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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月多前开始的反送中，早已波及到澳大利亚本土。从七月底的昆士兰大学爆发中港学生肢体冲突，到阿德莱德和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八月中旬蔓延到城市中心和城市广场，在近期维州州立图书馆前近千名学生双方的推搡指骂中到达顶点。
8月18日打开微信上各大澳大利亚华人公众号和澳大利亚各微信大群，无一例外的将各个海外城市的集会扣上了港独的帽子，即使海报上只写着“Stand with Hong Kong”。并配发了各地华人社区护旗手反游行的图片视频，一些视频里大家持红旗喊口号，“只有暴徒，没有暴政”。
作为媒体理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这一系列的事情中有几个元素使我很感兴趣：城市，国际学生，媒体使用。我想问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出了国境线，沉浸在国际媒体环境中而拒绝多样化信源；惧怕独立思考，却又在思考之前行动，用身体战队？
近日还发生了所谓的饭圈式爱国。针对帝吧出征，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在2017年撰文认为，参与者成功将新媒体驯化为构建民族身份的中间，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新媒体改变，催生了“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
然而这个说法无法解释海外华人学生群体中的对峙。赛博空间媒介超越了自然媒介的时空局限，但无法解释肉身的碰撞。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需要有物质性的讨论参与其中。从前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的延伸。今天看来，人是地理媒介的延伸。在《地理媒介》一书中，墨尔本大学的麦考尔教授指出，媒介不只再现(represent)现实而是呈现(present)现实。如今可被观察到的碰撞在海外华人社群中一步步升级，从原事之战，到话语之战，再升级为城市之战。其中是符号的对峙，亦是实体的对峙。
城市是集中体现行为的地方。城市不只需要被书写，也需要反复回溯与诉说。城市也是符号的生产、消费和融合之地，是意识形态的具身化场所。城市本身也是媒介，也有传播功能。而现在这个城市的规则在慢慢被改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都被抗争改写了。城市本身受其特有的法律、政治、经济力量所影响。城市空间的生产受资本制约，而这个资本很大程度上也是留学生贡献的。留学是澳大利亚的第三产业。排在煤炭与旅游业之后。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字，留学生在17-18财年贡献了324亿澳元。
国际留学生已成为舆论角力场。
我们这些远距离的人消费了暴力的符号，忙不迭的依照个人喜好给这个符号召唤对应的躯体。参与者在城市中流动。符号却似乎没有跨越空间和躯体流动。之前一次端的会员通讯里所言，对于内地媒体使用者而言，防火墙，审查与舆论控制共同构成一片玻璃幕墙。有趣的是没有墙的时候，交流依然不畅。
在我看来，所谓的墙不只是一层，至少三层。另外两层还包括内部抵制和外媒压力。我们总说，民主被去中心化了，可同时，墙和集权思想也被去中心式的内化了。很多学生身在墨尔本，日常所消费的依然是大陆媒体，接触的是同温层。面对外媒，他们又不知如何消化。
大陆成为一个文化内容自给自足的所在，不再需要对外交换。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被混淆起来，成为爱豆。民族、国家、政府、政党、公众、暴力、革命… 这些概念从本体论上被故意混淆，纠缠在一起，就如同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将新疆再教育营的概念偷换为新疆成人再教育一样容易。在201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微信版文章中，对于“乱港分子”（值个名词的提出似乎有松口之意，不再乱扣港独帽子）提出的问题“大陆人为什么爱国爱党”作了解答。解答如下：“爱国还需要理由？因为有国才有家；因为祖国是我的骄傲，因为这是很多人用命守护的地方，因为盛世不易，以为我们知史、懂史、尊史。”文末提出，“按这些乱港分子的提问逻辑，越受教育，英语越流利，就越不爱国？”。
官媒喜断章取义，以掩天下悠悠之口。因为大陆媒介容易控制由于网络化造成的图形与背景分离，媒介不再是信息。而个体也是如此。近期事例比如8月15日在墨尔本大学举行的完美风暴：香港的政治危机讲座。
例子就是被疯传的伯恩斯教授集聚批判性与反讽的演讲，被很多学生（包括墨尔本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微博，也包括我从前的学生）掐头去尾的节选成一句话“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而po到脸书微博和微信上。他们自动忽略了剩余98%对港府的批判。也自动忽略了记者林慕莲讲述的这十周来香港的种种，也无视了前面王教授所讲的香港自1997年以来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形势一片大好。上行下效已经无法简单的解释这种通感现象。只有纳粹时期的一体化提供了可反思的范式。
“中国远征军们”有着集体行动指南，有几个明显的源于流行文化的视觉符号象征 icon，比如王耀，比如那兔，比如五星红旗。在网路上他们是阿中的粉丝。他们的速度是网路传输的速度，是光速。去中心化的公众参与相形见绌。不论线上或者线下的理性讨论需要的是思辨和时间。也许被网络时间驱动的行为真的太快，来不及批判性思维，来不及民主。从前赛博空间和数位媒体最引以为傲的是消灭空间和实体，其实只是重置了时空，重新分布了权力。
我在墨尔本四年，现执教一年，平日讲媒体理论，讲公共领域，讲沉默螺旋，讲公众参与。很长时间并不置身事内。有大陆的党员朋友从微信发来信息，“墨尔本港独势力甚为嚣张，望你安好。”我也只是沉默。不知从何说起。难道对她说，“不要被洗脑”。
当两方争论，彼此都要对方“不要被洗脑”时，就变成经典的“he said, she said”, 似乎在做无用功。就像原教旨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的争论，没有任何共同立场与叙事。他们只能争论具体应如何行动。而语言又不足以表达所有这些。
而且说什么都会被曲解，会被断章取义。我曾经以为只有缄默是最纯粹的在场和反叛。
我所在的硕士项目中八九成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四年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也因观点与当时接触的众人不同而被冷遇，也彷徨，恐惧过，也痛哭过。后来只能开导自己，如果一切感觉都会过去，痛苦也是过眼云烟，提前预支一下两年后的从容平静也好。经历过这些，现在亦并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自己角色转化，变成保护者与教育者，变成汉娜鄂兰所讲的，行动者。也只能带着学生不停追问一条基准线：国家的权力需不需要制衡？需要被谁制衡？暴力是否能够能消解行动的存在意义？到底何为暴力？何为暴政？何为暴徒？
我意识到自己在背负的是由中国官方教育欠缺所造成的学生的原罪。
但前路并非一片黯淡。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在硕一的学生（其中绝大部分刚来到墨尔本不到一个月）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课上，我设计了两道题目。第一题是大家分享自己政治参与的经历。很多学生都说，并不参与，怕说错话被警察请喝茶。有一些说曾经在微博发表过言论却被炸号，或发的图片在微信被悄无声息的屏蔽了。还有一些说转发过，或者点赞过人民日报关于香港问题的文章和帖子。
第二题是情景讨论。我将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的事件重现到当代社会，并请学生分组，以澳大利亚为基地，设计自己的新闻start-up。要学生考虑他们是否报导学生运动，从何角度，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应对媒体封锁，是否有必要培养公众媒体参与，以支持哈贝马斯理想化范式的公共领域。有趣的是，每一组学生都从学运的角度出发，站在政府对面，支持公民抗命。更加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做法，绝大多数学生给出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受众，从而最大化利益”。
希望这样的活动和对话会让他们在漫长的留学生活中能有所思。
作者系墨尔本大学传媒博士候选人，城市传播和公众参与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