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独运动先驱人物史明（本名施朝晖）于2019年9月20日晚间病逝，享嵩寿103岁。
史明为台独左派运动的重要精神象征，长年提倡“台湾民族主义”与独立建国路线，曾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准备暗杀蒋介石，后因行动失败遭政府以叛乱罪通缉，遂以政治犯身分流亡日本。流亡日本期间，史明于东京池袋开设餐厅持续资助政治运动，并于1962年出版《台湾人四百年史》、1967年创办“独立台湾会”。在台湾解除戒严后，他的著作仍被列为禁书，导致1991年发生学生因阅读他的著作而遭逮捕的“独立台湾会案”。1993年，史明回到台湾，在解除政治犯身分后继续推动独立运动。2016年，史明获聘为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于多次选举中均力挺蔡英文。
本文原收录于《实践哲学：青年读史明》一书中。时值此间历史时刻，民族主义的幽灵持续在东亚上空游荡，感受民族主义的情感召唤之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与思辨不可或缺。《端传媒》于取得出版社与作者林嘉立授权后，将全文转载于此。
那些年，我们一起看的棒球
不管你熟不熟悉棒球规则，只要你曾经在电视、电脑荧幕前，忘情地替参与国际赛事的台湾选手们摇旗呐喊、或者漏夜等待王建民上场投球，你就曾经参与了一场民族主义式的盛会。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怎么解释当中华民国的国旗或“Taiwan”──这些你日常生活中其实不太会在意的符号──在球场上飘扬、 被国外的主播念颂出来时，心中那股难以言喻的悸动？而且你还非常笃定，成千上万你根本没打过照面的“台湾人”，在那一刻(因为无线电波、网路或者管它什么电子讯号)一起悸动了。强烈要求区别自我与他者的同仇敌忾、只有“我们”能懂的“神圣符号”、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传播媒体。除了民族情感，它还可能是什么？对棒球的热爱吗？那我们大概会帮日本或美国加油，台湾的高中棒球联赛看台上也不会只有转播单位的摄影机。除了民族情感，还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能够普遍性、宗教性地动员千百万的“台 湾人”？不只国际棒球赛事、不只王建民，奥运第一面金牌、杨淑君电子袜事件、世界球后曾雅妮等等，近年台湾在国际体坛间的大事，皆足以证明我们需要而且非常习惯在“适当的场合”表达这股情感、把“台湾”的荣辱成败寄托于少数几个象征物上。
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疆界和文化疆界，目前彼此无法吻合、处于一个暧昧的状态中。
矛盾的是，我们却经常否认、甚至诋毁这股情感就是老掉牙的“民族”情感。
这种情况，也许跟基进的民族主义曾经引起太多历史悲剧有关。也许跟上个世纪末，西方学者群起围攻民族主义这块神圣的招牌有关。也许跟台湾过去高唱中华民族主义而引发的呕吐感有关。总之，当我们讲起民族主义，往往会将它视为一个负面、过时的概念。但我们却忽略了，它仍然在我们周遭运作着、发挥影响力。深明个中之道的莫过于政治人物。很多人对体坛的“台湾之光”们，被政治人物以官方规格接见、褒扬相当反感，以为这无非是政治人物用来掩盖他们没有替台湾体坛尽到多少责任的事实，但这背后更有 着一套官方收割我们的民族情感、把他们自己厚颜无耻地编列入“我们”之中的策略。如同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说：政府会想尽办法把非官方的民族 情感整合进官方的民族主义中。官方或政治人物拉拢 “台湾之光”，正是因为他们对民族情感存在的事实，比我们敏感太多、了解以民族情感动员群众的效用如何之大。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西方展开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它已经替西方近代国家体制找到了一套“应该”属于它的文化， 以及一群“应该”效忠它的人民。在这个情况下，民族主义在其建构过程中，像是诋毁“非我族类”的文化、进而成为战争借口等这类负面的影响，才开始被当成问题。但台湾目前的处境和西方不同。虽然我们有个表面上堪称完善的国家，但我们却无法完全信服这个国家能代表我们的文化──也就是说，台湾的政治疆界和文化疆界，目前彼此无法吻合、处于一个暧昧的状态中。当“中华健儿”已经被“台湾之光”取代、 当我们越来越常用“台湾”而非“中国”来称呼自己， 其实象征着我们正在重新塑造文化疆界，但这个“台湾”也就只能是文化性的。
虽然政府曾经说过“中华民国在台湾”，最近更盛大举行了百年国庆系列活动，试图把中华民国和台湾重新黏合在一起，但这个“中华民国”很多时候却自己否认了它的主权。就像几年前，我们亲眼目睹了政府抢夺、拆毁了人民手中的国旗──这要如何叫人相信，这个政府能够给予我们的文化一座庇护的屋顶？正因为我们有想要被其它国家看到、与其它国家平起平坐的欲望，但迄今代表这个文化的政治屋顶（先不管你要叫它什么名字）却尚未出现、或不被允许出现，台湾的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未完成的进行式，而绝非过时的话题。
不能说的秘密：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
