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无法否定，香港的社会运动已经走上一条激进化的道路。自七月起，连续两星期不同的团体和市民发起游行，而游行过后又会发生中、小型的冲突。警方和示威者的斗争、前者的武力镇压，相继成为媒体争相报导的重点。美国《时代》周刊更选出香港示威者为最具影响力互联网人物，背后表明香港的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下称“反修例”）已经成为界定这个城市的焦点。在冲突之外，我们还可怎样看待这次社运激进化的制度根源，或甚理解警民冲突和“反送中”的去向？
抗争前、抗争后，港府的固执
港大的卜约翰（John Burns）教授就在7月14日于 Hong Kong Free Press 述文，批评特区政府的管治策略。该文提到两个重点。其一是，现时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为人民提供一个有效的政治渠道，同时群众又无法利用手上的选票去更替政府，特区政府往往无视民间社会的和平诉求。因此，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便是唯一给予特区政府压力的直接途径。政府越无视民间诉求，“反修例”只会继续发展，就像一辆没有制动系统的列车。卜约翰同时提到有关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信任问题。简单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倾向相信，特区政治只是听从中央政府的指令的代理人，忽视香港社会的担忧和需要。
“我们不是没有处理过争议性的事”。这种讲法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只要能够处理建制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例如商界），那么其他考虑都只是次要。
事实上，自林郑执政以后，不少事件都令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紧张。明显的事例有“一地两检”和“国歌法”。以特首在6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法就是，“我们不是没有处理过争议性的事”。这种讲法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只要能够处理建制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例如商界），那么其他考虑都只是次要。然而《逃犯条例》修订出台以后，民间甚至是律师团体也不下一次提出过异议，但林郑不下一次忽视这些意见。直至连一向支持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也表示不接受修订时，才向商界作出九点让步。这种做法不止一次地消耗了民间对政府的信任，令本来只是持怀疑态度的市民（至少不是持反对立场的人），清楚地目睹自己是如何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中，开始疑惑现行制度能够如何保障自己。
因此，即使政府多次用不同的方式表示《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暂缓”（suspension），甚至已经“寿终正寝”，民间社会仍然用各种方法表示，政府的回应未能符合他们的诉求。7月17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会见传媒时表示，香港社会“不要再纠缠词语和用词”。显然，至今特区政府仍未意识到，要重建社会对现行制度的信任和令局势降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使用香港人想要听到的词语，宣告《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搁置”，以表现特区政府仍然会听取和配合民意。这种做法当然有其限制，比如会削弱管治威信，但至少也可安抚到一些仍愿意相信政府的人，令未来施政至少不会因为完全缺乏认受性，而变得举步维艰。但特区政府并没有选择这一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