你说“捽颈”这样，即是“捽甩佢”，即是今天你再拍一次“捽甩佢”，那你都不知道会否会发生什么事，我真的无法回答你，我都有点犹豫。
如果我现在看的话，你首先是要有资金很愿意去投放。因为拍警匪片就一定需要很多钱的，是无法避免的，那同时需要创作自由，即是好像回到七八十、八九十年代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去得很尽的，然后电影院又有胆量上映。或者找一些大师回来拍，即是杜琪輋回来拍香港，但是今日究竟是否仍能容许拍《黑社会》这样的电影呢？那《黑社会》这个其实可能已经很“踩界”了。
端：以及院线其实会否支持一些比较“踩界”的港产片呢？
欧： 这个真的要看院线了，《十年》其实都是一个好好的例子了，即是《十年》其实不同的院线都支持过的，但是支持的时间就很中断，对了，会短以及会中断。
端：他们怎样跟你说呢？即是不好意思但现在要⋯⋯
欧： 当时其实我们最有趣的地方是，院商就会告诉你，入座率不足。 看数字嘛，告诉你没有人看所以要 cut 你的场次，当时经常看着，呀原来是这样的。
但在《十年》的时候，我连日场都是爆满的，即是满座的日场，平日，你仍说最后那场，所有戏院最后那场都是满座的⋯⋯ 我们去恳求他，播回早场也可以的啊，都不能⋯⋯那他说要上映新戏，不可以给你呀。但我们又不是占你很多⋯⋯他可以用一个很商业的决定去考量，但一个满座的电影都不可以是一个商业的决定吧。我觉得是一个自我审查，当有一把声音会觉得这部戏有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个，不如不要那么复杂吧（的想法）。应该要审查一下，揣摩一下上意，即是揣摩一下大家，呀到底这件事会否“濑嘢”（碰上麻烦）？
“如果你是要写一些中港都能合拍到下来的，除非你是躲在历史裹，即是好像很多导演去重拍警廉时代，或者再远古一点，可能港英再远点的时代的，我觉得是只会愈走愈远。即是这个，这个审查制度再加上这个我们对国安法的忧虑，只会令这个警匪的类型瓦解。”
《十年》之后，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电影院（放这些电影），不要只说《返校》，很多稍微独立电影点的，即是譬如《地厚天高》呀，或者譬如，现在有套《理大围城》，那些独立电影，其实他们也很难找到场地来放映。
叶：我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就不存任何的幻想了。以前我们可以拍《省港旗兵之地下通道》，（六四）是实际发生的，很多事实支持了这件事是发生过的。但是现在去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单凭你那五十字的 synopsis（大纲）我已经跟你说不行了，即是你都不会再听我说，说下去究竟这件事背后有什么关系，我在这件事的立场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们就放弃，就放弃这个类型。
如果你是要写一些中港都能合拍到下来的，除非你是躲在历史裹，即是好像很多导演去重拍警廉时代，或者再远古一点，可能港英再远点的时代的，我觉得是只会愈走愈远。即是这个，这个审查制度再加上这个我们对国安法的忧虑，只会令这个警匪的类型瓦解。最坏的打算，任何少许“唱衰”、比较形象偏差的警察形象都不能出的，甚至你的样子像某些人在电影裹都不能出现，好像你找钱嘉乐扮演邓炳强可能都不行的可能。
端：《十年》当时是一种未来的警察，以后都未必是这一套警匪之间的关系。
麦：《十年》都是未来的了。
端、叶、欧：对呀！
欧：不过只是变成科幻而己。
叶：不过发觉那些东西不用十年就全部发生了。
端：但当时未想到是一个预言式的方式去说这件事，对吧？
欧：当时其实，其实只是在想，是我们的想像，我们觉得如果跟据当时的轨迹继续不改变，整个社会不再改变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大家就会觉得会在香港这裹发生了。当时我们的题是香港的下一刻，将来的下一步会变成怎么样呢？
