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趁着倒时差，看了HBO的五集电视剧《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写了篇观后感。他觉得，这个故事中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组织学研究的“教科书”般案例，其中：“信息”最为关键。“信息”的流通问题不仅影响了当局关于核反应堆安全性的判断，导致了盲目决策，引起事故发生，误判了事故后果，延迟了居民疏散，酿成重大失误。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周雪光这篇观后感，同他201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以及旧文章《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一起被人翻了出来，在网上流传，人们希望从中寻找线索，从体制角度来理解这次疫情如何爆发，为何防控没有及早到位。
他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的一句论断广为流传：“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集中表现在中央管辖权和地方治理权之间的紧张和不兼容：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一统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
1959年生于山东的周雪光，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91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至今，他在组织社会学和社会分层领域倾注了许多心力，他的研究较少涉及意识形态或政策建议，大多采用组织学中的行为科学视角，关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怎样做”。如今，周雪光是人们研究中国政府组织与行为时绕不开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