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也许我们从未远离恐惧时代。20世纪有太多未消化的问题，未吸取的教训。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西方学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朱特与同为历史学家的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进行了一系列长谈。对话中，被病痛剥夺了写作能力的朱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平，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思索。这场历史对话2012年集结成书，每一章都由两个部分组成：朱特的自述，及朱特与斯奈德对欧洲历史和政治的讨论。话题涵盖纳粹大屠杀、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及其欧洲起源、欧洲及美国的社会规划等。
朱特复活了20世纪的思潮和思想家，指引我们穿越那些塑造了今天许多议题的论辩。随着对那些被遗忘的观念的重访和对时髦思潮的仔细检视，20世纪的轮廓得以浮现。在对20世纪最好的智识生活的恢复和示范中，这本书敞开了一条通往21世纪道德生活的道路。他关心的不仅是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思虑20世纪”，还有在面对全球化、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复杂问题的21世纪，我们如何“避免更坏的世界”。这是一部关于过去之书，也是关于我们应为之努力的未来的一份申辩。
简体中文出版方三辉图书授权端传媒转载本书的内容节选。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出版时间：2016年2月
出版社：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 Tony Judt / [美] Timothy Snyde
译者：苏光恩
我们已重新进入了一个恐惧时代。你赖以踏进某一行业或岗位的技能跟你的工作年限息息相关，这种感觉已一去不返了。在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你可以合理地期待一种舒适的退休生活，这种确定性也一去不返了。
所有这些在人口、经济和统计上合乎情理的对现在至未来的推断——它们构成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战后几十年里的生活特征——都已被一扫而空。
所以我们正生活于其中的恐惧时代，其实是对一个未知未来的恐惧，和对可能前来投掷炸弹的未知陌生人的恐惧。我们担心政府不再能够掌控我们生活的环境。它没法使我们成为一个防范世界的封闭共同体。它已经失控了。
这种恐惧带来的无力感——我认为美国人对此深有体会——为这样一种认识所强化，即他们认为这种安全是自己此前拥有的，而今却消失了。这便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愿意把票投给布什，让他当政8年：支持一个其吸引力全凭动员和煽动恐惧的政府。
在我看来，恐惧的回潮和它所引发的政治后果，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人们所能做出的最强有力的辩护：对个人来说，它是一道保护他们安全免受真实或想象的威胁的屏障；对社会来说，它一方面是一道保护其凝聚力免受极有可能的威胁的屏障，另一方面也是保护其民主免受威胁的屏障。
要记得尤其在欧洲，最成功地调动起这些恐惧——对陌生人、移民、经济不确定性或暴力的恐惧——的人主要是那些传统守旧、煽动性的、民族主义和排外的政客。
美国公共生活的结构使这类人想从整体上掌控政府要更为困难些，这是美国格外幸运的一个地方。但当代的共和党近来已开始调动这些恐惧，并有可能借此重掌权力。
20世纪并不必然像我们所被教导的那样。它不是——或不仅仅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大决战，或共产主义vs.法西斯主义、左派vs.右派、自由vs.极权主义。
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参与了或明或暗的有关国家崛起的论辩。自由的人民渴望的是哪一类国家？他们愿意为之付出多大代价，而他们又希望它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20世纪的伟大胜利者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正是他们的后继者创造了各种形式的福利国家。迟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还实现了一个近乎难以置信的目标：他们铸就了强大、高税收和积极干预的民主宪政国家，它们可以包容复杂的大众社会，而无须诉诸暴力或镇压。
我们轻率地抛弃这一遗产将是愚蠢的。所以我们未来20年所面临的抉择并不是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或历史的终结vs.历史的回归，而是“基于集体目标的社会凝聚性政治”vs.“恐惧的政治对社会的腐蚀”。
今天的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说，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典型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正职。无论你想到的是萧伯纳（Bernard Shaw）还是埃米尔·左拉、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让-保罗·萨特或斯蒂芬·茨威格，这些人无不是成功地将他们的文学造诣转化为大众影响力。
之后，从20世纪40年代起到70年代，更有望成为知识分子的往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有时是哲学家。它所对应的是高等教育的扩张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的出现。在这几十年里，知识分子更可能是那些以学院教学而非小说写作作为正职的人。
50年代广播教学在英国的兴起是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它所对应的是人们越来越担心，大众文化跟大众的识字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节了。如今大多数发达社会，人们都是普遍识字的，但有思想的公共论辩的听众数量实际上却在萎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拜电视、电影和物质繁荣所赐。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一些早期文章都探讨了这一问题。对这一状况的担忧变得十分普遍，即虽然你现在拥有了一种丰沛的公共交流空间，但受过教育的外行却越来越没有能力做出反应。