只不过到这刻，每一个人对于某件事的认知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要真的见到国安法要订立的时候他才觉得，对呀你真的说得很准呀这样的，那其实当时郭臻（《十年》“浮瓜”的导演）已经觉得，他看到那轨迹是这样的。那其实我们无论，我们的导演谈及都是说我们都是建构于，我们不是凭空想像，我们是根据一些历史，即是譬如可能我参考一些台湾、西藏，到底中共如何去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当放在香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那当然戏剧化场面就会有一些戏剧上的考虑的做法。
叶：我反而，想刚才欧文说的令我有多一些想法，大陆导演到底是怎样在，因为今日我们的主题是说警匪类型，怎样在这个类型裹找一条可以走的方向呢？
国内近年有一个类型片，叫黑色犯罪的类型，其实是很多人在制作，而且拍得不错。他们警匪片慢慢发展成一些，那是在警这条线是不能撼动的，但他在匪那裹，人性化很多，很多复杂点的描写，即是这个人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呢？就是说，警匪片里警的元素低了，他警察只是出来执行正义，但是，他会同情这些，一些故事就会同情这些犯罪者。譬如《心迷宫》、《追凶者也》，即是你看到这个世代的警匪片慢慢变成一种犯罪电影，而警察的角色是比较次要的。
端： 但是香港编剧或者香港导演会不会变成了一个碍眼的标签呢？
麦：那一定会了，即是整个运动都已经变成两极化的矛盾了，即是基本上看到大陆人你已经看他不顺眼了，香港的角度，那大陆人看到香港人就看你不顺眼了，对吧。即是因为整个政治气氛推动整件事起来。不要说政治运动冲突了，你觉得自由行在影响，他的行李箱会辗过你的脚，还有财大气粗啊，横行霸道啊⋯⋯再加上政治气氛，将这些东西推到很极致了，那变成根本是两边的彻底矛盾了。
“如果你是要写一些中港都能合拍到下来的，除非你是躲在历史裹，即是好像很多导演去重拍警廉时代，或者再远古一点，可能港英再远点的时代的，我觉得是只会愈走愈远。即是这个，这个审查制度再加上这个我们对国安法的忧虑，只会令这个警匪的类型瓦解。”
那这个东西一定洐生到电影，即是没有可能有一个行业能免于影响，所以这个更是现实的难处。那你是否能够驾驭一个这样的空间？譬如你到大陆拍电影，那究竟你全找香港制作人员啊，还是大陆制作人员啊？那冲突会否由此而而变得更加多，还是大家看大家更不顺眼，互有心病？这些现实问题我相信一定会有。当然我编剧层面不用太想这些东西，我在香港写完传那些纸到大陆也行，那在制作上一定有更加多现实问题需要考虑。
欧：我自己觉得，其实刚才天枢说过一点，我自己，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很多时我们很快就会跳到，香港和国内的人有冲突。但其实那冲突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可能其实就是一个，你究竟是否对于极权的依附，或者譬如，啊，你是因为依附极权而得到你的利益然后去，强加你的暴行在其他人，去支持这件事。那我们其实，我想大部份香港人其实真是反对的，是反对这一件事，不是反对国内人。
包括譬如我制作《十年》的时候，我其中一个编剧都是国内人来的，那，他也跟我一起参与制作《十年》这个项目，替我做场记。那我的普通话不是太好，我就需要问他，喂他的普通话到底是否正确？那他就会替我做。
我想其实我们很多在场业内的人仕其实，很多时都会跟国内，即是跟内地的同胞一起合作，去制作一个项目。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说是否真的说有旅客，或者譬如拉行李箱，或者民生上一些，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现在譬如今日我们来到这个社会运动，或者譬如整个政治气候的问题来说就是，咦，现在大家反对的其实不是大陆人，即是不是说一听到他说普通话就等于，你说普通话就是邪恶？那不是的嘛，你这样就是另一种的极端主义来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独立思考。喂，其实大家都是人而己。国内很多导演（很有思考），譬如以前的田壮壮，譬如哪怕是冯小刚，就算来香港的应亮⋯⋯等于内地都有刘晓波一样。
其实他们大家都在面对很大的压力，而我自己作为一个电影人，我一直以来其实都会参考他们如何面对困难。他们很早就已经有审查，又曾经历文革，又曾经历六四，那他们面对的很多东西，即是在华人社会来说其实他们仍会创作，其实我就会参考他们如何在那裹找到一个漏洞，原来他们会用这个方法去做的。
