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在1939年写到，“中国是人类菜园子里的野草……野草是人类所有努力的天敌……的确，野草长不出百合花，造不出战舰，讲不出西奈山上的布道…最终野草都能占据上风，野草只能造出它的同类。”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他关于块茎的哲学论述时，引用了米勒的这段话，将“世界重又回到中国的状态”，也是历史学家通常所称的“黑暗时代”，当作对西方以“树”为文明象征的世界的反叛，这也是他对美国式“块茎文化”的嘉许，甚至延伸至对病毒的理解，即病毒所具有的反抗性，如同块茎一样潜藏地下，可能无限复制和蔓延。
在武汉肺炎日益成为中国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之际，米勒和德勒兹对中国和病毒的这番浪漫主义解释，在似乎遥远的上个世纪，就如先知一般洞见了一个大概从未变化的中国体系的政治意味，以及病毒与中国政治的相互关系，也喻示着长久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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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病毒的历史可能远远超过生物的演化，但是人类对病毒的认知却近乎无知。长期以来，病毒都处在人类划分生命和非生命的模糊空间里，林奈分类法和达尔文主义的自然进化树里都没有病毒的位置，而在此基础上的自然认知和科学发展所造就的现代社会体系、公共卫生和现代政府模式，却都是以人和自然，特别是与细菌有关的疾病、身体和社会控制所展开的，甚至包括许多现代思想乃至极权主义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