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台湾公权机构（如行政院、内政部、海巡署等）的网路文宣，近年呈现“浅碟式网红化”的面貌，一方面欲以贴近民众和年轻人的宣传方式达到政策沟通的目的，一方面也因大量使用迷因和梗图、靠近民粹及保守价值而引起大大小小的争议。在日前台湾高度关注的“杀警判刑”一案中，台湾国家警察总署就对被告无罪的审判结果，在脸书专页上发布了“对判决无法接受、上诉到底”的帖子。本文梳理台湾公权力近年在网路上是如何演化的，并讨论网红化的呈现方式对公共讨论的利弊。
台湾政府单位的网路文宣，这四年来迅速进化，纷纷从原本反应永远慢不只两拍、只会僵化被动地张贴政令公告，飞速蜕变成为信息传递与病毒式行销的高手。这其中的转变，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民进党本就靠著精准、有创意的文宣起家，社群人才也随著蔡英文担任党主席，开始进入民进党效力，对舆论也有比过去政治工作者更敏锐的观察力和适应力。
二、2018年民进党败选的主因之一，是大量具煽动性的假消息流传于一般民众之间，各部会的反应却迟滞如恐龙，甚至数月后才发现需要回应。败选结果让蔡政府痛定思痛，迅速调整沟通策略，各部会也开始延揽曾有选战经验、商业公关经验的社群小编们进入政府部门，或为公务人员授课，或者直接以约聘、承揽等方式代为执行重要的网路文宣工作。
有这群生力军加入，加上不少选战幕僚提前回归，立刻让政府文宣“接上地气”，不管是政策宣布或澄清都变得一眼就能抓到重点。当习近平于2019年初发表对台讲话，将不再具有模糊空间的“一国两制”搬上台面后，蔡总统强硬重炮回击，文宣团队全面出动，成功塑造了“蔡英文捡到枪”的氛围，随后快速立起“辣台妹”的形象，原本快跌破三成的民意支持率迅速反弹，各部会看到这个成果，也仿佛吃了定心丸，纷纷向总统府与行政院的社群经验看齐。
三、“信息战”让关心政治与国家前途的公民，意识到台湾不仅在传统媒体上步步退守，连在社群上也一路挨打，当中国倾国家资本之力、以有组织的团队在世界各地进行它的“大外宣”，并且著重以信息扰乱台湾内部舆论、传播有利统战的信息，台湾的公民团体却只能靠一己之力，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当时几个民间组成的事实查核机制的志工们，以及当时因同婚公投而受假信息攻击最严重的性别平权团体，只能每天看著已经回复过的谣言变形后又再次流传，深感无力。
选战的挫败与假消息的危害程度日渐发酵，蔡政府开始正视关于信息战的讨论，正逢美国也正深受俄国信息战所害，又面对中国积极加入战局，美国情报部门非常乐于和台湾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让台湾的国安单位可以快速布署，并且正式与脸书、Line合作，由受官方认可的独立的事实查核单位配合。
当时，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提出以“迷因工程”在一小时内迅速反击假信息，作为对付有组织的网军的最佳战略，不少熟悉这套操作的民间高手，开始将经验提供给公部门、手把手的教公务员们走入迷因世界。因为有了战争意识，各部会开始以民间企业处理客诉和公关危机的速度与态度，在第一时间正面回击各种假消息，透过病毒式行销，让正确信息成功扩散到一般群众的视野当中。过去几年深受假新闻所苦、节节败退的台湾公民社会，得到来自公部门的一臂之力，开始止血、看到一丝曙光。
迷因与梗图化的选战：2020年大选
这场总统大选却依旧深陷信息战泥沼，几乎不存在认真的政策讨论。
虽然政府迅速调整，改变与公众沟通的方式与态度，这场总统大选却依旧深陷信息战泥沼，几乎不存在认真的政策讨论，民进党更罕见放弃重写政策白皮书，而将全副精力放在与假新闻、假信息近身交火，将竞选政策全面图文口号化，以对抗信息战中的各种攻击。
由于国民党在候选人产生过程里，毫不遮掩其往反民主反多元靠拢的企图，并且相关支持社群过去数年一直是假信息的集散地，台湾公民社会为本于自身坚持的价值底线，即使不少人不见得喜欢民进党，或是基于民主政治的监督理念，对民进党仍保有戒心，但也都别无选择，必须加入这场对抗假信息的战争。