端：那是否代表Narrative（敍事）改变了？即是刚才你说你参考内地导演在文革之后、六四之后的一些拍法，即是香港电影过去很张扬的，有什么都“摆上枱”，但之后却变得很隐晦，或者很，即是，意在言外这种的拍法呢？
“你说普通话就是邪恶？那不是的嘛，你这样就是另一种的极端主义来的。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有独立思考。喂，其实大家都是人而己。国内很多导演（很有思考），譬如以前的田壮壮，譬如哪怕是冯小刚，就算来香港的应亮⋯⋯等于内地都有刘晓波一样。”
欧：国内的，如果你真的做工业，就算在香港你拍一段本地制作，你真的别说上不上网，你在想自身安危的时候，你是否真的需要去想一下。国内都有些独立电影的，好像以前张元那些，他拍的电影也是找不到电影院放映的，他也是找一些咖啡店、画室，然后自己播一些电影，去找人看而己。那可能去到，会不会去到这个程度，（会）愈来愈容易，如果有国安法的时候。那，我就觉得，即是在这些位置上可以take一个reference（作个参考） 。
但是你说是否完全，完全去，去后退，去收缩自己的创作，就很视乎创作者可否有多点自觉，啊，原来有些东西不可以这样的，但是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即是有些东西你要不断平冲，要弹出弹入，你要换不同的位置，戴不同的帽子去看不同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做了短短几年时间合拍片也好，我都会觉得我都会一个肌肉记忆，有个自然反应——原来他们会这样这样，有些说话他们是一定不能说的——那我立刻会有这个想法。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关心。如果我们的创作人这么习惯地开始去参与这个送审，参与这个不同的妥协，那种妥协不是一种商业计算的妥协，而是一个政治审查或譬如一些这样的审查的妥协的时候，我会觉得，创作就只会愈来愈差。因为我们不停要用创作去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不是去解决创作本身在关心的那些角色。我们（其实）关心桥段，关心很多不同问题。但当我们要花太多精力去解决妥协的时候，我们的创作就只会愈来愈差。
端：刚才说到中国大陆的电影之前很喜欢用香港导演，想向他们学习一下。但为什么现在好像没有了，是因为没有了学习的地方了吗？
叶：我觉得CEPA之后，大陆的影圈有很多东西是想向香港导演学习的。尤其是香港导演那种“执生”能力，变通的能力。但我觉得在二十年内，他们已经很快的学习到了。而且我认为，很多大陆的导演或者电影工作者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对于香港某些前辈级的导演，都有一种幻想。当有钱拍戏了，就很想请林岭东、请吴宇森来拍电影，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情意结的。
欧：其实我经常说不是只有电影。娱乐事业是歌影视，即是音乐、电视、电影，甚至还应该包括现在的网络平台。这几样东西应该全部包括在内。而这20年来，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从以前没什么明星。而刚才说到的CEPA制度，不但是影响导演和crew（摄影团队），甚至是明星，国内明星有多少个？而以前，比如合拍片规定要一拖一，要一个男演员拖一个国内的女演员。当你在旁边做着女主角的时候，那么那位女生便会红，然后她可以再拍，再然后带不同的人出来。
他们在二十年（内）已经捧红了很多的明星。无论是在歌影视中，还是屏幕、电视频道、节目等，国内那种蓬勃是此消彼长得太要紧，与香港比已经差太远了。今时今日香港票房收过千万就已经很厉害了，但国内很容易就已经过亿，要过十亿才能说有影响力，过亿只能视为普通。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歌影视还是明星制度，国内其实自己已经衍生出自己的运作，甚至是甩香港很多条街了。
比如一套合拍片的制作费用要求，《少年的你》是拍一亿二千万人民币，但《幻爱》是500万港币。
“国内那种蓬勃是此消彼长得太要紧，与香港比已经差太远了。今时今日香港票房收过千万就已经很厉害了，但国内很容易就已经过亿，要过十亿才能说有影响力，过亿只能视为普通。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无论是歌影视还是明星制度，国内其实自己已经衍生出自己的运作，甚至是甩香港很多条街了。”
