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媒体观察：中澳間諜疑云，当调查报导遇上新冷战漩涡

11月23日开始，多家澳大利亚媒体几乎同时放出一枚震惊亚太地区的重磅炸弹： 包括历史悠久的老牌报纸《悉尼先驱晨报》和澳大利亚主要电视公司之一的“九号电视网”（Nine Network）在内的多家媒体，同时放出文章和节目——他们采访到了一位刚刚向澳大利亚政府“变节投诚”的“中国间谍”。

这位叫做“王立强”的不满三十岁的男子在节目中声称，自己在过去数年中，参与了一系列北京策划的情报工作——办理铜锣湾书店案、渗透反修例运动、再到干预台湾大选和干涉澳大利亚内政。节目中，记者、议员和情报专家将这位普通话带有浓重口音的中国男人誉为一位“非常勇敢的人”。他的供词，则被称为是“独一无二的供认”（a confession like no other）。

媒体上出现了一个丰满的“叛谍”形象，但这个形象，又很快陷入了令人迷惑的漩涡里。

从媒体“英雄”变回“小人物”

甫一开始，王的现身让许多媒体趋之若鹜。毕竟，中国资深间谍叛逃澳大利亚，随手奉上绝密情报，如此震撼的故事，上一次还是在2017年5月，那时，《纽约时报》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放料——“CIA在华情报网络因内鬼被毁，多名线人被杀”的独家新闻。

而这次王立强的出镜，则把中国网军、金钱渗透、干预选举等等民间和有关机构近年来对中国的指控统统“坐实”。无怪，即便是在《悉尼先驱晨报》这份老牌的、持中间派立场的权威媒体的采访中，也可以看出记者尽力克制却无法掩抑的激动——“他决定了要背叛世界上最强大和无情的威权国家”，在铺垫了上百字王立强的心路历程后，记者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写下这句话。

在多家媒体访谈中，王号称自己参与了一系列中港台地区的重大情报事件——他说自己曾经深度参与了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案，在其中负责组织将李波等人绑架回中国内地。他又指自己以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CIIL）职员的假身份在香港组织情报网络，派人渗透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组织网军攻击民主派和独派人士；他还说自己本来即将去台湾干预大选，捧韩国瑜上台，阻止蔡英文连任；他声称，“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京在香港的重要情报机构，其老板“向心”运营着香港和海外的情报网。

但随着时间推进，王的供认开始遭到质疑。

11月23日，《南华早报》记者John Power在推特上质疑王的“假证件”。在媒体展示的号称是中国情报部门为王立强伪造的韩国护照上，韩文姓名一栏写的是“曹京美”（Cho Kyungmi），而护照上的英文姓名则显示为“Wang Gang”。两个名字无法对上，后者也完全不像一个韩国名字。据此，有媒体人质疑——如果王确实是中国特工的话，为什么为他提供假证件的部门会犯下如此业余的错误？

11月24日，台湾资深情报人员、前情报局副局长翁衍庆提出了更为广泛传播的质疑。翁在网上发文指王立强的供词不可信，并列出了十条原因，包括王年龄太小，与他号称管理的众多项目不相符；王身藏多份证件，是情报人员的大忌；王只会说普通话，而驻外情报人员基本都需要掌握外语，等等。

旅居台湾的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在王立强事件曝出后不久就接受了媒体采访，他同样质疑王立强的身份。在林荣基看来，王对铜锣湾书店的了解，许多都来自已有的媒体报导，而且他对事件的一些描述，和林所了解的不符。林还指出铜锣湾书店事件是经过中央专案组经手，和王提到的情况不一样。

北京也很快做出了反应。11月24日，上海公安局称王立强系涉案在逃人员，2016年因诈骗罪被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同日，《环球时报》刊出社论“一个诈骗犯何以成了澳大利亚的宝贝”，指“这出令人作呕的戏剧能够在澳大利亚和西方表演得像真的一样，蒙骗了不少西方受众，反映出在西方舆论场上敌视中国的氛围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强化。”，其后又放出据称是王立强2016年因诈骗罪被起诉的庭审视频。不过这个指控随即被怀疑。毕竟，《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立场被诟病已久，视频的清晰度较差，也不足以作为铁证。

王立强所供称的中国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主席向心，却刚好在王立强案出街的时刻身在台湾。11月25日，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及替任董事龚青已经被台湾调查部门留置讯问。这可以说是王立强事件出现后最令人惊讶的事态发展。目前台湾方面对两人的侦查仍在进行中。11月27日的《环球时报》则报导了向心所涉及的多起民事纠纷和集资诈骗案件，指他曾经被商业诈骗“搞得很狼狈，损失了很多钱”，以证明向是一名“纯粹的商人”。

不过，王的许多宣称最终证明不算可信。11月29日，《澳大利亚人》报导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基本达成一致，王立强并非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是情报网络中的重要人物。隔日，前《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撰文分析称，王立强要么是个不那么重要的小角色，要么根本就是一个编造故事的人，他认为军情系统没有任何动机聘请一个刚在安徽本科毕业的、学艺术的人，到香港担任重要的情报工作。

