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黄色经济圈的香港餐厅“光荣冰室”，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一度表明不招待大陆客人和普通话客人而引起小范围热议。店方解释此举皆因政府迟迟不对大陆封关，小店为避免防疫漏洞才出此招。但这一做法也令生活在香港的大陆人感到尴尬，甚至不满。日前，自2008年便赴港求学并定居，且已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的香港教育大学讲师黎明，和一群中港友人前往光荣冰室，他们试图用普通话点餐，随后并赠予小店口罩等物资，以图示好。随后她将几人的遭遇写成文章，于本周初发表在网上。
文章发布当日便引爆香港舆论，并延烧数日，各立场论者争吵不休。文中所引黎明等人在小店的待遇不佳，接续上了疫情期间小店“歧视”内地人的讨论，同时也再度令中港矛盾、族群对立等问题浮上枱面。对黎明文章的批评，还涉及到写作视角存在“高傲的”菁英主义之嫌，也有本地论者批评他们的介入形式存在问题，实际上并不利于真正形成对话。另一方面，也有论调认为，“光荣冰室”虽言是出于政府的不满，但无可否认其做法确存在敌视；若在此事件中只揪著黎明等人不放，却对冰室做法毫无检讨，也是不公平的做法。
事实上，关于这一事件的讨论角度非常多元，因事件本身涉及到中港矛盾、疫情、恐惧心理、身份政治、阶级、语言等多重语境，并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运动团结”的论述有衔接。若抛弃这些语境及脉络来单独就某一层面进行讨论，恐怕都未属完整。此外，这场争辩也愈发凸显出对话、沟通在当下的困境——想要营造的线下对话没能成功，公共讨论中的“对话”也还未形成，双方阵营似乎都困于讲述自己的经验，对对方的理解似乎仍是脱节的。
自然，时代复杂、话题立体，一位论者的观点也确难以面面俱到。因此《端传媒》邀请了三位来自香港和大陆的、论述相对缜密及开阔的论者，来从不同角度解读这次争议。他们将提及黎明文章为何引来争议，继而讨论沟通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延展到最为舆论关注的身份政治问题。部分内容原发于部分作者个人社交媒体，在端上做了增补或修订。
在开始阅读前，《端传媒》也附上前因后果相关资料、黎明等当事人的文章，以及“光荣冰室”事后接受《苹果日报》采访的报导，以便读者参考之需。
第一阶段，1月28日，包括光荣冰室在内的三家餐厅表明只欢迎香港人进店。
光荣冰室声明
我去了三家“只欢迎香港人”的餐厅吃饭
黎明：疫情恐慌与公共话语生态，一个批判性的观察
黎明：“虽然⋯⋯但”——从话语分析看被歧视的日常
第二阶段，2月16日，“光荣冰室”遭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警告有歧视之嫌，“光荣”回应指员工只会讲粤语。
第三阶段，2月22日，黎明及中港友人的社会实验
黎明：说著普通话，等待一个不曾谋面的人
另一位当事人：回到恐惧的现场——我的光荣冰室手记
苹人志：民间果断封关 平机会告我吧！光荣老板Glory
以下为三位论者观点。
沟通中的权力关系
当书写对象没有我们的 audience （读者）和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对那些权力关系更加敏感？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之前就觉得光荣冰室禁绝普通话客有问题，如果起初原因是因为政府不肯封关，那就明文禁绝所有三星期甚至一两个月内出入过疫区的人士好了（没错，自然是很难分辨的——但无奈也合理化不了禁绝一整个族群的 bigger evil，这就算在传染病学上也说不过去吧），何必要讲“禁绝普通话人士”，加剧原本已经愈来愈浓的排外情绪？黄色经济圈可以是好事，但“黄”作为一个 marketing niche （小众市场）却是我很不待见的事。
光荣就黎明的文章发了一个声明，说“放蛇留返俾蓝店”。就算我觉得黎明的做法不完美，我也会问：为甚么“黄店”就有 default （默认的）道德高地，黄店的行为就不能被 scrutinize（审视）？为甚么不是应该拿更高的标准检视黄店？不是应该律己以严？难道又是“打紧仗”（在打仗，指要在运动中团结）不能检讨，要检讨必先要出来打三百回合证明自己流过血流过汗的逻辑？如果永远都是“打紧仗”的例外状态，永远都打压个体差异，拒绝检讨的话，到底有多少个体要被排除在这场运动以外，成为没资格参与的人？
