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来到日本读硕士，毕业后当了三年普通上班族，眼看日子仿佛可以如此顺理成章地推衍下去，李琴峰（Li Kotomi）却断然当起了摇笔为生的小说家。在她的小说中，主角通常身兼异乡人、女同志与受创者，而皆无可避免地趋归于某类“逃亡者”，逃离无法选择的家庭关系、无法改变的社会价值、无可控制的痛苦往事，最终落地彼岛，在异乡与陌生语言的土壤上，开生出微小但确实的花朵，努力面阳。
现实与虚构的距离
“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是痛苦与孤独，在同志相对受压抑的社会，文学较有机会被催生。”
较之日本读者，台湾读者若去读她在2017年获得“第60回群像新人文学奖”的小说《独舞》，反倒可能更感亲切，某些重要的族群记忆锚点如：九二一大地震、太阳花运动等，皆在小说中现身。令人好奇，小说家是否刻意在日语写作脉络中置入某些台湾元素，以传达某种隐微的乡愁？或是，作为时代背景之音，自然而然地如此安置？
李琴峰的答案似乎倾向后者，对她来说，与其说这些事件是某种政治寓言，不如说是某个世代共同的成长经历，并永久地留存于个人的生命内部，“我必须承认，主角赵纪惠本身的某些部份是我自身的投射，我们年纪相仿，成长经验也重叠，所以她的许多经历，是我本身的经历去变造的。九二一地震、太阳花运动甚至台大“百大维新”运动等事件，一旦放入小说中，便成为某种叙事要素。”
对小说主角赵纪惠（赵迎梅）来说，九二一震灾使她初次体会到生者与死者之间存在著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亦是死亡在她体内埋下未爆弹之始。至于太阳花运动，当时人在日本的李琴峰并未贴身参与，“我记得小说里提到太阳花运动的章节，是写到东京的同志游行。这场游行表面看来相当和谐，表面下却是各种身分与认同彼此碰撞摩擦，仅仅在表面和谐下，这些差异被模糊掉了。小说在这种情境下提到太阳花运动，应该是有意识地放入某些台湾元素，因为太阳花运动面向太广，本质上是抵抗服贸，但内部集结了各种社群，包括同志团体、反核团体与某些边缘团体。我想呼应的是这样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