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40年（二）：革命之子，城市化与“两面人”

点击此处阅读本系列第一篇

假使一个伊朗人在1979年革命胜利那一年出生，那么到2019年，他会迎来自己的40岁生日。在这40年间，他经历过一次举国动员的对外战争（两伊战争）、两任最高领袖、七位总统以及至少三次经济全面崩盘；他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被革命推翻的巴列维国王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期（不到38年）。至于那些同样在1979年登上舞台中心的人物，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2006年被送上了绞刑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及撒切尔夫人也在最近十多年先后作古。只有“大撒旦”——美国这个头号敌人——依然在对伊朗实施制裁。

同样是由于“大撒旦”的存在，如此富有纪念意义的年头失去了本该属于它的庆典。

2019年2月11日，即40年前霍梅尼教长重返德黑兰的纪念日，只有不到2万名民众冒着雨夹雪，前往自由广场（Azadi Square）参加政府组织的游行。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学生、退休老人以及放假的公务员，照例高举着写有谴责美国、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色列政府口号的标语。往年常见的焚烧美国国旗以及击打特朗普画像纸牌的情景很少出现（尽管类似的情况在几个月后就回来了），这部分是由于人们仍在为另一桩危机感到心神不宁——1月30日，鲁哈尼总统在电视讲话中罕见地承认：“今天，国家正面临着过去40年来最大的压力和经济制裁。”受美国重启制裁和油价低迷的双重影响，伊朗里亚尔在2018年贬值超过70%，全国通货膨胀率高达35%，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30%处于失业状态。根据2019年初发布的民调结果，尽管有多达80%的受访民众认为困境应当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撕毁核协议，但也有60%的人指责现任政府治国无方、腐败猖獗。为打击越来越频繁的黑市外汇交易和囤积黄金活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去年8月批准成立特别法庭，绞死了两名黑市商人。

意识形态和宗教无法解释这一切：它们甚至也无法充分解释40年前那场革命的起源。在今天伊朗的8100万人口中，有超过2/3出生在革命胜利以后，“1979年意味着什么”对他们而言并不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革命本身，还是由它催生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都构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并且不可逆转。

作为全球范围内推进城市化最为激进的国家之一，在195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伊朗城市人口的比例由27%猛增到60%，并有望在2030年突破80%。单是今天德黑兰市区接近900万的常住居民数量，就与一个世纪以前礼萨汗（老巴列维）初掌权柄时的波斯王国相当。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与人口结构的高度年轻化相配合，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足以重塑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力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着手实施非正式的二胎化政策以前，伊朗一度在长达30年里保持了年均超过3%的人口增长。

通货膨胀、高失业率、贫富不均：40年前曾经引发革命的那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在2019年的伊朗依旧未能获得解决，而它们在一切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爆炸国家都不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革命并不比2010年之后发生在埃及、突尼斯以及叙利亚的一切更特殊。与波斯文明接近5000年的历史相比，伊斯兰共和国至今为止的40年历史也可以仅仅被当作插曲。但1979年提出的问题，依然在今天的波斯高原上回荡：如何使一种不可逆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服务于尽可能多的普通人？而它的答案，将决定伊朗的未来。

属于城市的革命

巴列维父子以伊朗的凯末尔自居，但他们无法复制出另一个土耳其。

1971年10月12日，波斯帝国建国2500年庆典在古城波斯波利斯的遗址上举行。多么奢华的盛况！丹麦、比利时、挪威等16个国家的君主，苏联、法国、西德等26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导人，以及美国副总统、英国王夫、西班牙王储等600位贵宾应邀出席，仅餐酒就用去2.5万瓶。巴黎梅森·杨森（Maison Jansen）室内装潢公司为来宾们修建了62座16世纪风格的帐篷式别墅，马克西姆餐厅（Maxim’s）的165位厨师、西点师和侍者带着全套餐具与食材从法国飞来负责烹饪、接待，250辆加长款“梅赛德斯”轿车在德黑兰机场迎来送往。贵宾们在波斯波利斯观看了为期6天的阅兵、演出和文物展，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把盅言欢，随后才心满意足地带着礼品回国。整个庆典耗资超过1亿美元，巴列维对此充满自豪：“我们提供给贵客的可不是干面包和萝卜头！”

51岁的国王在位已有整整30个年头，有足够的理由为他的治国业绩感到骄傲——经过长达18年的“白色（经济）革命”，伊朗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已经高达17%，人均GDP由60年代初的160美元飙升至2250美元（同期香港约为4500美元）。全国92%的农户拥有自己的土地，疾病死亡率低于2%，人均寿命比50年代末增加了10岁。覆盖3至14周岁儿童的免费教育和午餐制度已经普遍实行，妇女拥有受教育和自由择业的权利，高等院校在读人数接近20万人。按照政府的设想，到80年代中期，伊朗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将与西欧国家齐平；到20世纪最后10年，除能源产业以外的重化工业、制造业以及城市化的水平也将与美国基本相当。