然后，刚刚跟从大陆来港的友人聊光荣冰室事件，我们结论一致：光荣冰室手法有问题，但我们对于黎明博士的三篇文章也感到有点难以解释的不舒服。友人说，为甚么必然要强调自己是“手足”，或者支持运动呢？为甚么要拿连猪和 pepe 眼罩去光荣（虽然这些可能已成日常基本配备）？我想友人说的是，假如我们反对的是族群歧视或针对性行为，而不是为了自己在运动中的付出“讨个公道”，何必要强调“手足”身份，又要煞有介事地拿一堆物资送给光荣？明明物资到处都缺，也到处都可以收，而光荣又不是甚么社福机构。
我的著眼点跟友人有点不同。黎明一行人想去见光荣冰室老板，结果见不到，最终跟他们沟通到的只是店方几位阿姐。无疑当中的权力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黎明﹑钟一诺等人是博士学者，也是脸书有万人 follow 的 KOL ，而楼面阿姐只是茶餐厅几十蚊（港币）时薪打工仔；另一方面，光荣是在黄丝圈有道德号召力的店，而黎明因为她的大陆人身份，就算支持运动，也只能当“半手足”﹑“临时手足”：需要你时就是手足，不需要你时就是他者，外人。我对黎明私下向光荣提出沟通的方法完全没有异议（我甚至觉得是勇敢的行为），但那条“禁绝普通话人士”的规矩大概不是小员工想出来的吧？既然见不到老板，为甚么要单方面公开书写那几位跟学者／KOL 权力完全不对等的阿姐？阿姐可以在哪里抗议？可以在哪里放蛇，再公开 counter （反击）黎明对她们的单方面的 representation （代表）？
社会学家 Arlene Stein 在她的文章 Sex, Truths, and Audiotape 中检讨了她和她笔下书写对象的权力关系。她在一个保守基督教小社区做田野，研究后来成书出版，当中地点人物全部隐去，或用化名代替。可因她文笔太好，小社区被她形容得活灵活现——很多人很快猜到这是甚么社群，甚至那些人物角色全被起底。Stein 是同性恋者也是犹太人，极不认同研究对象的政治见解（甚至可以说那些保守的福音派教徒在某些层面上是在压逼像 Stein 这样的人吧），可是她也承认那不是为了学术标准（例如追求 Geertzian thick description ）而疏忽保护研究对象的理由。我不是说我们应用同一标准看待黎明的脸书post 和出版一本研究著作。可是，当书写对象没有我们的 audience （读者）和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对那些权力关系更加敏感？
我不想令人觉得我是在各打五十大板，但这些情绪不是一天半天累积而来，就算当中夹杂了仇恨，就算是不够理智，不够智慧，不够善良，也不是这样的一场没有交流过的交流可以梳理的，更遑论排解了。我同情黎明的立场，对民粹本能抗拒，也讨厌愈来愈强烈的族群歧视情绪。但，我们如何可以持守正义，但同时不用高高在上的姿态教导别人甚么是正义，或责怪别人知识不够，善良不足？那是我自觉一直做得非常差的事情（我是常常看到留言区讨论区的排外言论就会怀疑香港人智商的人）。只是觉得问题太大，牵涉的权力关系也太复杂，那三篇文章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不是初步理解问题的好方法。引来这样的争议不得不说是很可惜的。
可是，如果光荣冰室事件如果可以引来更多关于权力与沟通的讨论，大概也可以算是一件好事吧。
当我们想沟通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
YW，现居美国
发现自己经常和来自大陆的左派朋友在香港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很有趣。趁这个机会，我觉得有必要从一个支持运动的大陆左派的位置上严谨地分析一下我的观点。
写作目的和声明：
人是有权选择不沟通的，有权不心平气和，不要和表示不愿意沟通的人强行沟通，不要用别人明确表示不喜欢的沟通方式或媒介来沟通，更不要将沟通作为道德强加给别人。
1、何必沟通？沟通什么？在各种国家暴力中，在历史层层累积的矛盾和认同中，在不同语言的规训中，我们何以奢求沟通的顺畅？因而写作这篇之前，我想澄清，这篇文章不是想说明沟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不是将沟通视为一种个人道德，也不是在假装这个时代里我们还留有很大的公共沟通空间，只是想探讨并理清一个问题：黎明说她想“寻找对话的可能”，而当我们想沟通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
