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大陆近期关于“行宪”与“制宪”之争的后续。张千帆教授在论战之外，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行宪”或“改良”的基本立场。相关文章可参见《说说“宪法”和“党员”那些事》《请认真对待宪法，别让自己一无所有》；相反意见请参见张雪忠《宪法是什么？——兼与张千帆教授商榷》《再论国民制宪》。
1905-1907年间，梁启超代表改良派和汪精卫为首的革命派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辩论。前者主张不改国体（君主立宪）、只改政体（从专制到民主），后者则坚持非改国体不可。虽然鸣金收兵时各自都宣称自己获胜，但革命派显然占了上风。这其中或有梁启超本人的失误，譬如他引用卢梭的激进民主理论为保皇辩护，但即便没有这类常识性错误，改良派也输定了。
何以言之？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斩首，康梁等“混入体制内”的激进改良派流亡海外，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原有的保守改良派则集体噤声。这场辩论还没开始，改良派已输在出发点上——“老佛爷”慈禧都把你们的同伙斩首示众了，你们还要为皇权体制辩护？不幸的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梁启超恐怕是对的。如果当时实行君主立宪，中国或有可能避免之后百年出现的许多重大挫折。
历史不会重演，历史却不断重演。八九之后，中国的改革派也处于几乎一样的困境之中。事实上，今天的改革困境远比戊戌之后深重；那个时候朝中还有务实改良派，但今天体制内已几乎绝迹，至少外界看不到。今日中国无论是主张革命还是改良的人，其实都早已被体制边缘化。改良派话语更温和，或许更为体制所容忍、相对革命派来说“混得更好”——这可能也是双方龃龉不断的一个原因。但在备受打压和排斥的大环境下，二者心里都憋着气，批评和回应都不好听，吵架在所难免。当然，这也是打压二者的“老大哥”最喜闻乐见的。中国人本来即如孙文所说“一盘散沙”，经过数十年极权统治更是陷于人人自危的原子化状态，近年来好不容易开始重建公民社会，但是在空间和资源不断受到挤压的大环境下，资源竞争、自我膨胀、相互嫉妒等人为造成的分裂，又使之处于无所不在的群体对抗状态。革命和改良挥戈相向，折射出二者共同的无力和无奈。
在备受打压和排斥的大环境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心里都憋着气，批评和回应都不好听，吵架在所难免。当然，这也是打压二者的“老大哥”最喜闻乐见的。
绝望才会制造革命
其实，只有在专制国家，“革命 vs 改良”才会成为一个话题。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改良早已制度化；只要民主机器不停运转，改良每天都在进行中，社会冲突及时化解，所以不会发生革命。专制国家的改良进行不下去，陷入绝望的社会才会不断制造革命者。一个专制、尤其是极权国家必然具有强烈的无政府倾向。这不只是因为脱胎于专制体制之中，无政府主义是极权的理论基础和起源形态，而且极权的本性注定了它会扼杀一切改良通道，让这个国家除了彻底推倒重来之外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