构成这种经济奇迹基础的，是波斯王国始于19世纪的早熟城市化进程。如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方学教授妮基·基蒂（Nikki Keddie）在其著作《革命的根源：现代伊朗解析史》（Roots of Revolution: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Modern Iran）中指出的那样，自公元7世纪萨珊王朝灭亡以来，干旱的气候因素和游牧民族的频繁入侵消解了在伊朗建立中央集权政体的可能性。在恺加王朝统治下，波斯王国的存在实际上表现为一系列分裂的中心城市与什叶派教士影响下的边疆地带的松散集合；并且由于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兴起，日益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但外力的侵入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伊朗不必再依赖其干旱土地上的凋敝农业来供养城市人口，而可以借助出卖矿产财富、经济作物的种植权乃至交通开发权来换取进口粮食，进而供养更多的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口离开了乡村，涌入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这种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变得显著。即使没有巴列维父子日后实施的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在伊朗的快速衰败也将成为必然趋势。

巴列维父子以伊朗的凯末尔自居，但波斯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多个不同民族混居的历史，都决定了他们无法复制出另一个土耳其。伊朗依旧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但1908年之后石油经济的勃兴，特别是50年代初能源产业国有化的实现，毕竟带来了近乎取之不竭的巨额财富，足以使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变得更加迅捷。它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顶层是少数权贵以及发育缓慢的城市中产阶级，操着流利的英语，以欧美人的价值观看待世界；底端则是数以百万计、并且仍在快速膨胀中的“新城市人”，经由教士的引导和巴扎人的扶助形成一个整体。国王用成为中产阶级的预期来笼络他的国民，并将广泛的福利政策当作从教士手中争夺人心的工具。

但激增的伊朗人均收入并不能反映其他一些事实，比如居高不下的通胀率、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腐败横行。雄心勃勃但缺乏规划的工业建设计划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只能以向欧洲和日本企业出让油田勘探和开采权作为弥补。中产阶级的数量的确出现了增长，但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更靠近权力中心的那部分人。仅仅63位王室成员就在瑞士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同时还通过为外国石油公司充当掮客继续敛财；因物价飞涨和电力、住房短缺陷于困顿的底层民众则每每无人接济。国王离群索居地安坐在深宫中，通过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的6万名特工肆意迫害潜在的政治对手——从信仰共产主义的地下游击队到霍梅尼教长的追随者。在统治集团上层与城市贫民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巴列维仍在计划耗费10亿美元为自己预修陵墓，良性政治互动的渠道已经断绝。

最终，1973年禁运危机引发的原油价格暴涨，成为了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实施统一行动，导致油价在一夜之间暴涨四倍。财政收入的激增和一系列基建项目的上马造成了经济过热，青壮年人口带着增加收入的期待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城市，却落入了通货膨胀、住房短缺、交通拥堵的陷阱。无须太多劳动力、并且更乐于雇佣外籍劳工的石油工业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数量的新增工作岗位。

到了1977年，当国王突然决定挤破通胀泡沫、并采取强硬手段管控把持在巴扎商人和中产阶级手中的私营工商业时，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一个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从极度乐观骤然跌入谷底，这造成的杀伤力，要远远大过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任何预期——类似的情况随后也发生在21世纪初“大马士革之春”破产之后的叙利亚——国王站在了整个城市的对立面，他的统治在短短一年多以后就结束了。

“千禧一代”在当下

所有“两面人”都清楚另一件事：他们所享受的“正常”生活是有条件的，更是有风险的。

“没有新滑板，也没有新鞋和合金支架”，活跃在社交软件 Instagram 上的伊朗滑板教练贾汗（Jahan）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去年5月美国重启制裁之后，通过土耳其购买加拿大和美国滑板装备的渠道就被切断了。没人想要伊朗里亚尔：它的票面价值至少得划掉两个零，才能反映真实的购买力。好在我原本也没有多少存款”。

27岁的贾汗在德黑兰一家的健身房担任教练，月收入800万里亚尔。按照2019年7月下旬的官方汇率，这笔钱相当于190美元，但没人能从银行兑换到相应数额的外汇现钞：在黑市上，800万里亚尔至多能换到60美元，还得是运气好的时候。作为伊朗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即出生于1982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之一，贾汗认为造成麻烦的罪魁祸首是特朗普——“在我的中学时代，留长发、有纹身、穿着嘻哈风格宽松牛仔裤的街头青年还会时不时被带去警察局扣上一晚。但2015年核协议达成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府在市中心的公园里辟出了几片空地，供喜爱滑跑和跑酷的年轻人聚会。在那里，我结识了十几个志趣相近的小伙子，组建了自己的滑板社，还举办过小型比赛”。但现在，特朗普把他的窗户重新关上了。