2、和谁沟通？公共话语中，尤其是网络空间里，充斥各种不愿意沟通甚至破坏沟通的声音，我认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在讨论沟通问题的时候，互相尊重双方真诚的意愿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是有权选择不沟通的，有权不心平气和，不要和表示不愿意沟通的人强行沟通，不要用别人明确表示不喜欢的沟通方式或媒介来沟通，更不要将沟通作为道德强加给别人，故而我不认可黎明文中将平和沟通视为一种更高道德、并且不太体认光荣饮食的主观意愿的口吻。
3、沟通能力？在中港冲突的大背景下，身为意图沟通的人，我们很经常是在各种信息、境遇和情绪下失语的、挫败的、混乱的、言不由己的，这些都无比正常，但也很容易让我们违背了沟通的初衷，连自己想表达的观点都没法理清楚，这样只能感召到同一身份同样观点的人，让其他观者觉得不知所言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而建设沟通能力是谈沟通问题的前提。我试图说明，黎明的文章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各种层面、信息和观点混杂在表达中、而且不敢把自己的全部政治态度（尤其是政治化新移民歧视问题）清晰表明的例子，因而她的文风显得纠结而不直接。通过写作这篇文章，我希望练习并学会澄清自己在混乱局面中的立场，而不用道德遮掩政治立场。
4、明白在港大陆人，尤其是运动支持者当下的处境有些尴尬，接收到的信息、待遇和各种情绪纷繁复杂，黎明的文章正正展现了这种尴尬中的体验、情绪和感受，作为一个“不在场”的人，我并没有太多第一手经验上的发言权和评判权，因而此文的对话对象更多的是不在场但愿意参与讨论的大陆左派，并无意否认黎明文章在居港陆人中间抚慰人心的价值。我在第一部分批评其政治主张的模糊和泛化，在第二部分的讨论仅针对她的公共对话态度，但尊重且不针对她所有的私人感受与观察。
概念与论点澄清：
首先，有必要区分一下政治化、伦理化和道德化的区别。这里我的讨论把政治化限定为他律意义上的主张（强调他人或者某些机构应当做出调整），道德化是自律意义上的主张（强调自身的道德完善和行动审慎），伦理化是自律和他律必须同时存在的主张。
第二，我论点的核心很简单直接，有两个：
1). 政治主张：不应泛泛地政治化（politicize）光荣冰室针对平机会指控而做出的“不会讲普通话”的声明
2). 公共沟通：基於伦理（ethics）和效能考虑，不应该道德化（moralize）自己的政治立场
下面分条论述，首先是政治化的问题。黎明文章中暗含的是一个语言和身份政治上的问题，针对的是在香港讲普通话大陆人士尴尬处境的状况，暗含着对他人（光荣冰室）行为和态度的考察和批判，因而是一种政治化（他律）。这里的危险是，许多中产出身、同情运动的左派香港大陆人，在被语言歧视困扰的时候，所做出的政治化论述在当下这个历史时刻下存在身份和阶级局限问题。
作为一个母语非广东话，后天学会广东话、并且挺左（有时也挺胶）的支持运动的大陆人，我的基本态度是：
第1，新移民在香港被歧视问题应当被政治化，但是不应该被泛化甚至精英化（类比女权运动中的对玻璃天花板精英女权的反思以及黑人平权运动中后奥巴马时代的底层转向），从左派的立场上看，香港新移民身份政治的重点应当放在底层新移民处境问题，譬如新移民领取社会福利资格不足，大陆单亲母亲在香港的贫困化，底层新移民遭遇的类似welfare queen的污名化问题等等，我不会泛泛而谈新移民歧视，因为要带着阶级视角看待普通话歧视问题，否则就容易陷入新自由主义化的身份政治；
第2，新移民歧视问题的政治化，在以普通话歧视为论述的中心时要非常小心，因为普通话歧视在“边缘语言区”常常是一种反语言霸权的手段，而在香港的反北京新殖民主义语境下更成为政治抗争的对象
这就是我先前用 Franz Fanon 在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中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殖民运动的原因，因为这种手段可能会伤害支持反霸权的一般普通话人士，与阿尔及利亚人轰炸普通居阿法国人的咖啡馆有相似的争议，Fanon 认为，暴力反抗是一种必要政治姿态，反抗不可能胶胶地谁也不伤害，也是一种被殖民者必要的心理建设。在我们当前讨论的香港语境中，普通话歧视作为一种政治反抗，其暴力程度要比阿尔及利亚低得多、温和得多，是一种轻微的恐怖（micro-terrorism），具有其正当性且杀伤力远远没有Fanon所支持的那种反殖民恐怖主义要大，当然在香港语境下也有很大争议性，原因正是前面提及的有长期历史的新移民歧视，但是承认争议性不直接等于否认其正当性。
