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少年之死》
作者：大江健三郎
译者：郑民钦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年
算上前传《十七岁》一共才一百多页的《政治少年之死》，在大江健三郎的煌煌著作当中却有着非常沉重的分量。这个“沉重”，是有三重意义的，第一，其敏感性使得它在1961年发表之后没有被收入任何大江的全集、选集当中出版单行本；第二，《政治少年之死》写于他最猛烈的成名作《饲育》之后、最饱满的早期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之前，适逢当年日本左右之争全面开始，是他思考左右问题的一个关键点；第三，政治、少年、死亡，是日本现代文学最强大的三个主题，在这百页中完美交织，成为质量高度浓缩的艺术品。
五六十年代交界的日本，左右翼的冲突已经开始白热化，但是没有去到“反安保运动”那时期那么大规模及戏剧性，冲突零星，直到1960年10月12日，极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杀日本社会党党魁浅沼稻次郎事件的发生，左翼强烈反弹发起一系列大型集会，这些冲突才正式开启了整个1960年代日本抗争政治之序章。
大江健三郎正是以17岁杀人者（后自杀）山口二矢为原型创作《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之死的。作为文学创作，大江使用大量虚构的心理描写和人物关系描写，结果导致右翼团体极端不满。在后者暴力威胁下，刊发小说的《文学界》未经大江同意，向山口二矢相关人士、团体公开道歉，小说也因此雪藏至今逾50年，最后竟是中文读者可以通过中译得以一睹，也算讽刺了。
这样一个极端题材，若是由老一辈的左翼作家处理，可能会以更加漫画化、戏剧化的方式，以达到“批判军国主义”的目的。然而大江健三郎毕竟属于深受存在主义影响──不只是萨特式的、更是卡缪式的存在主义──的青年作家，在对政治的敏感之上，更有对少年（其时大江不过比山口大九岁而已）那种处于自恋和自毁临界点的敏感，以及日本人永恒的一种对死亡审美的敏感两者的阴影。
放弃个体融入偶像的表白
说是阴影，是因为大江不像太宰治、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前辈那样沉迷其中，他是属于安部公房这一脉批判日本传统的作家的，但正因为此，这种阴影得以全面发挥其矛盾性，构成小说中那位“政治少年”的复杂人格。
当然我们首先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又宅又自卑的沉迷手淫的惨绿少年寻找存在意义之途。先是对天皇的“献身”欲望支撑着他，成为“天皇之子”是他对集体主义给予个体的拯救的一种想像：“我作为天皇之子唯有接连不断的无比幸福的瞬间才是我的真实，所以这灰色的世界才是欺骗。不仅没有必要考虑与天皇无关的事，而且我也不应该做以天皇的眼睛、天皇的耳朵捕捉世界之外的任何事情。”──注意这一段里的“天皇”完全可以置换成“毛主席”、天皇之子就无异于红卫兵，在这位右翼少年之后，中国的无数毛主义者和日本的赤军，也发出了同样肯定的放弃个体融入偶像之中的表白。
钦慕集体中的离经叛道者
但政治少年本身，则走向一条更曲折的路，某程度上他是10年后三岛由纪夫的一个缩影、先兆。他本质上是一个个体感强烈的人，虽然他从集体中寻找到最早的存在认可，但他迅速不满于右翼集体本身带有的陈腐附庸气息，转而钦慕集体中的某些离经叛道者，仿效他们以个人方式实施忠君思想──也就是他最后写在自杀的拘留所墙上的“七生报国”思想。
这种思想也笼罩在三岛由纪夫的后期政治想像中，乃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进行一种神秘主义的、也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捆绑，因此他的杀人与自杀都成为一种哲学行为──如此可以说大江健三郎尝试通过对这一行为的省察，从反面去回答卡缪提出的同一个问题，即在当代“死亡”如何成为存在者确认自己的一条捷径。
卡缪在《西绪弗斯神话》开宗明义就说：“只有一个哲学问题是真正严肃的，那就是自杀。” 在他1938年的第一部长篇《快乐的死》，卡缪就尝试写一个杀手的自杀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觉得不妥而放弃出版该作，改而写《异乡人》。大江健三郎在1960年不可能看过1971年才出版的《快乐的死》，却以一个政治少年的杀人与自杀思考了同一问题。
最特别之处在于政治少年在决定刺杀到刺杀之后，他经历了一个从“爱国者”身份转入“暗杀者”身份的认同，后者比前者更接近少年的潜意识自我。这一认同的描述方式近乎梦幻，是小说里可以与少年的天皇幻象相比拟的重要细节。可惜论者几乎都比更显而易见的天皇幻象所吸引，后者混杂着性欲描写，华丽又反讽；前者黯淡乃至诡异，却是少年更潜意识的“鬼”在作祟。最后在单人囚室里，少年觉悟：“我可以从容地安静思考作为暗杀者的自己、作为暗杀者的人的自己……我想起在广岛见过的那个久闻大名的暗杀者那一张阴暗忧郁的脸。当时我觉得他像鬼一样。现在我也像一个有着一些肌肉的少年之鬼吗？”
而之前，小说突然插入的以第三者全能视角描述的少年刺杀一刻的文字中，早已暗示了这只鬼：“他的脸由于能面的恶鬼般非现实的、虚构的感觉的凶恶而紧绷着，紧咬牙关，颈脖上年轻的肌肉充满力量，眼睛流露出面临悲哀与不幸的深渊者的眼睛那样的暗淡表情，然而又酷似江户时代的春宫画中那些同性恋少年的性高潮时的表情。从他的整个身体可以感觉到室町时代乃至之前的地狱画里的恶鬼的姿势和表情。”
毫无疑问，这细节来自于大江对那几张著名的新闻照片的观察与想像，然而读着这一段的我，却想起了三岛由纪夫更著名的肖像系列“蔷薇刑”！他们共同的原型，就是基督教圣像画“圣塞巴斯蒂安之死”，后者制造了宗教献身与爱欲之间的暧昧混合，而政治少年与三岛由纪夫则完成了政治理想与爱欲的混合。
行动主义被扭曲成为道德要胁
在日本近世的尚武风气下，理想主义者往往直接成为行动者，无论左翼或右翼，“全学联”还是“皇道党”、赤军还是三岛由纪夫，“献身”成为了对彼此理念的基本要求，正如少年对左翼同学叫嚣的：“我脑子笨、身体弱，可我把生命奉献给右翼青年行动队，你们有哪一个人成为共产党员而默默献身呢？你们不是想考进东大、将来成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吗？”
行动主义被扭曲成为道德要胁，这一套现在在香港还依然被用做“肃反”的杀手锏呢，更何况非黑即白的那个时代的日本。那个火热的年代，以右翼政治少年的刺杀开始，中间是反安保、占领安田讲堂、三里冢斗争等左翼的辉煌，最后竟然以联合赤军“总括”集体虐杀以及三岛由纪夫“忧国”自杀这两个惨烈事件告终。虽然这一切都已经隐藏在1961年大江健三郎这篇“亵渎”式的小说里，可是正因为他不但“亵渎”了天皇，也“亵渎”了这些急于行动的“政治少年”们，终于小说被噤声，时代被更喧嚣的声音挟持前行，没有归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