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习近平发言说：“疫情是一面镜子，是一次大考，确实‘照’出了、‘考’出了在应急管理、公共卫生、国家储备等很多方面的短板不足。”我深以为然。1月20日钟南山正式公布“人传人”的论断之后，中国大陆公共空间出现了罕见的信息爆炸与集体狂欢，但至今，作为一名忙于抢购口罩与无限期自我隔离的普通国民，我仍无法从公开信息中得知所谓的短板是哪一块，或者另一只靴子何时落下。
在2013年开始的政治周期中，中国的官僚系统出现了一些显见的特征。其中一些是加速展开了过去行政结构变化的线索，有一些是这一周期中的新发展。它们都深刻形塑了此刻中国政府对于新冠肺炎的行政应对。
我尝试在此文中寻找的，首先是一个结构性的答案。我将回顾中国官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说明地方政府如何产生了“超调”反应，对于防疫有何影响；而公民社会又是否是替代性的出路。
此时此刻，整个中国都成为了疫区，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答案。这两者从来不是矛盾的，答案也从来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