当公部门吸纳了来自民间高手的经验，甚至直接延揽人才加入政府团队，这群生力军也带著他们过去与各领域网路社群的人脉，迅速串连起主攻社会议题与政治的粉专经营者、各路网路意见领袖、图文作家、YouTuber们，与公民团体一起，联手以大量迷因化图文反击、与假信息展开竞速。行政院长苏贞昌、教育部长潘文忠更亲上火线，每逢重大争议，都亲自拍影片、用常民语言对民众喊话。
这一切也因为COVID-19的流行，来到了高锋。最靠近这场新型流行疾病漩涡的台湾，因SARS经验而格外高规格看待此事，对2003年还有记忆的民众，也立刻将自己调整进入“准紧急状态”，主动配合政府各种政令宣布与政策。在急难当中，对于正确信息的需求和渴望，远超过承平时期，府、院与卫福部维持选战时期的反应速度，持续在第一时间以浅显易懂、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文，完成说明、澄清与政策公布，并透过选战时期建立起的官民合作模式，成功将信息输出到需要的民众手上，甚至还外销到众多国际媒体上，例如“卫生纸之乱”中行政院的“一粒卡臣”的趣味图文，还登上了日本NHK。
当手段变成目的本身
原本应该深化并团结共同体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反而达成了使用信息战作为攻击武器者的战略目标。
但也就在这个时刻，公部门的社群经营开始频频出包、跨越红线。近期最受瞩目的两个例子，分别是海巡署以艺人私领域的新闻作梗，虽是为提醒大家防范非洲猪瘟、不要松懈，却逾越了“以国家机器评论个别国民私人生活、导引至特定道德价值结论”的份际。接著，铁路警察被杀一案宣判，警政署长竟公开发文表示对判决无法接受、上诉到底，不仅无视民主法治中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也回避了基层员警长年未有足够的装备和教育训练，且在人力不足下常要独自处理危险事件的种种责任，反当起带风向的旗手。
当晚，承审法官们的名单与照片被公布在网路上，连被法院委托进行精神鉴定的医师的脸书都被乡民肉搜出来，涌入上千则不堪入眼的漫骂。我想陈家钦署长事前并没有想过这种后果，恐怕也觉得自己非常委屈，毕竟他“只是为员警讨公道”，并没有“指使乡民”。然而，当行政首长直接向民众喊话，少了第四权在中间透过并陈不同观点、提问，以试图平衡民众情绪、缓和网路霸凌行动的可能性，反成为网路风向的新触媒。
当公部门对社群经营从陌生到上手，有些部门也开始往变向的KPI目标走去，竞逐按赞、转发，多数网友在公部门粉专的互动并非针对政策本身提出问题或讨论，最大量的留言，其一是“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挺”，再者是和政治立场不同者互骂，第三多的反应，则是赞美小编们的“超有梗”，上至蔡总统，下至海巡署、农委会粉专下方的留言，都是同一幅景象（惨状）。
公部门帐号本身同时肩负“品牌形象经营”的任务，加上社群工具的特性并不适合深刻复杂的讨论，反倒成为快速表态、喷发情绪的舞台，人与人的互动极端碎片化，要寄望社群经营能够发挥引领社会共识形成的过程，恐怕过于乐观，公部门的社群经营，也不必肩负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但公权力最起码的责任，是尽力平衡舆论、不成为多元意见交流的阻力。
可惜的是，在上述的变相KPI竞赛中，政策立意往往被最大幅度简化，沟通的过程被省略，公部门的发文经常成了信息战中己方阵营的“定调”，即使不是其原意，仍会被支持者当成去“出征”所有意见不同者的素材与依据，吊诡的是，原本应该深化并团结共同体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反而同时也完成了使用信息战作为攻击武器者的战略目标：弱化公民社会、让社会意见被激化且极化，腐蚀过去公民社会之所以能逐渐成形的基础。
然而再把时间往前拨一点点，教育部曾以“猜猜这是谁的制服”系列，成功引起数万网民讨论曾发生在自己身上，或曾经在校园里见过的霸凌行为，提醒身边的人尊重多元。这个系列之所以成功，正是在深思后舍弃过度简化的梗图，为不同故事的诉说留下空间。
迷因文化的先天限制
很遗憾，迷因与梗图文化走至今日，却产生了很多与上述期待完全相背的负作用，网友间的“共感”往往是透过出征意见不同、对立立场者培养出来的。