做个思维实验可能更清晰。在汕头这样的方言区，外地人歧视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汕头人，我也非常不认可这点），在日常交往中区别对待讲普通话的人士，尤其是底层外来务工人员，这是一个应当被政治化的问题，因为大背景是阶级不公和城乡不公；
但是基于保护本地语言而刻意不讲普通话，保留一些纯粹讲本地话的区域，不招待普通话人士，这里就是一种有正当性的 micro-terrorism，因为大背景是普通话的强势入侵和本地语言（“方言”）的岌岌可危。
而在香港，普通话人士一概而论地政治化“普通话歧视”，是与本地政治化新殖民主义和民生压力有根本冲突的，这时候，作为支持本地反殖民活动的普通话人士就更应该直面和厘清光荣冰室这个有正当性又争议性十足的政治姿态，讲清楚争议点在哪、何种程度上是歧视、何种程度上是正当，而不是一味以他律的政治化语言否定之。
而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我会非常明确表达，阶级不公、国家新殖民主义和语言霸权之恶要远远超出族群区隔之不当，且前三者是族群区隔很大程度上的诱因，而且以大陆身份去政治化语言区隔，只会和蚌相争渔翁（掌权者）得利，因而我个人的立场是不会去特意政治化族群区隔这个问题。
小结：从政治化角度看，黎明的问题意识 frame（建立） 得不够严谨、清晰，一方面容易泛化新移民歧视问题（虽然她有以及自己的阶层优势，但通过将新移民歧视与普通话歧视联系起来，她其实隐去了新移民歧视中更应该被关注的阶层议题）；另一方面容易泛化“普通话歧视”的不正当性，没有厘清新移民歧视、反普通话霸权、反新殖民主义在其中的共存。这直接导致她虽然在讲一个非常政治性的问题，但传达的政治观点非常模糊、不到位、易生误解。
其次是道德化的问题。前面有定义，道德是自律，政治是他律，伦理是自律加他律，黎明的文章第二个问题就是用自律的口吻陈述一个他律的问题，这里我的出发点是公共沟通（public communication)，黎明的这种道德化（moralizing）口吻一方面违背了沟通伦理（communicative ethics），另一方面丧失了沟通效能（communicative efficacy）。
在论述以前需要做两个假设：
第1，假设在当下政治语境中，哈贝马斯意义下的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在“唔识讲普通话”这个议题上，在黎明们和光荣冰室们之间是存在的且值得维护的，公共对话的应然性和实然性当然可以辩论（参考 Amy Allen 在 The End of Progress 中对 Habermas 沟通伦理之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去年 Benhabib 和 Geuss 之间很有趣的辩论），而且在现实操作中，很多情况下对话并不值得（譬如遇到彻底抗拒沟通的人）；
第2，假设她把这篇文章发在Matters上这一行为，存在一种真诚地企图参与公共对话的姿态（她在文章中将光荣饮食视为沟通对象，认为其公开声明是沟通的契机），所谓公共对话的企图，指的是真诚地意图通过交流达成有效表达、互相理解、部分说服和平等交换和商量意见，其中有一套保证互相尊重的对话规则（比如不人身攻击，不智识贬低，不占据道德高地），具体参见 Dryzek 的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Alternatives to Agonism and Anagelsia，这些规则不仅在伦理上有意义，而且也对沟通效能存在影响。
在这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下，黎明的道德化姿态包括：把港荣冰室的行为简化为疫情下“将某些生活在同一社区下的群体视为‘他者’”，在叙事中讲述对方在自己的道德行动中”尴尬“和道歉并获得自己谅解，以及，在总结部分把这次进入冰室的行为和自律性的“对抗瘟疫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直”联系起来。
在此背景下，我反对她在公共对话中的道德化姿态的原因有两个，
第1，从沟通伦理上看，她缺乏对言说的角度（standpoint）敏感性，亦即，这个道德高地被谁占据？文章中谁显得“不道德”？在道德主张言说中，谁有合适的角度（standpoint）去批评光荣冰室？在她的这个论述中，她站在道德高地上把处于低地的光荣冰室拉高了一截，非常居高临下（condescending），若对方不自动改变立场和做法，在她这里就马上陷于不义之地，被剥夺了作为“道德人”的身份。这违背了公共对话中不道德化的伦理原则。
