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抗争已连绵数月，而至今仍“不撤不散”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人对警方武装镇暴，以及对黑社会袭击市民的处理感到不满，不仅以“黑警”称之，并坚持要求独立调查。而从北京政府到港府则力挺香港警察，港警在街头的强势执法也从未减缓，双方的对立似乎无从化解。
在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当中，曾有抗争者试图占领行政院，而在半夜至凌晨间遭到警方强制驱离。全副武装的镇暴警察在驱离过程中，以警棍殴打以及高压喷水车射击民众，造成多人受伤，流血画面随著媒体与在场者的镜头四处流传。事后检警以煽惑、妨害公务、侵入住居等罪名大量起诉抗争者，一般称为“行政院事件”。
而在太阳花退场后，针对“行政院事件”的后续处理，警察、社运团体、政党仍旧在许多场域持续角力，在五年后的今日仍未落幕。对于流血镇压后，该如何究责此一大哉问，虽然就目前而言，远远谈不上成功典范，但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从这五年来的台湾经验当中，仍有许多能提供香港在当前与未来参考之处。
台湾警察处理抗争的“战略模糊”
是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各种影响警方执法因素变化的偶然结果。
台湾在解除戒严时，为了压制当时风起云涌的街头运动，特别制定了“集会游行法”（集游法），虽然经过两度宣告部分条文违宪，至今仍是抗争者的紧箍咒。而翻开台湾警察关于“聚众活动处理”的教科书，面对民众抗争，除了集游法外，从社会秩序维护法、警察职权行使法到刑法，洋洋洒洒的“法网”，笼罩在街头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