这将我们带到了第三个也是最近的一个阶段，即电视。电视时代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必须有化繁为简的能力。所以8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能够且愿意缩略、简化和聚焦其看法的人，结果，我们逐渐将知识分子等同于时事评论家。这跟左拉时代甚或萨特、加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职责和风格上都大不一样。互联网只是加剧了这一趋向。
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选择。你可以在杂志这类19世纪末出现的东西上传达自己的见解：文学周刊、政治月刊和学术期刊。但那样你只能影响到一个志趣相投的读者群，而这一群体在国内正日益萎缩——尽管公道地说，由于互联网，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扩大了。
另一个选择是成为一名“媒介知识分子”（media intellectual）。这意味着要把你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注意力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的电视辩论、博客和推特等东西上。而且——除了出现重大问题或发生一场危机这样的极少数情况外——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选择。
他可以退回到思想性论文的世界里，影响一个经过筛选的少数群体；他也可以向他所期望的广大听众说话，但须以浅白简化的方式。但要想二者兼修却又无损于你贡献的品质，在我看来并非总是那么容易。
马克思主义是种信仰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信仰，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在于，它所沿袭的是哪一种信仰？这并非总是那么清楚。它包含了大量传统的基督教末世论：人的堕落、弥赛亚、他的受难和代人赎罪、救赎、再生等等。也有一些犹太教的成分，但更多是在其风格而非实质上。
在马克思和后来的一些更为有趣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或许还可以算上莱昂·布鲁姆）那里——以及毫无疑问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所主导的冗长的德国社会主义论争中——我们能够轻松地辨认出各色的pilpul，即那种居于拉比裁断与传统犹太道德说教和讲故事的核心的玩笑恣肆辩证法。
如果你愿意，不妨想想这些范畴的高明之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借此可以相互颠倒、置换，使得现在之是非未来之是，而过去之是则换了新颜。破坏是创造性的，而保护则成了破坏性的。伟大将变为渺小，而当前的真理注定要作为过去的幻想而萎谢。
当我跟那些自己研究过马克思甚至写过关于他的文章的人，提到他的意图和传承中如此明显的这些方面时，他们常常会感到不快。他们往往是犹太人，在我强调马克思自身的犹太背景时，他们会变得局促不安，像是有人提到了他们的家事。
这让我想起了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ún）的回忆录《多么漂亮的星期日》（Quel beau dimanche）中的一个场景。在他们全家被驱逐出西班牙之后，他在20岁时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随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他被送到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在那里得到一名德国老共产党员的庇护——这无疑解释了他为何能幸免于难。
有一次森普伦向这位长者求教什么是“辩证法”，得到的回答是“C’estl’art et la manière de toujours retomber sur ses pattes, mon vieux”——总会让你逢凶化吉（landingon your feet）的艺术和技巧。这跟拉比的修辞是一致的：让你逢凶化吉的艺术和技巧——尤其是艺术——有着牢靠的权威和说服力。
成为一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味着心甘情愿地接受自身的无根状态，尤其是宗教根基的丧失，同时依附于——即便仅仅是一知半解地——某种风格的推理，而这种推理对每一位希伯来语学校的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
浪漫化死亡
如果没有“一战”和它所产生的对死亡和暴力的崇拜，这一切将难以想象得多。1917年之后，共产党知识分子与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世俗斗争及其有益的社会或美学后果的深切迷恋。
特别是法西斯知识分子，他们将死亡同时作为战争和国内暴力的正当理由和魅力所在：从这样的混乱中将诞生一种更好的人类和一个更好的世界。
在我们开始庆贺自己说出“再见了，这一切”之前，一定要记得，这种浪漫的情感绝没有被我们抛诸身后。我还清楚地记得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当时是乔治·W·布什总统的美国国务卿——对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反应。
在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和它所造成的平民伤亡程度做了一番评论之后，她自信满满地宣称，这些都是“一个新中东诞生的阵痛”。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这一论调我以前便听过了。
你懂我的意思：他人的苦难再一次被证明是形成一个新世界的历史方式，并从而为那些不然将不可原谅和难以解释的事件赋予了意义。如果一位保守的美国国务卿在21世纪还可以诉诸这一番托辞，那么为何欧洲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前援用类似的理由？
我说了“不”
什么是真正地影响更广阔世界的方式？我对知识分子能做什么颇感怀疑。我们的最好时光出现过，但很罕见 ；就像阿隆曾经说过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起德雷福斯事件。但如果说我对自己的非学术文章有什么引以为豪的话，它始终是这个：在导向伊拉克战争的那些讨论中，我说了“不”。
我是在一个颇为重要的论坛上说的，而当时，其余的几乎每一个人——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和同行——都表达了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有很多人和我的感受相同，他们和我有一样的想法，也本可以同样清楚地加以表达——但无此资格。
他们没有被邀请到查理·罗斯那里，也没有获邀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或给《纽约书评》写文章。我很荣幸，也很自豪自己运用了这些我本当运用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