当然，如果将同时间涉及中国的新闻放在一起看，王立强的曝光并非一个孤例。就在王的新闻出现之前不久，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就大规模报导了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泄密文件；而之后的12月2日，澳大利亚媒体又开始关注从今年1月开始被中国官方拘留、并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澳大利亚籍人士杨恒均。

凡此种种，都让新闻和情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情报倒逼政治？

在王立强事件之前，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对北京的不信任感就已经加剧了。尽管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是根据2019年的一份最新民调，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忧，在过去数年中不断提高。

2019年7月的廖婵娥（Gladys Liu）议员事件是这种担忧的一个小高潮。这位华裔自由党国会议员被指责和北京的统战网络有关联，她的回应支吾而笨拙，未能令媒体和公众满意，更是引发了争议。尽管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公开为廖辩护，表明对她的攻击是子虚乌，还指责攻击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海外对华警惕并不新鲜，而这则包含有种族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对廖的指控，大概是混合了切实威胁和过度想像的其中一个例子。BBC报导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曾经建议自由党，注意廖同北京之间可能的关联。

尽管澳大利亚的对华强硬态度，在2013年开始的保守党政府任内逐渐升温，不过，就算是上任总理特恩布尔曾经在2017年推动“反外国干预法”时说出“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这种话，并引起中国外交部的愤怒，他也仍然和中国保持着私人关系与生意往来。

随着华裔群体的壮大，有关中国影响力的讨论，在澳大利亚变得常常和族群问题挂钩。就在前不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还在援引一项新调查指出，华裔移民在很多问题上有更相信中国政府的解释的倾向，但人权问题上更倾向于澳大利亚政府。与此同时，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媒体在报导中国问题时的负面倾向过强。与中国密切的贸易往来，和国内拥有庞大的华裔群体，使得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情况。曾任多年公务员的学者姜云（音译）就在一篇近期的文章中主张，澳大利亚不能只在拥华或反华的二元对立中选择，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将会伤及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

一个有趣的分析角度来自拉伯筹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的教授 Tony Walker。他在一篇针对王立强事件的评论中指出，王立强事件乍一看像是1954年苏联高级特工佩特罗夫叛逃澳大利亚的事件，但其实又不相似。在旧冷战中，澳大利亚和苏联没有商贸往来，没有那么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今天的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他认为澳大利亚必须提防北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渗透。但同时他也提醒，和佩特罗夫事件后保守派利用冷战情绪撬动工党席位类似，在王立强事件背后，也许也存在澳大利亚的安全部门和保守派阵营用间谍风波突出自己的存在感及打击工党的可能性。

对澳大利亚政界来说，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是仍在争议中的论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澳大利亚需要和中国保持一定距离，比如精通中文、对华亲善的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就曾经指出澳大利亚要降低对中国的经贸依赖。但另一方面，以什么姿态应对中国，是否要将中国当作潜在敌人，则又在政策层面缺少普遍共识。11月底的一场公开活动中，陆克文便指责自由党政府应对中国挑战时过于使用蛮力而不够灵活，他警告对中国力量的担忧不能变成国内种族主义的猎巫行为。

研究中国问题的澳大利亚学者倪凌超在2019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要设置底线，但又不能将中国完全推到对立面。他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党国政体变得更加强力，对社会的控制加强，这些变化是违反和挑战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的，而澳大利亚过去一直受惠于这个自由世界秩序；他指出新疆的大规模拘禁问题、对港和对台更强硬的态度、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为，都意味着中国的威权主义模式在加剧，澳大利亚将面对更大的压力，同时中美争霸将给澳大利亚带来更多的风险；他认为不能把中国当成敌人，但是澳大利亚需要在外交上更坚定立场，维护自由底线，并且提倡团结更多国家维护集体安全。他还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倡导“多元中国”的概念，去争夺“中国”的定义。

对澳大利亚人来说，处理对华政策的前提仍然是和美国保持稳固的联盟关系。在特朗普个人风格的影响下，这一联盟关系也许会受到影响，但却未有从根本上动摇。2019年的澳大利亚大选反映出选民在这方面更信赖保守的自由党。但相比普通民众，澳大利亚政商精英的对华态度，恐怕要温和不少。

有趣的是，在整个王立强事件中，最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纽约时报》，从一开始就高度相信王立强的证供。由几位纽约时报资深驻外记者共同撰写、刊登于11月29日的一篇分析认为，人们应该相信王立强的故事，因为“他向澳大利亚当局提交的避难申请中包含一份长达17页的详细陈述，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受到世界各地执法机构的严肃对待。”这篇分析还批评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没有“划定明确的边界”——“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仍坚持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一项新出台的反外国干预法案几乎没有得到执行，严格的保密致使议员和专家都缺乏他们所需的深度信息。”

与之相似的声音，则包括与情报部门关系密切的前特种部队成员、长期以来主张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澳大利亚现议员Andrew Hastie，曾经称书商受到中国压力而推迟出版自己研究中国绳头的著作的作者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以及前军事情报部门官员Paul Monk，他撰文认为要鼓励更多像王立强一样的人叛变，才能最终像冷战中打败苏联那样取得胜利。

