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话想说吗？端传媒非收费频道“广场”的“读者来函”栏目欢迎各位读者投稿，写作形式、立场不拘，请来函community@theinitium.com，跟其他读者分享你最深度的思考。
二〇年代的开场被安排得像一出惊悚片，也不知道是谁在迎新的大门背后摆了个潘多拉魔盒，蜂拥而过的人们无暇顾及脚下，一不小心便踢出了盒子里的怪物。就这样，四处寻主的病毒长驱直入，无处可逃的躯体惨遭吞噬，而佩戴着时隐时现的红袖章的恶徒则再度露出了狰狞的嘴脸......
在配合“闭门”政策的一个月里，没有多少心情舒畅的时候，天天都在疫情信息堆里“去伪存真”，辨别并筛选有用的报导，时常还要忍受不断秀下限的“官家演出”。所以断断续续能完整看完的书，就只有加缪的《鼠疫》了。坦白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新冠肺炎，它应该还会被搁置更久。
奥兰的鼠疫
作为一个正被病疫围困的人，去读一个虚构的瘟疫围城的故事，多少都有点出于超越时空的幻想——透过观看另一种病疫之下的社会面貌，为现实寻找一点联系。加缪在小说扉页引用了丹尼尔·笛福的一句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这样说来，用书里描述的“别样的监禁生活”来比照当下我们正经历的“某种监禁生活”，也算合理吧。
比如说在疫情初期，行政官僚与专业医生对是否应该执行严格预防措施的争执。前者认为只要不能确定此次疫病为鼠疫就不能公开疫情和开展相关预防工作。尽管里厄医生再三强调，如果继续无视当前疫病的传播速度而纠结于“名称”问题，全城一半市民的生命很有可能因为错过最佳防御时机而受到威胁。然而最后出来的公告表明，政府还是在担心奥兰市民的恐慌会给他们的执政带来麻烦。
又比如说媒体的表现。我就摘录这么一段：
“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作出的“典范”。要想对所谓的沉着和冷静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需去某个检疫隔离病房或省政府建立的某个隔离营走走就够了。”
是不是很熟悉的配方？然而，官僚和媒体恰恰并不是小说的重点。加缪并不是要做这方面直白的批判，而是关注被围困者的行为转变和精神状态，从而构建一个法律和伦理失效之后考验个人意志的社会样本。这当中，他将自己在上世纪40年代中战时的经历和哲思交付给了小说中的不同人物。里厄医生所代表的“责任”和塔鲁所代表的“道德”，正是加缪所推崇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体两面。所以，我们在《鼠疫》里看到的隔绝与分离，痛苦与挣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缪其时经历疾病困扰和辗转流离的心理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鼠疫》便如托尼·朱特所说，是一个有关战时创伤的寓言了。
香港的鼠疫
我曾经好奇去搜索过，发现《鼠疫》并没有被改编拍成电影，不知道潜在创作者是担心这部从未断版过的文学经典毁在自己手中，还是怯于对有着丰富精神内涵的作品进行影视化的挑战。不过前阵子我意外发现，结果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知名粤语片导演龙刚就拍过一部叫《昨天今天明天》（原名《瘟疫》）的电影。香港业内都说它是改编自加缪的《鼠疫》，但我看过之后并不能表示认同。只能说，这部50年前的港产片只是借了一个“鼠疫”的灾难外壳，地点由北非的城市移至亚洲的香港，而里面的人物设置、情节发展乃至创作动机都少有相同的地方。
《昨》片倒是更适合拿来对比我们当下的病疫围困——对外交通断绝，工厂被迫停工，物价高涨，热闹街头顿变死市，防疫科普，隔离营收治；不同的是人家有媒体的全方位报导，有医疗医管机构的通力协作，还有那些被删减得所剩无几的宗教元素。有别于《鼠疫》中的组织救治集中于几个关键角色，电影呈现的是鼠疫蔓延之下各个社会阶层的群像，从政府到民间、从中产到寮屋贫民、从医生记者到工人，一起应对病疫临城所产生的各种突发问题。
然而，《昨》片并不是三流商业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它确实略显说教，结局俗套，但从两个小时的成片被审查删减至目前的70分钟依然保持一个可观的完整性，加上流畅的转场（涉及的场景很多）、平行剪接的纯熟、演员的出色调度，可见导演的功力。香港影评人舒琪评价这部电影并不是龙刚的最佳作品，但“把它放置在历史/时代的语境下审视，却毋庸置疑地在香港（粤语）电影史上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