因为对民族主义的偏见，我们不愿意了解在我们生 活中，确实运作着的民族情感（或者称它为“民族主义原型”）为何物，它就像是我们心中不能说的秘密。在人人避谈民族主义、或者说只愿意将民族主义当成一个学术词汇的时代，史明是少数几个胆敢放声民族主义、而且还不断开出车队走往大街小巷宣传的人物。他用一种激越的方式，把我们心中不能说的秘密抖露出来，但很多台湾民众像是窥见了非理性的自己，而感到不安、退怯不前。但不愿意正视民族情感的结果，往往便是让它极其廉价地被有心人士收为己用，更可 能造成我们不乐意见到、民族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
另一方面，史明“台湾民族主义”的概念，如同它民族主义的老祖宗和亲朋好友，都强烈表达了将文化和政体结合在一起的欲望，亦即“台湾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台湾独立建国、或者说它被史明当成“台独”主张的文化张本。只是我们对“台湾”这座岛屿 虽然有着共同的民族情感，但这种情感最后是否要导 向推翻目前政体、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国家，每个人 目前的选择或判断尚有所不同。此外，即使目前我们 察觉这个国家体制与我们的文化之间无法完全吻合， 但在长达半世纪的中华民国政权下，它反而成为日常 文化的一部份、在台湾人心中留下不可抹灭的痕迹 ──就像刚刚提到的，大部分的人在对外的场合，看 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听到国歌或国旗歌，还是非常有 感觉、将它们视为民族情感的具体象征物。因此，史 明“台湾民族主义”强烈的目的性，以及潜藏的、破 除当前某部分文化想像的作用力，也是造成我们害怕、 抗拒的原因之一。
总之，出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并不以为“台独”、 叫喊“台湾民族主义”是解决目前“台湾文化”认同逐渐高涨的唯一方法。但史明“台湾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却不只是“台独”，它的初衷是让台湾人“出头天做主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有着反抗强权、替弱势文化赞声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和我们想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欲望相勾连。因此，当官方或政治人物总是无法回护人民情感，却又常常为了选票，在镁光灯下 信誓旦旦地说“我是台湾人”的时候，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不但能够给予我们厘清民族情感、不轻易让政治强权收编的可能，而且更能做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导引这种民族情感朝往正面发展的参考座标。
以下我将试着分享个人对史明“台湾民族主义”的 理解，并阐述一些粗浅的心得批评，一方面希望能借此正视我们心中不能说的秘密、获得面对自我文化认同的勇气；另一方面则希望能够延续史明的人道主义关怀、扩大“台湾民族主义”的解释，进而让“台湾民族主义”概念更具包容力、成为团结台湾人民的基础。
为什么要出头天？史明“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
上文提到，史明“台湾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要让台湾人“出头天做主人”的意识。然而，什么是“出头天做主人”的意识？台湾人又为什么要出 头天？这就与“台湾民族主义”独特的历史叙事有关。史明将台湾近四百年的历史，叙述成一部被外来政权殖民统治的历史：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台湾做为与日本、中国三边贸易的基地，以“大小结首制”奴隶汉人移民、开拓台湾土地，是台湾殖民地社会的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后来被从中国败退的明郑政权逐出台湾，但是明郑政权并没有久居台湾的考量，而是视台湾为中兴基地、接收荷兰人的殖民统治的成果，苛征重税，以支援在中国的战事。明郑政权覆灭之后，清政府在施琅力谏下，将台湾编入中国版图，但不管是政治上或经济上，仍采取差别性统治，造成台湾本地大众与唐山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与日本，在日本特殊的“军国帝国主义”下，台湾虽然迈向近代化社会，但言论或人身自由却受到总督府压制，经济上也受到日本资本主义全面入侵。1945 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帝国留下的殖民资产，并借由武力与特务网，排除对政权造成威胁的台湾人，建构官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绝对的优势。
史明认为：纵使台湾的统治者更迭频繁，但从经济剥削与政治差别待遇等这两项特征来看，这些统治者皆是以“殖民”的方式对待台湾；换言之，在这座岛屿生根的本地“台湾人”，从来都是在经济上被剥削、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被殖民者，他们从来不曾自己当家作主──而这正是史明坚持让台湾人“出头天做主人”的思想根源：为什么台湾人无法摆脱被殖民的状况、为什么台湾人无法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史明引入后殖民观点，将统治者一概以殖民主视之的历史叙事，可说正面挑战了以往官方的中华民族主义叙事。