迷因指人类文化里，与生物衍化相仿的传播现象，透过对某样东西的模仿、再造、传递来发挥力量。迷因的初始形象来源，必须简洁易懂，有时甚至必须有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特性，才会被不断的再制与再创作。能脱颖而出的迷因或梗图，必须有一目了然的特性，为在最短时间内达到最大扩散度，通常要紧扣时事或知名人物，对其展开一针见血的影射或讽刺，或者唤起观者的强烈情绪共鸣，刺激其分享意愿。
这些特性，让原本多半只有在次文化中流传的迷因，在有演算法的社群时代，成了突破同温层的最佳策略，成为信息战中不可或缺的强力武器，既能防守，也能攻击。然而，一旦使用者没有足够自觉，或失去了初心，持续输出的迷因与梗图，也将大幅限缩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将政治变成简化的对立，将一切价值的辩论缩小为只剩二元对立的选择题；这是不论公部门还是民间社会在经营议题性社群时，都会碰到的难题。
以总统大选后期为例，长年致力环境议题的地球公民基金会为抗议矿业法修法再次被搁置，在蔡英文竞选总部旁悬挂布条并以大声公抗议。一个支持政府的迷因粉专便以图文讽刺社运团体在绿色执政时就是大声嘶吼的绿巨人，蓝色执政时就乖顺如羊。
引进迷因文化，原为在信息战中以最快速度反击这种张冠李戴的信息，然而这篇图文是素来相挺执政党、强调对抗中国的粉专所制发的，很多人因此深信环保团体“都是中共同路人”，甚至产生了“社运人士都亲蓝、监督政府其实都是帮到中国”的新乡野传说，即使台湾多数社运团体与民进党是一路从党外运动走来的伙伴，更是318反服贸运动的主力。至此，法案不再有讨论空间，执政党与公民团体间的竞合关系该如何看待，也都不重要了。
迷因与梗图文化另一个不利的先天限制，在于一个素材要让多数人产生情绪反应与共感，有时难免和各种刻板印象甚至是带有歧视的观点，产生令人尴尬的重叠，举例来说，即使不少女性主义者一再呼吁不要使用追求交往或性暴力的比喻来谈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然而这些年来最广为流传的，仍是以此为主题的图文。
而公部门在使用迷因元素中的影射或讽刺效果的时候，也很容易不小心逾越了份际，以上述的海巡署为例，公部门本就不应对个别国民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揶揄），哪怕只是暗示也非常不宜，只要不涉及该部门主管的违法情事，不管是他穿什么还是在床上做什么，都没有公部门表达一丝好恶的余地。
由红遍国际的“台湾IT大臣”唐凤，和素有社群教母美称的张嘉玲等人带入公部门的迷因文化，初衷是快速传递正确的信息，促进大众对于政策的理解与参与，敦促政府决策更透明、更广纳社会各阶层的智慧与经验，并透过这个意见交换的过程，形塑台湾社会成为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很遗憾，迷因与梗图文化走至今日，却产生了很多与上述期待完全相背的负作用，网友间的“共感”往往是透过出征意见不同、对立立场者培养出来的。
再以另一个近来因为WHO在国际引起的争议而广为流传的梗图为例，创作者认为WHO秘书长谭德塞指控台湾对其进行种族歧视的攻击，是自导自演，让许多讨厌WHO的网友觉得大快人心。但情绪过后，多数台湾人心里的印象只有“鞋子里那只手根本是中国”，对理解WHO究竟如何牵动的大国间的政治角力，以及我们该怎么争取加入国际组织并和其互动，并没有太多帮助，甚至当这样的图像占据记忆、成为我们对问题先入为主的理解后，反而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与台湾有关的国际局势的限制。
而建立在永远怀疑、不信任、绝不能放松监督警戒名为国家的这部机器之上的民主政治的信念，又该如何面对一个执政党及多个政府部门，纷纷掌握了时代尖端信息传播技巧，不只是发现自己能够做到、甚至已经试图带起风向，让舆论有利于其执政的现象呢？熟悉历史、也认真看待人类血泪教训的公民，大概很难不因此满身冷汗、背脊发凉，尤其政府机关如今在社群工具上掌握的技巧与话语权，曾经是我们或自愿、或不得以让渡、合作，而一手养大的。