在粤语片式微的60年代，龙刚是与楚原齐名的香港导演。香港业内对这位前辈影人的多数评价是前瞻性强，有人文关怀，有挑战的勇气。他执导的12部电影多是关注社会边缘人物的题材，既具有争议性，又紧贴都市脉搏，比如关于释囚问题的《英雄本色》（吴宇森版翻拍于此），关于娼妓问题的《应召女郎》，反核武的《广岛廿八》（被贴“汉奸”标签）等等。
龙刚导演生前的波折在此不赘，但电影《昨天今天明天》的“审查劫”不得不提。这就跟有着“东方柏林”之称的香港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有关了。根据《冷战光影：地缘政治下的香港电影审查史》一书所说，冷战时期港英政府一直以“政治中立”的态度包装香港的电影审查制度，“配合自由世界反共之余，也会同样审查美国电影抨击中国的内容，并不时在审查过程之中迁就中共观点。这种电影审查操作的背后目的，是为了避免挑衅中共、使之侵略香港。”
所以，政策虽然在60年代末转向更重视道德审查，但在“中立”表象的阴影下，《昨》片还是逃不过香港左派对其“影射六七暴动”的政治指控，最后电影历经禁映、删减、重拍和改名，这些操作多大程度上与其时电检处有关，多大程度受那个“破坏邻近地区关系”的说辞所影响，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在《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六：龙刚》一书中，龙刚详细讲述了这段被羞辱的经历，直指“原来除政府的电影检查处外，还有一个更权威的‘电检处’”。这次风波成为导演电影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一场恶梦。
我们的瘟疫
无论是小说《鼠疫》还是电影《昨天今天明天》，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作者深深的社会关怀和对受难者的同情，这些关怀和同情背后其实是一种拒绝遗忘的警醒。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加缪在各地辗转中开始动笔以一个抽象的隔离故事来构思一段动荡时局和个人生存的关系。到出版的时候，已经是战争结束后的几年，其时法国人好像已经忘记了这段惨痛的“流放”经历。所以，《鼠疫》中所描述的隔绝困境与心理折磨，必定像塔鲁在瘟疫中的社会记录一样，示意人们不应该忘记。塔鲁去世后，加缪为里厄医生所写的劫后感悟中也同样提到：“在鼠疫和生活两种赌博中，一个人能够赢得的，也就是认识和记忆。”
龙刚之所以在香港写他的鼠疫故事，也是因为作为曾经的木屋居民，他从小就看到社会的贫富悬殊，这些问题潜藏的诸多危机，用他的话说，“像一个计时炸弹，早晚会产生一种‘瘟疫’，同时那种‘瘟疫’又将会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为经济正处跃升时期的繁荣香港敲一记警钟。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虚构的瘟疫故事对人们的提醒是有时效性的。历史上的疫病大规模爆发并不是屈指可数的事，人们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对它掉以轻心，就像《鼠疫》里的里沙尔，《昨天今天明天》的民政署代表，哪怕是《血疫》中的CDC官员，他们更多是局限在自己的职权内权衡信息公开与社会恐慌之间的利害得失，而忽视了疫病与人命抢夺时间的事实。再看看眼下我们身处的现实，延报疫情这口锅还在被甩来甩去呢。
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提防的是，正如塔鲁所说，“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这时候，瘟疫就不仅仅指向生理性致病，也可以延伸至精神性致病。而我们当下的精神病疫，排在首位的病原体便是缺陷明显的规条。人们日复一日地接受规训，无形中就给它提供了寄生与复制所需的原料和能量，继而完成了感染过程。而“感染者”之间又或有意或无心地维持着这个传播链条。“研发者”更是时刻不忘强化一下这个病原体的保护性蛋白外壳，以确保它的活性。
加缪在疫情结束后写道：“在深层意义上，鼠疫本来就意味着流放和分离。”如果说生理性致病的瘟疫终会有消失的一天，无论是自然消退还是人为抑止，它终究会给我们恢复、调整、升级应对的机会，但精神性致病的瘟疫因为是人为施放，又类型不定，很容易让我们的“偏离正常”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而对付这种精神流放，恐怕是一场更为艰难和持久的“战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