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11月中旬，示威者和警方在香港中文大学爆发了连续多日的冲突。其间，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和其他地区的许多非本地学生纷纷“撤离”中大。但也有人留了下来。这篇投予《端传媒》的自述，便是一位留在中大的内地生对这几天的纪录和感受。其中的判断、描述与立场，交由读者判断。
11月16日晚上八点十一分，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讲师梁启智于Facebook发布消息，称“现场情况出现突发改变”，请仍留在学校的师生“立即离开”。学校和学生会亦发布消息，指学校为所有中大人安排了离开校园的交通。“抵抗”了连日以来来自校方、学系、家人、同学各方直接与间接的“劝退”，我最终因这条语气严肃紧急的消息慌了神。咨询了相熟老师的建议并得到同样的劝告后，我仓促地收拾好行李，赶着夜色往山下校门跑去。
这时，中大校园里已经见不到多少人的身影，宿舍楼更是只剩下个位数的房间窗户仍有灯光。一路上碰见的为数不多的人——无论街坊装，还是有gear的示威者，都正匆匆地往校门方向走去。“四条柱”外，一些仍在驻守的示威者说“二桥不走，我们也不走”，却让要走的人赶紧走；有热心人士为离开的人们指路，或提供义载。我坐上一辆义载，沿着大埔公路离开学校。车内另有两名本地学生，正苦恼着离开校园后如何回家。而此时的直播里，已经出现汽油弹燃烧的画面。
从周一到周六，宿舍区一天比一天变得寂静，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拖着行李箱离开学校。在警察进入校园并释放催泪弹以来，校园俨然成为了示威者的“占领区”，食堂、超市、校巴等校园生活设施陆续停摆，维系日常生活成为问题。加之各种谣言弥漫，使馆纷纷呼吁外国学生离开，大陆各机构亦呼吁、协助内地生“撤离”香港。媒体反复报导着内地生的恐慌与逃离，学校亦为非本地生安排了校外住宿，强烈建议所有留在校园的非本地生暂时离开校园。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所有人都以为学校里的内地生早已走得一干二净。
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地留久一点。家人担心不已，每天打电话来催促尽快回家。在一波又一波无法判断真假的谣言以及校方多次释放的信息下，相熟的内地生朋友，即便是对“反修例”运动保有同情的，亦陆续决定离开学校。我并不是没有犹豫过，但在这个弥漫着紧张与不安的校园里，我们是不是还有能做的事？
尽管在数月来的运动中，我只能在边缘地带有限地参与，我还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留下做点什么。至少能“在这里”见证这个过程并和大家在一起。
留下做什么？
能够做出“留下”这一决定，确实也是因为我能够听懂粤语，在与本地同学的交流上大体没有障碍，相对少地感受到语言隔阂带来的区别对待；接触过社会运动的经历也使我得以更顺畅地理解“反送中”运动的社会脉络、诉求、策略与困境。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也曾尝试在现场参与、观察过这场运动。
但留下来，除了亲眼见证一切，还可以做点什么？有些需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校园各职能部门完全停止的情况下，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需要。
我为自己找到的第一个位置是食物供给。“占领”归“占领”，饭还是得吃的。我到食物供应点帮忙打杂，在校园内的食堂绝大部分关闭而志愿者仍未开始自主运作食堂时，光顾食物供应点的人流一度络绎不绝，其中不乏full gear的示威者。带着口罩、面罩的年轻人在几项不多的选择里纠结吃什么，接到食物时不少人也礼貌地说谢谢。亦有人捐款，请“留守”校园的同学吃东西，不少听闻食物免费的人却觉得不好意思，反复确定是否真的不需要付钱。当人们提着熟食送到前线据点时，学生们初时会羞涩委婉地拒绝好意。但随着少数同学表示想要一份食物，其余人也不再掩藏自己想要填饱肚子的心、一拥而上。