正因认清自身异于多数国家的特殊处境，台湾人深知若无法维护主权的完整，人民将不再是政治主体，法治和人权价值也无处落实，但公民社会力若不够强大，主权也可以随时成为压迫者；我们不该天真以为只要踩好其中一端即可，自由与民主的延续，仰赖的是这场永恒的拔河。
小编出来挨打？
所有不当使用社群的行为，究责对象还是应该回到督导小编的公职人员身上。
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上述这个现象，并且心生警惕，然而，检讨的对象，常常是各部会的“小编”。即使在商业界，一个品牌的社群人员都不可能在不经讨论下任意发布消息，以台湾公部门的科层文化来说，小编自主的机率只会比商业领域更低；再者，许多小编是约聘外包，是低薪过劳的血汗劳工俱乐部一员，并不具公职身份，也不能享有公职的保障与福利，不应成为公部们卸责的替罪羊。所有不当使用社群的行为，究责对象还是应该回到督导小编的公职人员身上。
当公部门越来越习惯直接面对人民，小编们扮演的角色，也等同于部会的发言人，给予小编足够的、关于政府单位与公职角色的认识训练，就是公部门的责任。管理者在意、明白份际，小编们自然会被指示、被约束、被教育，但如果管理者自己也不懂，小编就容易出包当有趣，不明白自己敲的键盘，其实是国家机器的一环，丝毫轻漫不得。
这不是说公部门的社群经营从此必须回到过去那种枯燥的布告栏模式，更不是说公部门的宣传都不能有趣，而是主事者究竟把“有趣”当成手段还是目的？吸引一般民众的注力力后，公部门的社群帐号是否称职扮演让民众安心回馈自身生活经验、收集建议，以求完善公共政策的角色？是否结合社群行销的技巧，以更生活化的语言说明政策的立意，引导民众彼此交换意见、持续思考？还是仅给予简化的信息、材料、扮演起“统一口径”的网军头子？
即使迷因与梗图文化有其先天限制，但使用者自身若有一致的信念价值，乐于和公民良性互动、教学相长，任何技巧都可以是有效的工具。若只想著一张爆红的迷因作品，不惜逾越各种红线去刺激人们的情绪、甚至带起风向，是公部门小编不应该踩入的领域，更是小编们具公职身份的督导者应重新检视自身的。
滥用公众信任将会付出惨痛代价
公众信任是所有稀缺资源中，得来最不易、也最脆弱的社会资产。
公众信任是所有稀缺资源中，得来最不易、也最脆弱的社会资产。此刻在台湾，不论是公众的注意力还是信任度，因这场疫情而来到前所未有的高锋。然而随著各国开始面对接下来艰困的经济挑战，如果应对之道还是只有一再喂食兴奋剂般的迷因与梗图，当人们发现这些无法帮助自己，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因此反转，甚至可能连带否认民主的价值，转而寄望强人统治、利益至上。
当一般民众开始对迷因越来越“习以为常”，信息的传播速率与信任度也可能因此递减，触及与互动数字下滑的焦虑，容易导致经营者越走越偏锋、越极端，急切想唤回昨日的荣光，持续激化公共讨论，也将快速消耗掉好不容易累积的社会信任。
最后，如果没有对公共议题仔细的思考与布局，迷因和梗图文化很容易将政治讨论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甚至变成有权力者转移焦点的工具。这种现象在如今台湾作为世界防疫模范生、好不容易于国际扬眉吐气、容不得一丝污点的心态下，也被更加放大，所谓“顺时钟”这个既是玩笑梗、也是多数民众共识的背后，除了公民愿意高度自制与互助的成份外，仍潜藏著一些不利民主深化的因素（非指陈时中个人），是疫情缓和后，我们不能再继续逃避的。
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没有捷径，我们可以让学习这条路的起点尽可能有趣，让这个有趣的记忆成为后来碰到困难时得以支撑下去的动力，但终究，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产生，需要经过的那些复杂、没有标准答案、艰难的辩论和选择，是不可能只透过迷因与梗图完成的，而需要更多愿意问“然后呢”的人。民主政治里，只有选民是不够的，惟有让公民社会强大起来，才越有力量抵抗任何形式的压迫与极权，民主法治也能越稳固的顺利运作。
（乔瑟芬，基督徒性别运动者，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