第2，从沟通效能上看，道德感召是一种非常无效的对话方式，因为道德语言是尊从自律原则的，当她的道德表述和公共对话议题姿态（as in具体商榷冰室做法的利与弊）混在一起时，就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样态，她是要在对话中和冰室商榷这个做法本身的正当性与策略性呢，还是要展演一种道德自律的优越性呢？这两者似乎在她的文章中共存，且道德化盖过了对话性。
小结：从道德化角度看，黎明这篇文章的道德口吻既居高临下，又造成无效沟通，可能和她想要沟通的初衷相违背。
身份政治的迷雾
如何营造一种大陆“手足”与港人的理性对话？会发现在身份政治“他者化”的空间里，并不能搭建这样的平台，相反还会造成更多的误会和叫板。
马阖斐，居英学者
在笔者看来，这场讨论大抵引出了两个主要问题：1. 在香港的语境中何为歧视，何为racism？2. 究竟作为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港漂乃至大陆“手足”们是否能找寻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来参与香港本土的政治公共讨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种族主义（racism）的定义。在西方语境下，种族主义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种族基于其种族的优越感对其认为的种族低贱的另一个种族族群的歧视、偏见及敌对情绪。回到香港的语境中，从这几天的讨论中看，一些本土派朋友对光荣冰室事件所产生的“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这一观点并不认同，因为香港人本身即是被压迫/被殖民者，被压迫/被殖民者对于压迫者/殖民者的敌视通过对大陆人的态度凸显出来，而这种敌视并不能简而论之为“种族主义”。
诚然，笔者承认这是一个复杂的困境问题。是否种族歧视本身与身份认同政治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从香港历史角度来说，“香港人”的身份是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和民间互动的一个主动构建的结果。1997年，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对“香港人”的文化身份做出了一个总结，即是”华人性（Chineseness）加西方性“的综合。他认为，作为族群本身，香港人是华人，同时承载了西方的殖民文化，丰裕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权，法制，民主等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及结构。（注1）在香港殖民历史的背景之下，特别是战后“香港人”成长起来，不同于他们的祖辈，真正开始地把香港作为了自己的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塑造。
但根据刘兆佳等学者的叙述，和当下不同，殖民时期的关于香港本身的身份认同是具有模糊性的。而这种模糊性在政治上又是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抵抗，以及对大陆“共产恐惧”的回应。而1997年主权归于中国之后，经历了头个十年后，陆港矛盾越来越尖锐，反国教，反高铁又促发了新一波的本土社运及意识。港英时代的身份模糊性的压迫对象只剩下中国这一元，随之本土身份认同的强化也是应然的结果。
同时，早期的香港人的身份论述又建立在一种对大陆认知的优越感之上，因为1949年后，英国管治的香港逐渐成为亚洲经济繁荣的“四小龙”之一。大量大陆移民的涌入，也持续助力香港的经济繁荣。随后，港人由经济繁荣产生的先进性及优越感，将同时代的生活在落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同胞斥之为未受教育、未开化的“Ah Chan”“北佬”即是一种（地域）歧视。这种歧视并没有随著改革开放之后、新自由主义化了的大陆经济的快速成长而消失，反而因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城市的挑战而增强了。“蝗虫论”“赤纳论”随处可见。
但这种歧视是相互的，大陆网民同时间也在不断地以“港灿论”“暴民论”污名化香港人。这种歧视的互动毋宁说是两地在新自由主义化疯狂抢夺市场资源，和保护本地市场资源的背景下衍生，并被强化成一种地缘的“仇恨”。从地缘角度讲，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这种歧视都是一种多数对少数的绝对压迫及暴力，因为中国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增强，已不局限在地域歧视，甚而扩大成双方族群仇恨的武器。