无论王立强所交代的内容是否真实，无论他是否是中国特工，在许多地方，对中国的警惕，已经随着这场间谍疑云加深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富象征意义却其实规划已久的行动——12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一项8800万澳元的项目，以整合多个情报部门的资源，成立一支新的反间谍力量——情报部门收获了更重要的位置和更多的资源。

台湾对向心夫妇的调查，目前还没有得出结论，但相比王立强，也许他们才是这场疑云中更大的看点。

当媒体走入新冷战

王立强事件折射出的媒体和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随着中美斗争而变得愈发耐人寻味。

从各家媒体的“成果”看，多少能够覆盘出王立强事件的媒体报导方式——似乎是有人同时联络到多家媒体“喂料”，再组织媒体共享一些港台的采访资源，比如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斯俭在《60分钟》的节目中出镜，他的话亦在《悉尼先驱晨报》被引用（台湾外交部否认采访时的题目有关间谍案）。而从最终刊出文章的效果看，各家故事结构上的差异也不大。

要全盘采信北京的指控，认为王立强纯粹是一个诈骗犯，是有难度的。比如中国官方为何对王立强的揭发和调查没有下文？为何不能说明他是如何在信息系统全部电子化的今天伪造证件离开中国的？伪造证件的来源又是什么？北京至今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全盘故事来说明情况。

然而，要采信澳大利亚媒体人写下和拍摄的原始故事和分析，把王立强看作一个少有的深度参与谍报工作又叛逃倒向自由民主阵营的中共特工，亦无可能，他充其量会是某种情报工作的“外包服务商”。但问题在于，为何这样一个说服力看起来明显不够的故事，能够说服一批“深度调查报导”记者和资深媒体人，让他们做出一批被人诟病为带有鲜明政治议程的节目和文章呢？

问题在于，为何这样一个说服力看起来明显不够的故事，能够说服一批“深度调查报导”记者和资深媒体人，让他们做出一批被人诟病为带有鲜明政治议程的节目和文章呢？

我们不妨稍微回顾几年中主流媒体对中美情报战的报导。

从2015年《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处决美国中情局线人”开始，许多报导就采取了类似的模式——一两个情报部门的人士“放料”给媒体，媒体将其加工为一个能够通读的故事，再交给读者。因为情报系统的保密性和中美之间问题的复杂性，面对这些“喂料”，记者几乎是不可能去进行传统新闻中需要做的事实核查和验证工作的——媒体总不可能打电话给中国某机关单位，问他们是否有成员因为帮中情局做线人而被枪毙。事实上，美国一边的情报部门也不可能提供足够资料向记者证明他们掌握的情报为真。结果就是，如有友人所说，《纽约时报》在这一类报导中，呈现了一条在实际可核查可验证程度上，类似于“韩国情报机关宣称金正恩枪决美朝谈判代表”的新闻。至于这位宣称被枪决的仁兄之后是否有可能突然出现，就只能交给时间说话了。

而王立强事件对媒体做出的事实核查要求，难度显然比中美谍战要小得多。比如，在《60分钟》节目中，一位情报专家带摄制组去铜锣湾书店实地考证王的说法的真伪，这位情报专家称，检验一个人的证词的真伪，在于他能不能提供发生的事情的细节。然而，如之后林荣基所说，王并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超出既有媒体报导的细节——甚至可以说，他给出的故事细节远远不如《端传媒》所刊载的林荣基万字自述。那么在这方面，并不通中文的澳大利亚调查记者们，采用了什么样的事实核查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判断正确呢？

也许王立强事件反而折射出的尴尬和讽刺现实是，北京所建构的海外“软实力”，恰恰要依赖于西方社会中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开放的公民社会，与能够与政府、情报部门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保持距离的“第四权”。

也许王立强事件反而折射出的尴尬和讽刺现实是，北京所建构的海外“软实力”，恰恰要依赖于西方社会中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开放的公民社会，与能够与政府、情报部门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保持距离的“第四权”。而当冷战强度的新闻舆论机器开动起来，或西方媒体自身“自暴自弃”地加入“脑补”故事的行列，公民社会也被“情报化”和“斗争化”时，北京努力建构已久的海外影响力和软实力，就很有可能瞬间变得无效。

如果“新冷战”真的如许多人预言的那样狂奔下去，那么我们就会在未来的世界上，一边见到不断加强的各国民族主义狂潮和对“主权”与“利益”的不断强化的主张，另一边见到无法快速“脱钩”的全球化体系下仍在流动的人和物不断成为强化了的主权的猎物和牺牲品（虽然也许都并不无辜）。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也很可能是后者中的一员。在可见的未来，中美的争夺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必然会不断升级，卷入更多利益相关方、更多国家机器、更多复杂的网络和关系，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也应该拥有具备独立调查和判断能力的媒体。只是，什么样的媒体和什么样的媒体人，可以应对这个未来？而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能试图履行这样的责任？

（杨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