我尝试做的另一件事是清洁。二桥冲突翌日，我决定与朋友到校园内看看情况。那一日校园里仍有不少“留守”的示威者分配、运输物资，在各点布防，亦有许多学生、校友、市民步行进来。一路看着路面上弃置的塑料水瓶、防毒面罩与食品包装，我随手找来一个大塑料袋，捡了弃置的手套。一路上陆续有人来问“有需要帮忙的吗？”；有人开始帮忙协调，讨论垃圾需否分类、分别放在那里；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组成了小队调配人手。没有了校园清洁组，厕所的清洁也成了问题。于是，我们也尝试到一些人流量大的洗手间清理垃圾、消毒马桶、扫地拖地。路过示威者休息的大本营，地上满是简单的床铺，不少还没完全卸下装备的人席地而坐或躺在地板上休息，气氛依旧紧张却弥漫着难掩的疲惫。
我曾问过自己，这些“隐形”的工作在社会运动中是否重要？我们平时通过媒体认知到的社会运动往往是警民冲突、游行集会、行为艺术等“高光”时刻。然而，在整个社会运动中，仍有大块的时间其实是被无聊、庸常、空闲所占据。人们或许记住了中大校园内防暴与前线的激战，记住了上千枚的催泪弹与熊熊燃烧的火光。但是，抗争者如何度过在校园内驻守的时光？食物的供给、干净舒适的环境，也让行动得以持续，是日常抗争的一部分。
而讽刺的是，恰恰是在这样非日常的“占领”状态下，清洁、餐饮等日常工作的重要性才真正浮现出来。奇妙的亦在于，当校园成为“自治区”，边缘如我反而在这自下而上的状态下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自组织状态开放了不同的工作让个体自由地选择、尝试、学习，并最终找到最为适合自己的参与形式。走在校园里的人与人或许并不相识，但只要上前问一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都总能得到肯定的回答。校园内从最开始的垃圾满地变得愈发干净，志愿者们在路边定点放置垃圾袋，按类别回收垃圾，放到垃圾集中点，并有人开车将一袋袋的垃圾运出学校。而我们自己，也逐步探索出清洁的方式以及我们的“清洁地图”、了解垃圾应该如何分类、相对缺乏清洁的洗手间与区域在哪里。这些，都是不断自我修正以及学习的过程。
在清洁过程中，结伴的一位阿姨，听到我用普通话与不会说粤语的同伴对话，才知道我并非本地学生。她跟我说起在直播中看二桥冲突时内心的难过，说起自己从沙田骑车过来，一早到达时，场面一片狼藉。当我表达自己对于暴力策略及后果的犹豫时，她的回答是，她们坚持了几十年和理非，现在搞成这样对不起年轻人，她说自己不是一开始就接受暴力，大家也知道暴力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唔试下边个都唔知（不试一下谁也不知道）”。她谈起自己参与运动的儿子，笑容背后有无奈和担心，希望他不要走太前。“听律师话，果啲被捕嘅细路，一世就冇啦。”（那些被捕的孩子一辈子都完了）
清洁的工作告一段落，我问她接下来的安排。她有些羞涩：“如果冇需要我嘅地方，就踩车翻屋企买菜煮饭啦”——如果没啥需要，就回家买菜做饭了。支持抗争与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如此微妙地被并列在一起。
在这些时刻，我不断地回忆起父母在电话中的担心：“为什么学校里那么多黑衣人？”“抗争为什么要放火烧车？”“为什么都穿黑衣服？”“出门千万不要说普通话，小心被打。”“你待在宿舍学习就好了，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对他们而言，“黑衣人”的形象看不见面容，破坏校园设施、纵火、打人，宛如激进的恐怖分子。对于不少不识粤语、不敢走到“占领区”的非本地生而言，同样如此。但当真的走在校园内，真的尝试接触时，一切都复杂得多、鲜活得多。我为校园“占领”中展现出的活力与逐步建立的奇妙秩序感而感到惊讶与佩服，又为前线示威者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甚至未来感到心酸、难过与无奈，难以判断这些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有效，却又不忍苛责。
而这一切，要怎么在微信和电话里向父母传达呢？
没办法说，不知怎么说，也不敢说。
升级的运动
必须承认，对于运动中双方对立日趋紧张、策略激进暴力化，我难以毫无保留地支持。
