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13日，台湾诗人杨牧辞世，享年八十。一时四野声恸，其影响本超越诗歌及文学界。于其生平、创作及影响，杨佳娴日前曾于端传媒撰文分析；今诗人唐捐再为文，自汉语与现代性之脉络，讲解杨诗给我们留下的无法绕开的文学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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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牧十六岁进军台北诗坛，正是“现代派运动”大肆展开之际（1956年）。纪弦提出“横的移植”、“主知”与“纯粹性”等口号，青年诗人闻风而起，竞相猎奇出新，风格警策者固多，但也不乏鲁莽灭裂、纠缠紊乱、惺惺作态者。（依照杨牧看来，是使新诗创作进步了三十年，又退步了十年。）惟在讲求前卫性之余，当时尚有“现代抒情”的路线，郑愁予、林泠、痖弦皆为个中好手。愁予凭其少年天资，把1940年代以前的抒情脉络融入1950年代的现代风潮，堪称前驱。
叶珊时期的前三本诗集，已有自家面貌，但在头角峥嵘的1960年代里，大抵仍属后进。就前卫运动的立场而言，叶珊的诗观略嫌保守，风格婉约柔弱；从本土视野看来，又显得耽美而雕琢，远离现实生活。惟他以青年之姿浸润于潮流，又能适度加以抵抗与反省，仍极可贵。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他发现浪漫主义的现代价值，坚持以“优美的中文”写诗，尽量放大并凿深对中西文学的理解（而不是什么“波特莱尔以降”）。
到柏克莱攻读比较文学博士（1966-1971），杨牧学养大进，诗艺亦有显著的突破。《传说》（1971）的出版，更标志著诗坛新典范的形成；此后十五年，我们将看到他逐渐“超车”，跃为诗界大宗师。此集的〈延陵季子挂剑〉、〈流萤〉、〈武宿夜组曲〉诸作，取材于中国经史，又善用英诗的戏剧独白体，恰好符应乃至引领战后台湾诗史第二期的新动向（回溯传统资源，关注当代现实，救济晦涩闪躲之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杨牧的现代主义技艺也有显著的增长，甚至颇具前卫性格。〈十二星象练习曲〉与〈山洪〉都是重量级的篇章：前者表现越战时代青年的爱欲与虚无，句法横恣，触及非理性美学；后者为具有强烈悼念情怀的叙事诗，蕴含神话与哲思，但对内面世界的经营超过情节。即便是短制，亦展现出滂沛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