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逃犯条例

读者来函:此时的香港,是不是一个下滑的漩涡?

国庆的时间点已经过去,北京包容这场运动的耐心还有多久?

10月6日,傍晚6点左右,铜锣湾站的一个出口。

10月6日,傍晚6点左右,铜锣湾站的一个出口。摄:陳焯煇 / 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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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于 2019-10-07

#逃犯条例#香港#读者来函

香港这场必将浓墨载入史册的社会运动,开始呈现出更多让人焦虑的发展态势。勇武派选择使用更多暴力,不少行为已经越过人性的底线。而支持勇武派升级,或者仍不愿意割席的人,在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用下,正在把香港推向一个高速下滑的漩涡。

近日来,勇武派向警察身体近距离投燃烧弹,殴打用普通话发表不同言论的市民,砸抢中资和所谓“亲中”的商店,更甚发展到昨日的多处使用私刑。这些行为,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会认同,且无法容忍。但事态发展有些出乎意料:

其一,和理非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因此和勇武派割席,连谴责都几乎没有。只有少数因为砸错了店(如被砸的上海银行后证明为非中资)而轻描淡写地用一张卡通图片道歉。

其二,媒体对勇武派造成的破坏和伤害,确有双重标准的嫌疑。例如昨日逆行出租车司机被围殴至重伤,是社交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无论他是否涉嫌蓄意伤人在先,动用私刑是否应该被容忍是关注最高的话题点。而并没有很多媒体就此进行讨论反思,只有若干本地媒体在事件发生后做了即时报导,也没有一家主流国际媒体关于私刑展开报导,或发布相关视频图片。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和理非不愿意割席,多是认同勇武才是有效的斗争途径。香港政府关于送中法案的两次妥协,被广泛解读为勇武派搏命斗争赢来的。而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逻辑。

政府的妥协更多是基于对事态的综合判断,以及北京在国庆时间点控制舆论的政治需求。这些和勇武派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关联。当然,勇武派的行为,使得这场运动在国际媒体上持续占据重要版面,会有一定的发酵作用。但这个作用,不应当被放大化,甚至简单粗暴地总结为政策妥协是靠勇武派打出来的。

这个逻辑的危险性在于,勇武派不断受到鼓舞,英雄主义日渐高涨,不仅吸收了更多的和理非加入,还开始升级暴力,出现了上文中提到的各种越线行为。未见到勇武派的平均年龄统计,但应是年轻人甚至青春期学生为主。他们更容易被英雄主义情绪感染,并在群体作用下互打鸡血,作出非理性的偏激选择。

对于这些年轻人,蒙面走上街头革命,更像是一场虚拟现实的电子游戏。只是电子游戏game over了可以重新再来,而革命的代价之高,他们并没有清醒的认知。

更危险的是,和理非们因为这个有问题的逻辑,而误判政府的决策方向。反蒙面法的出台,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不会无休止地妥协,更不会因为勇武派的升级而妥协。

国庆的时间点已经过去,北京包容这场运动的耐心还有多久? 持续的暴力升级,只会给直接干预以更好的理由。认为北京碍于国际形象不会直接干预的想法,太过天真。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是国际公认的事实。暴力升级过程中,港独思想难免抬头。街头涂鸦里已开始出现各类港独标语内容。这些都会合理化可能产生的干预。

当然更可能的是北京不直接干预,交由港府采取不妥协政策,不断出台紧急法令以赋权执政机构,控制局势不出大乱子。在这场没有尽头的持久战里,香港会陷入难以自拔的沼泽,经济和民生严重受损。

所以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和理非需要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政府没有可能在底线内妥协。因此继续支持勇武派升级暴力,既无法达成诉求,还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10月5日,午夜零點左右,黃大仙,巴士上的人在抵禦催淚彈。
10月5日,午夜零點左右,黃大仙,巴士上的人在抵禦催淚彈。

帮助和理非们和社会各界看到更全面的多方信息,是媒体的职责。而在这个职责上,这场运动中的媒体报导也难说及格。

大陆主流媒体的一边倒是意料中的,暂不讨论。在大陆社交媒体中,对所谓“西方媒体”的反对情绪无比高涨,不外乎一个原因:对中国有偏见,对这场运动的报导一边倒。

一边倒这种说法并不公平。国际主流媒体在报导中还是尽力保持理性的,有相当高的职业操守。除了少数不负责的报导,多数在分析事件时,会尽力阐述前因后果,保持客观。

但有偏见的说法完全没有道理吗?也未必。这场运动中媒体报导的中立性和是否双重标准,值得讨论。

国际媒体的信息收集来自前线记者,信息整理来自编辑部,而选择报导什么话题更多的来自于自己的海外受众定位。这三个环节,细究都有可能产生偏颇,有意或是无意。

首先,前线记者难免有立场。笔者也曾作为主流外媒记者一线采访过占中。前线,尤其是香港这类运动中的前线,太容易感染一个记者去产生浪漫主义的同情。民主正义的叙事,现场还不时有各种温情画面例如送水送食,车载接人。但能否从这种情绪中脱离出来,做冷静的观察者,是对前线记者的极大考验。这场运动中,从各路前线记者的推特和Facebook内容来看,许多都是无法及格的(回头看,笔者对自己的占中报导也给不及格)。

其次,编辑部的信息整理是否起到了修正前线记者立场的作用?也很难。国际媒体的编辑,尤其是特稿编辑,多数都不在香港,高度依赖前线收集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已经立场显著,仅靠编辑,是没有办法回正的。最多只是给报导加上一些平衡的叙事,看起来比较客观而已。而且这场运动中,从多位编辑的个人社交媒体内容来看,他们是否尽力去做了平衡,也是个大问号。

最后,国际媒体关于题材的选择,终究是面向国际读者的,很多已固有标签化思维。涉及选题会被问到的常见问题:Why does it matter to our readers? 香港的示威者是好人,政府是坏人,这样的标签已经根深在许多国际读者的思维里,所以一切逆向的选题都更难,比如出租车司机被围殴。但问题是:国际读者很少会真切思考一个遥远城市的未来,他们更关注的,是故事的精彩程度。一个在自己已有的标签体系里出现的唐吉柯德式英雄故事,哪怕是悲剧,也会有大把人为之鼓掌流泪。

国际媒体应该正视对偏见的指责,不要傲慢地认为那都是被洗脑的大陆民众无事生非。在中文媒体多数被一边倒的环境下,国际媒体肩上的责任更重。

其实近期最让人担心的,还不是暴力升级,而是仇恨。对政府的仇恨,开始延伸到对国家的仇恨,和对这个国家民众的仇恨。人性的劣根决定了hatred begets hatred,而仇恨从来都不能解决问题。

期待和理非们能冷静下来,丢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更全面更长远地去思考现状。仇恨和暴力永远都不会是推动香港运动正向发展的方式。

持续地支持勇武派升级,是一场胜算近乎为零的豪赌。而赌输的代价,是我们热爱的这个城市,在下滑的漩涡中跌落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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