一方面，回溯香港近年来的社会脉络，我十分理解人们内心中因和理非策略失效、参与选举等制度化政治途径受阻而产生的无力感，以及近年港府及中央日益收紧的管控所制造出的普遍恐惧与愤怒。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敌对与暴力，似乎是无可避免。更深的体会来自于现场。当催泪烟弥漫大街小巷，蓝色的水柱让人痛得休克，对那些保护自我与同伴的本能下做出的防守与暴力反击作价值判断也变得毫无意义。一部分舆论为校园受到破坏而表达“心痛”并谴责示威者，这似乎无视与忽略了行动激进化的发展脉络。而仅仅声讨示威者行为，而不去谴责警察暴力、独立调查缺失等制度化暴力，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但另一方面，我始终怀疑对于暴力对抗的效果与后果。对制度暴力的失望、愤怒与恐惧导致了暴力抗争，但暴力抗争又在多大程度上激化了双方的情绪与矛盾、将一切推向最终那个大家不敢想像的暴力镇压与清场？在自始至终武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日渐升级的暴力是否真的能够为这场运动带来一个好的结局？所谓的“揽炒”，会不会只是入了当权者的“瓮”，“揽炒”了示威者自己？一批又一批的示威者因冲突被捕、被控暴动罪，坐牢十年，甚至丢失性命，这些牺牲真的是值得的吗？
再者，社会边缘与弱势社群，可能最容易因运动激进化受到伤害。比如，吐露港公路的路障，使居住在周边村屋的长者出行不便，连维系日常生活需要也成为问题；比如，布满砖阵的路面，使轮椅使用者难以通行；又比如，基层工作人员或许也会因地铁与商店屡屡被“装修”而面临失业的风险。
“无大台”的运动也造成了种种问题。“反送中”运动得以持续半年，超出很多人预料，这当然与“无大台”紧密相关。然而，缺乏清晰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使运动内部的协商与沟通面临困难，难以达成一致。留守期间，我曾在夏鼎基运动场旁听了示威者们的一场前线大会，整个运动场的观众席上坐满了人。那夜的提案是应否开放吐露港公路的一条行车道，释放善意。尽管大家轮流发言，十分有序，却很难产生有效的讨论与协商后一致的意见。最终，一名前线示威者跑入场内，大喊“九肚山有狗”，大会因此戛然而止。当日凌晨，便发生了三名示威者在二桥召开记者会的事件。这直接带来的另一个困难，在于缺乏具备合法性的代表与外界及官方沟通，没有人敢、更无人有资格代表群体做出任何决策，运动光谱是如此广泛，而且企图代表他人也很可能伤害“手足”之情、引发内部矛盾。当然，连校长在试图与警方谈判后也吃了催泪弹，示威者对当局的不信任与反感更是攀上顶峰，与官方协商的选项自然被死守和暴力反击替代。
此外，抗争的激化也日渐难以容下异见。尽管“不割席”是“反送中”的一大坚持，但我亦目睹了朋友因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对“内地生”群体的刻板印象而遭到舆论攻击，目睹“和理非”因为走得不够前而被谴责，看见一些市民因与示威者发生争执而被暴力对待，更看到“内地生”群体在运动最初，在还没来得及表达意见的时候，便已经被割了席、被预设为“他者”甚至“敌人”。
还有，在暴力泛化的情境下，到底哪一些是必要的暴力手段，哪一些完全只是情绪的宣泄？比如，那几日中大校园内被涂黑的路牌、被砍倒的树木、被破坏的公共设施，真的是必要的防御手段吗？
总之，我希望同理并支持抗争者，但又对运动中的部分策略与暴露的问题有所保留。因而，在校园职能部门停摆的情况下，尽绵薄之力维系校园日常秩序的运转，让留守者们有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亦减轻之后重建校园时的清洁负担，是我所能找到的、与自我所认同的价值与立场相对一致的位置。
留守的困境
作为留下来的内地生，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不可见的。一方面，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我得隐藏自己的内地生身份，在运动现场假装是本地人。另一方面，在撤离风波下，内地生往往被预设为早已离开校园的。即使是我们的老师与行政人员都未预想到会有内地生会留守在校园内。在如此不可见的情况下，我自身、以及我们的需求可能是被遗忘的。我尤其担心，因为被预设已离开校园，因此未必能及时收到危险预警信号，保证自己的安全。
我亦纠结“离开校园”后应该去哪里。对于住校的内地生而言，在香港的“家”便是中大。而“离开”，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短时间内都不可能回来了。学校已官方宣布停sem，父母早已通过国内媒体知晓这一消息，我要如何找借口说服父母，在一切尚未平静前回到这所“暴徒大学”？而如果离开了这里，仿佛也意味着与我所认同的价值“割席”，增深我的愧疚感。
