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的病理化，治理的科学化
网信办去年12月15日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昨日起正式实行。此时，SARS-COV-2病毒广泛传播、政府控制不力所引发的争议似乎已经让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意识到信息畅通、讨论公开的重要性；而同一时刻，宣传部门仍然是党内能够高效运转、甚至是唯一可见的仍在疫情中高效运转的部门。此规定的按时执行，当下自然显得格外讽刺。或许，《规定》的按计划实施，象征着一种“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性”，它不会因一次疫情所暴露出的问题和所唤醒的公共意识而改变。
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官媒将“舆情”与“疫情”并列为“两个战场”。人民网的舆情频道则表示危机之下舆情风险“更为狡猾”。在湖北，新任省委书记应勇到任刚刚一周，就召开专项会议部署舆论工作。在中央，公安部长赵克志则明确要求防疫工作“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如果说中国官方从这次疫情中能够吸取任何教训，恐怕最主要之处仍将聚焦于如何应对舆情风险，“莫让负面舆情带乱节奏”。
与此刻正在发生的瘟疫危机相互呼应形成巨大讽刺的，是官方在舆论治理中对“健康”这一词语的反复使用。这一提法，对中国官方话语有所了解的读者应该都不会陌生，而此次实行的《规定》中也多次强调其目的在于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此刻的对照无疑表明，很多时候，民众的身体与网络舆论这两种“健康”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同时，二者的逻辑之间又的确存在一种对立统一。虽然听起来好笑，但实际上中国的领导者的确是希望中国人民健康快乐的。只不过什么是健康，何种健康应该追求，何种乐趣是健康的，都需要经过官方审慎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