端：刚才说到会有一个大湾区电影是吗？就是香港电影会变成大湾区电影。
欧：我的角度是工业。经常说香港电影会死，但我觉得香港电影一定不会死。因为总会有人去拍。但刚才提到香港电影工业的生存空间是什么？天枢说是我们趋向本土，可能他觉得向本土化走。但我觉得工业上的运作却比较困难。
之前为什么CEPA是OK的，因为经历了03年沙士，电影人无路可走，也找不到海外市场，然后在工业上来说，能赚回一笔钱就可以了，所以就选择合拍片。而今日大湾区电影会不会又是另一个拍合拍片的热点呢？就是大湾区电影，我觉得工业上来说就是这样。因为刚才说到养这么多人，养整个工业，我想当工业涉及到赚钱，商业计算的时候，那我见到的就是香港电影工业会越来越模糊和消失，而取而代之的就可能变成是大湾区电影。
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趋势是香港电影和香港人拍的电影，如果你回看大陆有很高票房的导演，比如林超贤，陈可辛，你看回他的作品、题材，和香港能有多 connect 呢？就好像刚才欧文说的那样东西，在今时今日，你拿100元是去看《复仇者》还是看《金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首先香港人，或者香港电影人不要再认为香港电影可以恢复到七八十年代的那种盛况，因为那时候我们不单止有香港的市场，还有东南亚可以输出的市场。但现在一定要接受我们越拍越小（产业）的问题，越小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有限度的资源里面说到自己的东西？
比如100元去看《沦落人》，100元去看《金都》，去看香港其他电影，比如《一念无明》，这个票房数字可能放映在投资者上，我觉得原来这个数目是可以算的？或者是他有胆量下一步去投资多一百万。
欧：现在的问题是你刚才提出的那几部电影，大部分的导演或者是创作，甚至是整个crew（拍摄团队）都是在说“ 帮托”，就是帮忙，刷人情卡。（叶：对，不健康）新导演可以这样找人帮忙，但他的第二套电影呢？他还可以有这个预算吗？假设你收的钱多了，但是当作我给多你几百万，但其实也未必足以去开下一个项目的时候，你又如何去做呢？其实无论是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之前郑保瑞导演说过的，那种不健康的现象。工业上来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工业，这个变成了一个郑保瑞口中的兴趣班。因为大家都是找人帮忙……
叶：因为大家不想让香港本土电影消失，所以大家都给多一份力。
欧：对啊！所以重点是，电影始终不是一个……你不可以否认这是一个根红顶白的行业。始终是一个，谁大（钱多）大家就去看谁 。就好像你为什么会去看Netflix，他一年的制作成本已经是到了多少Billion美金，是用了很多钱投资进去。而观众今日的视觉，所有的享受都已经习惯的时候。现在要看回，接受，就好像串一串鱼蛋这样，很小的电影，对这个工业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好像天枢说，我如何养活编剧、灯光、服装、摄影师等等的不同的工作人员，他们完全无法生存。但我依然相信，永远会有这样的电影出现，但后续是做什么呢？就很麻烦了。
叶：我刚才随口说那几部电影，现在想想有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政府的资金，比如首部剧情片计划。他们帮新导演完成了第一部之后，第二部又该如何呢？当然也要接受商业电影社会的洗礼的时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况了。就是第一步，例如有限的资源里面，有很多人“帮托”，说了自己想说的故事之后，那么第二部又该如何走下去呢？这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也不敢说一定要政府给多点资源，弄一个第二部电影的剧情计划。当然你肯帮业界，我也举手赞成，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悲观地接受现实的做下去。