此外，“内地生”身份带来的困境也是难以言说的。在部分香港示威者的眼里，“内地生”仍带着许多污名。在中港矛盾如此尖锐的当下，我对于示威者对“内地生”的提防与戒备也并非不能理解。但我确实担心：一旦透露自身是内地生，自己将会丧失来自香港人的信任，并且遭到排斥。为了尽可能地“融入”，我尽量避免使用普通话交谈。但当陪同不会粤语的朋友走在“占领区”时，使用普通话不可避免，这让我们感到紧张与不安。还记得某日走在校园步行道上，用普通话与朋友交谈，身后走着的两位示威者或许是觉得我们步速太慢，绕过我们从行车道往前走。从身旁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位示威者自嘲道：“死暴徒，都系行路面啦！”我无数次回想起那个瞬间，总感到难以言明的心酸与无奈。
而看似矛盾的是，我同时也渴望自身的“内地生”身份能被本地学生看见，打破人们对于“内地生”的刻板印象。为此，我尝试做出努力与挣扎。比如，我会在清理路面垃圾、清洁洗手间时用普通话和不会使用粤语的同伴沟通，以这种形式小心翼翼地“暴露”自己的身份给香港同学看。同时，我们也曾故意使用简体字设计文宣，张贴在校园连侬墙上，期待让本地同学意识到内地生同样也会关注政治，并且认可民主、人权等价值。
最后，有限的本地社会网络亦影响着我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及经验。比如，中大与非中大“手足”的矛盾是“占领”期间备受关注的焦点，但这一问题对我“留守”生活的影响却并不那么显著。不在前线、也并未参与学生会的我仅能从社交媒体的信息、教职员透露的信息中嗅到摩擦的火药味。但这些都不是一手的经验，并不鲜活，也并不强烈。走在大学校园内，“中大人”与“非中大人”的界限对我而言几乎是无法判断的。如果非要说的话，我确实能从校园内日益减少的人数中明显察觉到冲突的加剧，尤其是在11月15日凌晨二桥发生记者会之后。
在另一层面上，我与前线核心矛盾之间的距离，也因为我自觉没有一手的前线经验，没有能力及资格去做出评判，也并不处于那个需要作出决策的中心位置上。当然，这里的讨论有一个隐藏的假设，那就是前线勇武处于运动核心的位置，而后勤角色是相对边缘的、服务于前线的。因此，我们才会理所当然地将中大人与非中大人间的冲突、留或守等“战略问题”需要摆在议事议程中首要的位置，并以此作为一个标杆来去测量我们是否处于运动外围。但是，在一场社会运动中，中心与边缘的位置是否也应该是相对且流动的呢？
我们重要吗？
不可否认内地生参与这场运动亦有其正当性，但同样，你的“留下来”未必被看见，也未必被认为有价值。如何处理自己“留守”生活中的困境以及需求、应否说出自己的需求、寻求帮助，是我一直纠结的问题。
不感到迷茫与挣扎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着身边的友人逐一离开、宿舍楼变得空荡荡，学校不断释放负面信号，父母的催促一日比一日急切，而日常生活所需的食材又一日比一日少，尤其是在逐渐发现自己的“留下”并不可见的时候。但当我决定是否向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且求助时，内心却经历了一个颇为反复且犹豫的过程。而引发我内心纠结的根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因为自己在运动中参与得不够多、不够前，承担的风险与压力远不如香港人。
然而，反思这一想法，似乎更多还是关乎“内地生”是否是这场运动以及香港社会“持份者”的问题。日前刊登在《端》上的一篇港漂“中间派”自述中，作者提到：“香港社会也在这次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但是我们港漂其实没有机会参与进去……我们不是持份者，因为我们没有和他们经历这段事情。”因为我们只是来读书的学生，我们无法体会香港人的痛苦，无法与香港人共同承担这场运动的后果；因为我们“内地人”的身份，因此不敢走得太前、参与太多，没有做好为此牺牲自己和家人的准备，失去的东西没有本地学生多。但在这场运动里，作为“内地人”的我们注定是不持份的“外人”吗？说到底，数月以来一直呼喊的“香港人加油/反抗/报仇”之中的“香港人”是谁？如果连试图融入与参与的我们也抱着这样的想法，是否也是因为我们内化了我们不断否定的那些本土主义论述？