不公开提倡，但也不严厉打击：今天的伊朗政府对待欧美文化以及“非伊斯兰”娱乐方式的态度，足以令像贾汗这样的年轻人感到心满意足。毕竟，他们的父辈还能回忆起革命胜利之初种种疾言厉色的禁令：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在一次演讲中把流行音乐与鸦片类比，认为“演奏音乐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在那之后，乐器、电影、“堕落”的现代艺术以及化粧品都从普通伊朗人的生活中消失了；妇女们被迫包裹起君主制时代无须强制披挂的头巾，伊斯兰教法变成了度量言行正当性的唯一尺度。不过这一切甚至没能延续到20世纪结束——随着两伊战争的告终和霍梅尼去世，令行禁止的全民动员状态开始变得松弛。始于19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允许人们相对自由地追逐财富；娱乐作为一种可以创造市场效益的产业，得到了心照不宣的接纳，官方意识形态的威慑力则渐渐收缩为一种表面化的形式。如同《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中东事务记者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言，文化不是一种民族基因，它将随社会发展而发生改变。

“在今天的伊朗大都市，几乎每个人都是‘两面人’”，伊斯法罕商人佩吉曼（Pejman）告诉我，“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接近欧美国家和东亚，同时半心半意地遵从着残存的官方戒律”。在迪拜、阿布扎比和莫斯科机场，当载有伊朗旅客的航班抵达时，妇女们齐刷刷地摘下头巾、露出闪闪发亮的耳环和精致的粧容，已经变成了一道特殊景观。“和中国一样，伊朗的中产阶级关心手机和汽车，贷款在城市里买房，不少人曾到周边国家旅行购物”，佩吉曼向我介绍。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万万不敢超前消费：根据教法，欠债不还者依然会被逮捕入狱。

按照伊朗官方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1世纪初，全国有超过1/3的人口可以被划入中产阶级之列。他们中包含医生、律师、大中学教师以及能源专家，月收入普遍超过700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完全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最初是通过走私进来的DVD，接着是卫星电视和互联网”，贾汗告诉我，“我在Youtube上学习肯尼思·安德森（美国滑板手）的技术，我妹妹则会关心和卡戴珊姐妹有关的消息”。甚至连最困扰年轻人的公共场合的性别隔离也被互联网绕过了：20多年前，青年男女们需要在夜色掩护下偷偷溜出门，在公园一角战战兢兢地靠在一起。如今，手机上的即时通讯软件已经能够帮助他们躲开父母，享受隐秘的自由。

但所有“两面人”也都清楚另一件事：他们所享受的“正常”生活是有条件的，更是有风险的。

孕育出伊朗城市中产阶级的土壤，从来都不是制度经济学泰斗奥尔森（Mancur Olson）在《权力与繁荣》中所说的那种“最优状态”：既有可靠而边界清晰的个人权利，又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一点完全不曾因为革命而发生改变。只有在数量足够多的尝试者付出个人代价之后，政府才会补偿性地承认他们已经被赋予了某种权利；更多时候，规则被故意设置的模糊不清，以赋予经手者足够大的寻租空间，下游的每一个个体则永远处在易受损害的不稳定状态。反之，政府决策造成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毫无博弈空间。

在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下，脆弱的城市中产阶级依然是最频繁被牺牲的。经历过两伊战争期间全国性的物资短缺和财政破产，他们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在经济自由化改革中恢复了部分活力，随后又掉进了更大的通胀漩涡。过去15年间，处在制裁压力下的德黑兰当局平均每年增发30%的货币来填补预算亏空，这一数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倍，造成的冲击大部分由城市中产阶级默默吸收。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卫队把持的双轨经济的存在，政府控制的“正规”经济每年只能新创造不到10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长期超过22%的城市年轻人选择了一种“佛系”应对之道：不婚不育。截止到2018年，伊朗35岁以下男性的未婚率已经接近50%。

国际环境对他们同样不甚友好。尽管2019年春天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0%的伊朗人认为他们和欧美国家“分享相同的价值观和经济诉求”，但特朗普显然早已将他们打入另册。2015年核协议（JCPOA）达成之时，成年上万的伊朗青年涌上街头欢呼庆祝；但当美国重启经济制裁的消息在2018年夏天传来时，缺乏对冲准备的政府再度逃之夭夭，听凭民众独自承担后果。超过50%的城市中产阶级被里亚尔崩盘的冲击所波及，大批从事与进口商品有关行业的私营中小企业宣告破产，那些刚刚攒够钱、准备买下第一辆轿车的中年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存款变成一堆废纸。相比之下，贾汗的情形似乎还好一些：“我还能指望以后。”

