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鬼！”
自从香港警方承认有派卧底乔装成示威者之后，示威前线经常传来这样的“捉鬼”提醒与行动。过去，示威者在这种氛围下也闹出过乌龙，比如怀疑是鬼的人士遭指骂或围殴，结果发现是“自己人”。然而如今卧底争议越来越强，以8月31日出现的情况为例，不论是疑似佩戴枪枝的黑衣人、铜锣湾出现的真卧底（持枪并抓捕示威者）、纵火中的疑似卧底等，固然信息都还未能确认，但已经强烈反映出了社运前线对卧底的恐惧、愤怒。当一切人不相信一切人的情况出现，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也会对普通市民与社会安全带来严重影响。同时，这种情形反映的是，近三个月的反修例运动以来，香港警察与部分民众之间的撕裂鸿沟愈来愈大，二者之间的互信基础已经被极大削弱，甚至可以说接近于零。
除了对警方的不信任之外，这些有关卧底行为的争议，也呈现了一种对“警察的伦理学”的关注。谈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仍然需要奠基於伦理问题的厘清，对于“从事某些特别行业”的人则需要更谨慎的“职业伦理”的绳准，例如1829年皮尔爵士提出的执法人员的九个原则（Sir Robert Peel's Principles of Law Enforcement），其实也是在探讨执法人员如何自守而得到社会公众的信赖。
笔者熟悉台湾警队的工作，而“卧底”相对于台湾其实又是另外一种视角。台湾并没有将卧底制度法制化，甚至在目前法制的判断中，卧底被法院认为是“违法手段”的可能性也不低。因为在既无法律制度背书，亦无法律上保障的情况下，卧底是警方相对不太可能会采行的一个手段。因此以台湾法制以及警察制度来看待香港卧底这件事，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貌，而我也必须自承并不了解香港的相关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