我为什么将自己视为“外人”？这与香港社会对“内地生”群体的标签化不无相关。在生活中，在校园里，许多“内地生”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是外人，难以产生对香港、对中大的归属感。对于一部分对运动保有同情却不会粤语的“内地生”而言，即便想要更多地理解这座城市、这场运动，也面临种种障碍。听不懂相关的粤语讲座和分享会，害怕因普通话招致异样的眼光而不敢上街，而许多本地学生也只选择与本地朋友分享自己的痛苦与挣扎。
随着中央权力与抗争者的对抗升级，“本地”与“非本地”的二元分立愈演愈烈。运动持续半年至今，我时常感觉推动这场运动继续往前的动力早已不再是诉求、而是香港社会共享的情绪。但这些情绪的背后，存在着不少偏见与刻板印象，使陆港之间、内地生与香港人之间只能以对立的姿态相见。
仅是这半年来对“内地生”加剧的标签化便可见一斑。此前在中大校园内发生的内地女生在宿舍悬挂国旗并因此被骚扰的事件中，我最为无法理解的一点在于：为什么在发现悬挂国旗的事件后，没有人首先尝试与当事人沟通，而是直接采取了各种形式的骚扰？对于“内地生”，尤其是对于表示不理解运动的“内地生”，沟通被预设为无效的。但是，倘若将一切预设为对立，将当权者视作铁板一块的、黑暗专制的存在，我们似乎将失去许多从内部瓦解权力、改造结构的可能性；倘若仅仅将“内地生”视为无法理解“反送中”的盲目爱国主义者，而不尝试去理解是怎样的结构与生活经验塑造了他们的想法与行为，运动也将失去一大批可能团结的潜在同盟，失去沟通陆港民众的桥梁。如果不正面审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与偏见，它或许终有一日会成为抑制运动活力与生命力的存在。
面对亲近的香港朋友“来自内地的你们不是不能走那么前，只是不敢走那么前”的质疑，我必须承认自己颇为受伤。不可否认，其中确实有自己过于胆怯、不敢冒险的成分。但这种“胆怯”是否也应被视为结构限制之下的结果？数月以来，内地不乏因对“反送中”表达同情、支持的人士被举报、被约谈甚至被“失踪”，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黑箱操作”的政治体制之中，对政治言论的审查红线及可能导致的风险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尤其是当自己的家人、重要的朋友都生活在其中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冒险。
面对“你们不是香港人”的假设，“内地生”或许最终真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但此刻的我在这里生活、读书、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交网络和生活空间。这座城市的命运如何将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与人生。再推一步说，内地与香港很大程度上亦在同一个庞大结构之下，同样是命运共同体。“内地人”在“内地”如何述说香港、以及如何为建设内地的公民社会努力，也将影响香港的前程；同时，香港问题的最终走向也必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内地的政治局势。
面对“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多痛苦无法跟你们说”的想法，我更是感到困惑与难过。是否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就不能理解这场运动带来的苦痛经验？而我的困境，既不敢与local朋友说、给他们增加负担，也不敢与不确定政治立场的内地朋友分享——那么，我们的归属之地在哪里？作为“内地人”，我亦曾目睹从事社运的朋友受伤、被骚扰甚至被捕，更是有朋友因记录、同情、支持“反送中”被约谈甚至拘留，因此我深感痛苦与愧疚。我们同是制度暴力之下的受害者，这种痛苦感为何不能成为我们与local共情的基础？
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真正理解与共情，但至少我想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