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同放大镜，将中国统治系统的黑暗、腐败、无情、无能，戏剧化地集中展现。去年底至今，越来越多曾经相信“国家总是有办法的”、“中央会负责的”的民众恍然大悟：当权者追求“国泰”，但并不一定包括“民安”，专制国家的“贤能政治”，似乎不再能承载幻想。有分析者据此认为，疫情导致的民怨爆发和往常稍纵即逝的社会不满不同，是真正的历史性民意转折点。
的确，重大灾害引发社会变革有例在先。2008年汶川地震时，中央暂时下放了救灾行动权限，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统计，那年年底成立的大陆民间组织有超过200万家之多，繁荣持续数年之久；人们对救灾、安置、重建的关注，部分转变为关注日常公共事务的习惯，于次年诞生的大型社交平台“新浪微博”，在成立后迅速成为政治讨论集散地。很多学者（如俞可平、高丙中、李景鹏等）都认为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尽管舆论监控远远走在抗疫前头，政治讨论仍难被彻底噤声。新冠肺炎危机中，也涌现出了不少怀疑国家宣传、反思自身既有立场、并转而批判当权者的个人。当人们集体吹哨纪念李文亮，当新冠疫情版“五大诉求”刷屏，当微博上要求言论自由，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尝试打破利维坦铁甲的努力。
只是，仅仅在21世纪，对中国政治的积极预测就已经破灭过多次。此刻的民间反抗仍面临种种阻碍，例如紧急状态下的“非常举措”正在强化国家的社会控制；民众的反抗意识和行动手段均不成熟；即便面对共同敌人，精英和更广泛大众之间、大众各群体之间，诉求也高度割裂；关于反抗的目标，社会更缺乏基本共识。希望促进社会进步的行动者、分析者、观察者都需认知这些处境，才能找到困境之外的发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