香港电影的未来
端：那假设有本土制作的话，三位会不会再想写警匪题材、或者想看什么警匪题材？
欧：看杜Sir （杜琪峰）？
麦：你会？
欧：我会看，做一下观众也可以吧！
麦：其实我倾向不会想太多，我的底线一定比你高。但我会倾向不想那么多，因为你也想不到。你不知道哪些题材犯禁还是不犯禁。始终我说的那样东西就是，不是生活在那个世界，你不会完全知道那个气氛。如果能够有预算的电影牵涉到大陆资金，就尽量避开犯禁的东西；遇到资金多点的电影，你要负责任，因为这笔资金比较大。
另一方面，有没有题材，我不会很刻意去想很犯禁，一定要说黄蓝说政治。但我会想有一些我不需要太考虑审查制度的，比如拍的士司机经过示威现场，我不是要探讨示威到底怎么样，但一个在香港的人他如何……他实实在在有一些气氛，可能茶余饭后也难免会触碰到这些东西，但我会想有一些实感强一点的。
比如参考《伊朗的士》，有无这样的一个空间呢？而里面还可以再思考，或者一些类型片一点的⋯⋯那些可以在本土市场找到多点钱，未必一定要很政治的⋯⋯会不会有类型片一点的东西在香港这个舞台上发生呢？
你说警匪片或什么，也不是一定要飞车或者枪战。会不会走悬念路线呢？比如日本电影可能多一点改编，比如改编东野圭吾、出名的作家。但走悬念不一定要飞车也可以好看，可以走人物，也有创作空间。就像《破案天才伽利略》也有实的一面和不实的一面，就是有没有可能走那边呢？也未必是一个预算很大的但是是类型片的东西。
而这种东西（电影）不一定要完全没有了香港所有的气氛。你也是可以创作在经历过占中、示威环境底下的查案，一个私家侦探是否和以前不一样了呢？就是想有一个不需要完全有一个框架框死的东西在。但我本身也不想讨论很政治题材的东西，但也想有些东西不一定有个框架框着你，什么都不可以说，（我）不会想这样。因为始终现实的环境，我们真的生活在时时刻刻都会说这些东西的环境，就算不刻意触碰也还是会有那种色彩。
欧：带一把黄色的伞啊。
麦：对，这是那个色彩，我们生活氛围的色彩。那那些方向一定会想得小成本一点，比如的士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舞台，周围游走。地盘也好，一个地盘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多，静止的，剪钢筋，丢砖头，人家拿你的砖头你又不想被人拿你的砖头。可能很政治也可以，但不知道会不会向那个方向走还是怎样。我不会一个出发点一定要很政治，我不会这样出发，但我也不想完全不触碰。因为实感来自生活的环境。
欧：但问题是，我们的生活很政治⋯⋯
麦：但我觉得刻意讲政治很做作。
欧：我已经没有讲了
麦：所以那个方向一定是撇开先⋯⋯
欧：但问题是你这样就变成了刻意真空了政治元素，香港就变成了布景板，就是和合拍片没有分别。就是还是拿回那个气氛，香港很繁荣，或者香港现在经济很差，大家住㓥房，拿着这些民生问题去说。但观众的伤口是什么？或者大家今天面对的困局是什么，其实我们就永远都不去探讨和触碰了。
“有限的资源里面，有很多人“帮托”，说了自己想说的故事之后，那么第二部又该如何走下去呢？这又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也不敢说一定要政府给多点资源，弄一个第二部电影的剧情计划。当然你肯帮业界，我也举手赞成，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悲观地接受现实的做下去。 ”
麦：我完全不认同。我的方向现阶段不会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驾驭不了。比如我说黄丝。编剧角度来想，人物要转化性，他起初是黄，他意识到一些东西让自己改变，令他意识到自己太黄，那我是不是真的想这样写呢？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是不是想这样做。我写一个很蓝的人，人物改变去触碰到这些东西，变得比较理解黄丝，我又不知道我是否能探讨到这些剧场。我觉得我身在其中的时候，当局者迷，我到底能多驾驭到这个题材呢？所以我不会选择刻意去开宗明义的说政治，因为我……