对赞扬中华民族主义的人来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日本帝国当然是正港的殖民者，而明郑、清帝国乃至于中华民国，因为与台湾人血缘或文化的相近性，它们不但不是殖民者，反而是拥有正统性、合理性的政权。只是明郑、清帝国，以及清帝国、中华民国这两组政权之间，事实上彼此敌对、视对方为乱臣贼子，何以能够在“中国性”的连接下，彼此融合成一套统治台湾的道统？再者，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明郑是为了复兴大明、清帝国是为了巩固边防，而走来统治台湾，那这些政权与台湾的关系，就不是“中国性”可以解释，反而因为利益关系，而与“殖民性”相互连接。在上述血缘或文化相近的假设下，中华民族主义更进一步将“汉人屯垦移民”理所当然地视为“中国人”，而台湾文化的主体，自然也是移植自中国文化。但在史明的叙述中，这群“汉人屯垦移民”的文化，却是从重商主义式的殖民地社会出发，自一开始就已经与中国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不同。正因为殖民主义以经济利益为优先考量，以及多是起用非本地汉人担任官僚等特殊性，“汉人屯垦移民”与原住民逐渐积累了“经济利害共同”和“政治命运共同”的经验、凝聚共同体的意识，为后来日治时期台湾近代民族主义的诞生，打下想像的基础。
我们暂且先不评断哪一个版本比较接近真实，我也不以为史明翻转中华民族主义，其用意是呈现一套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叙事。史明的殖民史观的核心，可说突显了统治台湾的强权──不管它的血缘或文化与台湾人相不相近──从来没有平等对待台湾人的情况。而那些过去确实发生在台湾人身上的被欺压、被剥削的经验，并不能因为将中国视为文化母胎而除罪化、而与荷兰或日本的统治划分开来，甚至以“民间叛乱” 等说词含糊带过。
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之所以带有人道主义的关怀，正是因为他积极挑战统治者的历史叙事，要求原本弱势的、被压抑的声音能够“出头天做主人”。由此看来，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不只是我们心中不能说的秘密，更是统治者心中不能说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形成共识，将对它的地位造成多大威胁？
让我们更为谦卑：“台湾民族”内部的问题与疆界的调整
近年来昌言本土认同、反对国民党政权者，经常表现出基进的河洛语（编按：即俗称的台语、闽南语）色彩，以抗衡官方强势的中华民族主义，这其中当然有着战略性的考量，但却使得同样强调本土文化认同的“台湾民族主义”，经常被一般大众贴上沙文主义的标签，统治者更巧妙地利用“台独”等于非理性、危及台湾未来等论述，来削弱“台湾民族主义”的力道。但从上文的叙述，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从来没有硬性规定操持哪种特定的语言，才能算是“台湾人”。民族主义必然带有区别人群、划定“民族疆界”的性质，但是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绝非以狭隘的血缘或语言来划定疆界，而是以被压迫者、被殖民者的共同历史经验，做为“台湾民族”的最大公约数──简而言之，“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才是“台湾民族主义”的重点。在史明各式著作中，我们经常看到他对“半山”（指原籍台湾，但在日治时期长期旅居中国、并于战后返台担任国民党政府要员的人）、“靠山”（指原籍台湾，但却依靠国民党政府势力获取政治、经济利益的人）不假颜色地批判，这无非就是史明使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而非粗浅的血缘或语言等本质主义，来建构民族主义的证据之一。
凭藉“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建构起来的台湾民族，当然不同于排斥原住民、客家族群、外省族群的沙文主义；或者换句话说，沙文主义这种威权者、既得利益者的自傲表现，正是触发史明“台湾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因此，与国民党的中华民族主义相比，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至少从动机来看，是更为诚恳而进步的。但我认为避开沙文主义的“台湾民族主义”，仍然有调整的空间。
我们不太可能将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的行为，算进汉人的共同体想像之中、他们和日治时期台湾的民族主义，其实并无多大关系。
首先，正如上文所示，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它誓言消灭外来的殖民政权，让台湾人“出头天做主人”、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欲达到这个目的，使用被殖民威权宰制的“命运共同体” 来团结台湾人，是必要的策略。但当史明不断强调破除强权的共同目标时，难免忽略了“台湾人”内部并非如此均质，而是存在着“汉人─原住民”另一层的“权力不对等的关系”。