在这种族群仇恨的叙述之中，大陆人被简化成为了政权压迫者的化身，同理，香港示威者也被固化为暴民。同时间，这种刻板化的仇恨话语被双方更广泛地接受了，却很少有人在历史的回溯中探讨这种仇恨话语背后复杂的犬牙交错。简而言之，我们都被身份政治的迷雾遮蔽了双眼，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族群”仇恨与对立变成了一个无解之命题，似乎只有武器（暴力）的批判才能打破这种互相仇恨的对立。
诚然，在某个时间段，暴力的批判是被压迫者打破压迫的最好工具。但身份政治所创造的“压迫者”本身的形象亦是有问题的。某位本土派朋友说，我们各自都带著VR眼镜，沉浸在各自的风景之中，风景差异太大的人则没有互相理解的基础。（注2）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既建立在“大中华胶”意识的“天朝上国”的楼阁里，也建立在本土派港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飞黄腾达的憧憬中。只是双方都不愿承认自己其实生活在资本主义压迫（不管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中。而这种压迫正是中共所主导的、在两地肆无忌惮野蛮生长的新自由主义恶果，只不过被两边用身份政治构建起来的国族意识所掩埋。
对香港民主派支持者来说，中国的问题核心始终是政治独裁和企图将香港一国一制化（无论是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还是其他如831的政治手段）。过去一年中香港在政权机器的主导下自上而下所施加于市民及社运分子的政治压迫，给人造成了无法忘却的政治创伤，更是凸显出这种对两地一体化独裁的恐惧和担忧。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上面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压迫（普通的香港人由于对放任自由市场观的崇尚，可能忽略了同样自上而下的经济压迫），陆港都有类似的尖锐却很难解决的社会矛盾。例如，面对资方996的强势，员工无止尽的加班和过度劳累；面对地产霸权的贪婪攫取，居者对改善住房条件的无力承担；面对新自由经济的放任自流，两地内部各自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等等。更勿须提及这些问题的背后连接著压迫香港的本源，亦是压迫中国的政经本源——中共。
所以，如果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营造一种大陆“手足”与港人的理性对话，则会发现在身份政治“他者化”的空间里，并不能搭建这样的平台，相反还会造成更多的误会和叫板。在笔者的有限认知中，答案只能是：通过把焦点聚焦在中港两地被压迫的共性，才能加强基层团结的力量，从而超越知识界的讨论，回到关注基层社会矛盾本身，进而参与港地的公共政治讨论。
如此，借由法农之理论所抛出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如何为友”的问题，亦可从此途解答：如不是反抗你我共同认识的压迫者，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大陆“手足”自去年以来一直前仆后继。这不是身份政治构建中，来自于宗主国支持反殖民的部分国民的支持，而是反抗共同压迫根源的应有之意。只有明晰压迫本源，超越对族群仇恨之固守，而非制造对立，被压迫者们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希望我们的社会不被仇恨的声音所绑架，反让真正的恶者在世间逍遥。
注1： Gordon Mathews, “Heunggongyahn: O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Hong Kong Identity”,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3 (1997), p. 3.
注2：参见 <普通话-歧视-殖民>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