欧：如果你去构思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小传，那我就去说他的背景，那他的政治观也可以是一个背景。就是等于看《逆权司机》，他的角色他也有一个政治观，他会怎么去看一些事情。你还是要写他⋯⋯多不钟意这种 tune，或者多不喜欢哪个人？或者是他会怎么样。其实你还是要进入去思考。比如这个人看到警察的态度会怎么样。有警察走来查身份证，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也一定要去想这个人其实他是没什么的。或者哪怕是有个人见到有个警察帮忙捉贼，然后他自己的反应是如何冲击这个人，其实一定会有影响的，如果你这个角色和时代是扣连的。
但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想这样东西（政治），你的角色和时代不就无法扣连了吗。
麦：我也不赞成，我举个例子，比如我挺喜欢一宗新闻是有个人想cut有线，结果cut不到，到最后去到有线总部，人家还是叫他打电话继续cut，但他已经打了几个月。于是他就拔刀挟持人质，“我要见吴天海”。 我其实挺喜欢这宗新闻，这是真事，是发生在占中之前。
比如我去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最值得我去说的层次是他是暴力抗争，因为制度不允许他cut。就是打电话也不可以，上门也不可以，网页更加没按键可以按。唯有诉诸暴力，去挟持人质。比如当主场景就是挟持，再从挟持回看，究竟经理，招待的HR，保安有什么故事再串联在同一个空间，他只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挟持人只是为了cut有线。比如说一个这样的故事。那我取材自真事，究竟纯属虚构还是怎么样。我取材自真事，不是说……
欧：但你说的是再之前的东西⋯⋯
麦：但每个创作人都会有吸引他的东西。我就是喜欢他不是直接在说政治，但它离不开。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你每次都说这部戏黄蓝黄蓝，这样就很刻意，我为什么要去看这么刻意的东西呢？我反而觉得质感不够好。你问我，我觉得人就是连一些不理政治的人其实也难免会触碰到一些东西，这才是我喜欢的东西。你未必是，但人人的取态不一样。
但我会选择我很刻意这个角色不是想触碰政治的，比如我去创作“我要见吴天海”这个人，他一定不理政治，只是打游戏。不要搞我，投票？又要上街又要排队，不要搞我了，政治不想谈。比如我一定会这样创作，不要搞我，所有东西都不是政治。但结果也不是政治，但还是会有一点点东西影响他。
欧：你的事件是在三年前。
麦：就比如我举个这样的例子，我不会刻意要构思它要如何对待警察⋯⋯
欧：如果是当代的故事呢？当刻的故事呢？
麦：我也倾向不是直接，比如有一场戏要与警察对骂，我不倾向向这个方向发展。我倾向一个离政治远一点的。
欧：但这是警匪片，你怎样都要有警察。
麦：那你开了一个话题叫警匪片……
欧：那本身还是要有警察的，你又如何写呢？比如如何书写今天2020年的警察呢？
麦：好像刚才七城所说的，警察有可能去到幕后一点的舞台，比如我这件占中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层面是，警察、谈判专家这些在外面奔波，也不知道内情是什么，主要的事件还是发生在挟持现场，究竟这个激动少年是有什么背景？发生什么事情？其他人有没有尝试劝他呢？如何劝呢？原来他只是有一个很卑微的要求这样。在这些层面底下，好看的东西到底是在警察身上还是不是呢？这是一个选取，可能结果都发现警察也有东西可以看，或者堕落， 也要平衡一下警察那边的人。也可以完全不需要，可能（警察）只是一个布景板。
因为，重点未必一定要在警察身上，当然可以把重点完全放在警察身上。但是你说很当代，在这一刻2020年要创作一套警匪片，就放在警察身上了，也一定可以创作，也一定会触碰到政治题材或者怎样，但是不是我最喜欢或者最想做的，不是。就算真的要做，我也会写警察不想理这些东西，不要叫我分黄蓝。或者写一个礼拜后“咬粮”。不要弄我，我提早退休了，不想牵涉。结果牵涉到了什么呢？我会倾向这样，而牵涉到的东西是不是要直接解决黄丝？还是直接要打趴那些白衣人呢，也未必是这些东西。他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但有些事又暗暗地政治是无法完全离开的。可能他有些许反思，也可能没有变化。
我会倾向那种取态的东西。但这不是共通的，不会每个创作人都和我一样。
采访整理：吴莉莉、陈丽、曾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