虽然史明并不是完全无视汉人对原住民的伤害，像下引这段文字：“自从台湾有史以后，原始族竟遭受汉人移民，及荷兰、满清、日本、蒋家中国人等外来 统治者的歼灭性侵占与打压......”（注一）就把汉人移民与荷兰等统治者等同视之；但当史明阐述台湾近代民族主义诞生之时，仍然以一“命运共同体”的框架，将原住民与汉人连接在一起：“以福佬族群、客家族群、 原住民族群，形成了近代性『台湾民族』，且以反抗日本帝国殖民主义统治，『台湾民族』相孕而生。”（注二） 史明过于急切地想要将原住民团结于台湾民族之中，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一，便是把“汉人─原住民”这层“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亦即汉人对原住民的伤害抵消掉；除此之外，第二个可能的结果，就是错置了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的原因：日本政府为了方便统治与维护其对台湾山林资源的占有，将原住民和汉人分而 治之，如设立“隘勇线”、申请“入山证”等政策，因此，在日治时期，两个族群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交流，我们不太可能将原住民抵抗日本殖民的行为，算进汉人的共同体想像之中、他们和日治时期台湾的民族主义，其实并无多大关系。
其次，除了原住民的问题，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 也很少去谈论如何对待外省族群。史明当然不是把外省族群一概视为国民党政府的同路人，在他的文字中， 我们只会看到他对军方、特务等掌权者的批判；而他积极想要排除的，也是造成殖民现象的“体制”，而非针对外省族群。史明曾经说过：“欢迎并接纳在台居住的中国大陆人，认同台湾、爱台湾，同与台湾民族三大族群一起努力建立自由、民主、和平的『台湾共和国』。”（注三）虽然这段话多少暗示着史明一开始并没有将外省族群视为“台湾民族”的一分子，但也同时告诉我们“台湾民族”的疆界是可以扩大的。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尽管外省族群的文化认同较为容易被国民党政权绑架，但无法否认他们参与了台湾半个世纪的历史、与其他族群共享台湾荣辱成败的经验；而且外省族群之中，大部分是与政治决策无涉的平民百 姓，很多时候更是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受害者。如果“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是“台湾民族主义”得以成立的基础，那么外省族群也拥有成为“台湾民族”的资格。而且虽然史明并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多加说明，但史明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应该不希望“台湾民族主义”导向狭隘的族群纷争。
总之，民族主义必然是叙事性的，它表现了一套看待历史文化、解释历史文化的方法，而总有疏漏、不尽人意之处，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亦是如此。但是凭藉着“权力不对等的关系”、而非血缘或文化建构起来的“台湾民族主义”，因为从本质上避开了沙文主义的倾向，而充满着弹性。我以为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其重点在于解构、批判以往统治者的论述──他告诉我们要以更为谦卑的态度，去对待这座岛屿共同生活、经验历史的台湾人，然后才能以此为基础，去打造“台湾民族”、团结抵起抗强权的力量。 我以为“台湾民族主义”的意义，不只在强化我们正视台湾文化认同的勇气，它更积极地要求我们正视台湾经济、政治上不公不义的现象。不只原住民、外省族群，“台湾民族主义”应该要让更多弱势的声音被听见、给予他们公平的地位，比如说外籍新娘生育的 “新台湾之子”、长久以来遭受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劳工农民等等；而“台湾民族”也应该是一个能不断检讨内部问题、不断调整其疆界的共同体。
小结：未完成的进行式
台湾的民族主义发展与西方不同，在西方，大致都是民间先酝酿民族情感，然后影响或者推翻既有的国家体制、从封建王朝走向近代国民国家。但台湾的情况却非如此。台湾人在历史上，经常被统治者要求去服从、学习一套官方的民族主义，但当台湾人发现自己的认同和官方有所差距时，总是会被统治者施以训诫与更彻底的改造、或者像目前的状况，统治者一边收编大众的民族情感，却又一边把民族情感贴上过时、 非理性、民粹等负面的标签。
严格说起来，台湾人从来没有办法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体（也许在戒严时期， 台湾算是一个文化与政体紧密黏合的国家，但那只是国民党政府利用高压统治塑造出来的假象）。正如史明所说：“且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非洲及中南美洲的所有被压迫民族，因以民族主义思想为基本理论甲行动的旗帜，而向帝国主义遂行斗争......现在，只有剩下拥有两千余万人口的台湾，只有人口三、五万的几个岛屿，还在外来殖民体制之下，未有自己的国家。”（注四）因此，民族主义在台湾不是过时的 话题，它是一个未完成的进行式。
史明的“台湾民族主义”只是个开始，他替我们开启了一扇选择的门扉。未完成的“台湾民族主义”，并不是个悲壮的愿景，正因为它破除强权的主张，以及迟到、后进的性格，而拥有避开沙文主义、倾听弱势者声音的优势。如果不善加利用这种优势，那我们的民族情感就只能在荧光幕前消极地呐喊，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社会被政治威权玩弄的情况。
注一：史明，〈从福佬、客家、原住民各族群的分类到融合〉，页1。
注二：史明，〈台湾独立运动〉，页8。
注三：史明，〈从福佬、客家、原住民各族群的分类到融合〉，页5。
注四：史明，〈台湾民族主义〉，页5-6。
（本文特别感谢蓝士博先生协助取得转载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