1月30日，鲁哈尼在讲话中称赞了人民为应对经济滑坡做出的“抵抗、努力和牺牲”。他同时还表示，鉴于灾难完全是由“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压力”所造成，“尽忠职守的政府和伊斯兰体系”不应受到任何责难。

风继续吹

对今天的伊朗年轻人而言，国家领导层中“开明”与“保守”的区分，若不能惠及民生，都不具备真实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在“抵抗、努力和牺牲”的日子里，革命的幽灵也从未自伊朗上空远离。

作为1979年革命的参与者之一，城市中产阶级并未能从伊斯兰共和国获得相应的回报。准战时状态从革命胜利之日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几乎令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中产阶级在事实上被消灭。直到1997年，伊朗的人均GDP才勉强回升至1470美元的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一数字还不及“白色革命”末期的1/4。

被视为“开明派”的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及其继任者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在1990年代执掌国家经济大权之后，以最大限度地恢复石油产能、并允许城市私人商业活动重新繁荣为中心，带来了世纪之交伊朗经济的复苏。以私营企业主为中心的新一代中产阶级，亦开始崭露头角。

然而这波鼓吹市场至上和专家中心主义的自由化改革措施，依旧无法解决与城市化进程伴生的贫富差距和就业问题。第一代革命元老中，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等具有浓厚左翼思想的人士曾经提议以针对农村的专门福利政策控制涌向大城市的人浪，但被拉夫桑贾尼所拒绝。后者在其任内削减了多达数十亿美元的福利补贴开支，同时对除能源、重工业以外的大批国企实施私有化，争议颇大。

以油气开采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路线，在增加了账面收入的同时，依旧无法化解从70年代延续至今的高通胀、住房紧张和高失业率状况。中产阶级的确在一个时期内积累起了若干财富，但他们的积蓄每天都在贬值。

更何况，即使是赞成市场经济道路的“开明派”，也在利用双轨制造成的权力寻租空间聚敛私财。2005年拉夫桑贾尼再度代表改革集团出战总统大选，却以悬殊差距不敌具有民粹色彩的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除去缘自保守派集团的狙击外，也与青年学生和城市贫困阶层对其家族成员的不满直接相关——拉夫桑贾尼的长子曾任德黑兰地铁公司CEO达13年之久，次子在与法国道达尔公司的能源生意中获利颇丰，三子则是坐拥首都200亩紧俏地块的房产开发商。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状况，似乎又回到了革命爆发前夜的状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12月底，以发端于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Mashhad）的大规模抗议示威为起点，愤怒的质问声再度自伊朗民间响起。此次示威最初仅系针对政府糟糕的经济表现而起，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代表保守派利益的教士集团对温和派鲁哈尼的政治威慑。在马什哈德街头出现的第一批示威者，几乎都是坐困于高物价、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的赤贫阶层。然而，攻击的目标随即开始扩大。除去马什哈德以外，在德黑兰以及卡什马尔、亚兹德等城市也出现了从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的抗议游行，有人高喊“我们不要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革命摇篮”德黑兰大学的数百名学生高呼着反对伊斯兰神权政体的口号，点火焚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宣传海报。在中部地区的示威活动中，第一次出现了巴列维国王的画像，并有人高呼：“哈梅内伊，无耻之徒，滚出伊朗！”尽管示威活动最终在政府的弹压下得到平息，但引发不满的根源依旧不曾消弭。

霍梅尼教长曾经以他开创的“第三条道路”具备兼容诸种文明的开放性以及对伊斯兰世界的吸引力而自豪；但40年过后，伊斯兰共和国模式在曾经困扰巴列维父子的城市化进程的冲击面前同样表现得无能为力。

日益自闭于“什叶派新月”之梦和单纯的强力弹压手段之中的年长教士群体，正在丧失与中下层民众曾经具有过的那种鲜活的社会纽带，沦为新的孤岛。

对今天的伊朗年轻人而言，国家领导层中“开明”与“保守”的区分，若不能惠及民生，都不具备真实意义。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居住在城市，早已习惯了使用互联网、Telegram 和 Instagram，也渴望拥有和他们的欧美同龄人相仿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而当40年前那场神圣而庄严的革命发生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没有出生。

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曾经告诉我：“和一度归入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诸国不同，波斯或者说伊朗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民族背景，也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身为独特文明的自豪感。”什叶派教义内生的主动性，以及伊朗人对自身领土和人口核心区的满足感，都决定了它的未来不会是另一个叙利亚。但和1979年的起点相比，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些。

点击此处阅读本系列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