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和甘阳相比，另一个曾经的“自由保守主义者”姚中秋可谓抵抗到最后。同样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引介人，甘阳在九十年代就转向，而姚中秋则参与了“自由保守主义方案”相当一部分理论建构。
从保守自由到儒家宪政
在转向儒家之前，他的大部分学术活动都和哈耶克有关：他翻译过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和艾伯斯坦所著的《哈耶克传》，零五年发起成立“华人哈耶克学会”，每年组织一次年会，并出版过专著《立宪的技艺》，书中随处可见伯克和哈耶克的痕迹。
在有“儒家宪政主义”之前，他一直自称是“普通法宪政主义者”。他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自由主义的保守化》，把（曾经的）姚中秋作为自由保守主义者的代表之一，相信不会有人有异议。
从哈耶克走向儒家，在逻辑上来说是十分自然的。虽然自称“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与洛克—杰斐逊一脉的“自然权利”派不太一样。他认为，“权利”和“自由”并非来源于上帝的创造或者理性的原则，而是来自伦理、习俗、惯例、传统，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由判例所构成的“普通法”。这些都不是出于某种外在目的而创建，而是在社会演化的过程中自然地、缓慢地形成的，故而并非“专断的”，它们构成了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一个意涵丰富的概念，可以用来批判极权主义，也可以用来反对计划经济。不过一旦接受这个理路，想要抛开中国的传统来谈“权利”和“自由”就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没有“普通法”传统，中国在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之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也是一个疑问，但既然自由无法外来，那就只能在自身的历史中寻找。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钱先生在书中说，至少在元朝以前，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专制”，汉、唐、宋的皇权，都受到相权或士权的制衡，君命的颁布和传达，往往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有时下面的机构甚至有驳回的权力。
从这里出发，姚中秋发现，在思想上扭转国人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负面印象是可能的。
尽管传统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礼法”，对于皇权的约束也是显而易见：儒家作为一套君民共享的意识形态，可以给统治者提供合法性根据，前提是政制必须符合儒家的一些基本要求；国家的治理需要一套高效的官僚系统，而官僚的选拔，大部分时候是依照儒家的标准；入仕的儒生在庙堂上，对君主的各种政策、举措、言行进行监督和规谏；许多君主在成长过程中也是按照儒家对“明君”的设想来培养的。
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可能存在某种最小意义上的“宪政”，即董仲舒所说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在后者那里，姚中秋发现了一种把皇权“装进笼子里”的良苦用心，他把它命名为“天道宪政主义”。
从董仲舒开始，儒生们放弃了回归封建制的幻想，努力地去调和现实和儒家的理想，如此才保住了中国人的“自由”。新文化运动以来被污蔑为“吃人”的“礼教”，才是中国人的自由的根本保障：“礼教”限制权力的滥用，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供规矩和尺度，只要不违背“礼教”，一切都是允许的；“礼教”代表着天理，天理是永恒的，普适的，遵守“礼教”，也就是顺天而行；最重要的是，“礼教”的解释权并不在君主手上，而是由儒生共同体掌握，就好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掌握着美国宪法的最高解释权一样。
在自由保守主义者那里，最重要的一种自由是经济自由，似乎有历史事实“证明”，儒家也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
在汉武帝时期，有过一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的儒家，和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法家，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问题进行辩论。贤良文学力主废除盐铁官营等与民争利的国策，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自由放任”主张。
宋代儒学复兴，理学昌盛，商业、金融、城市化、国家财政都得到极大的发展。青年学者吴钩，通过整理史籍和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勾勒出一副“宋代资本主义”的图景：世界第一张纸币产生在宋朝；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宋钱，是风靡东南亚的硬通货；宋朝的大城市，有类似于有价证券交易中心的“交引铺”；宋朝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20%，南宋时达到22.4%；宋朝的非农业税比例接近85%。
即使这些不能直接证明儒学有助于经济发展，至少可以看得出，儒学并不必然重农轻商。而明清儒商的大量出现，更加说明了儒家和经济自由的理念是完全相容的。
姚中秋的转向：自由宪政越来越少，“国家”越来越多
姚中秋在2011年写的《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可以说是对自己转型的一个总结性思考。
在文章里，他说，二十多年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一直满足于把自由主义的常识教导给中国人，但在哲学纬度和历史纬度上的理论深化工作方面，成效甚微。中国自由主义者缺乏理论自觉，缺乏设定议题的能力。
自由主义想要获得突破，必须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本土化”。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所谓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否意味着去论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由”和“宪政”，这个我十分怀疑。
近几年，随着“大陆新儒家”声势日渐浩大，随着姚中秋跻身所谓“当世五大儒”，他提到哈耶克和“自由”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提到“宪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事实上，如今的姚中秋陷入大陆新儒家内部的各种论争，比如“宗教”与“文教”之争，康党（康有为）与钱党（钱穆）之争，候门一入深似海，他对“西方”的认同感也越来越低。
他提出要在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断定未来中国的人文学术争论，都要借助儒家的语言，当代中国的各种思潮，都会慢慢变成儒家内部的分支，他还认为中华文明，而非西方文明，才具有普世价值。2012年底以来，由于中国最高领导人表露出对儒家明显的偏爱，姚中秋对本朝政治的褒奖，也愈益露骨，现在看他的微博，满屏都是“国家”的身影。
有追随姚中秋脚步的青年学人，还幻想着以自由保守主义来诠释儒家，以儒家来“驯服君主”，实际上，从“普通法宪政主义”，到“儒家宪政主义”到“华夏治理秩序”，这个过程姚中秋也就用了不到十年而已。他和甘阳，同样的起点，同样的终点，至于两人的“初心”是什么，又有谁知道呢？
想用一种非政治化的自由主义来同化准极权体制，最后一定是自由主义被体制收编；想用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来同化儒家，最后一定是自由主义被儒家收编。
如果我们不牵强附会的话，中国不曾有过任何“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文化，所谓的“中国自由保守主义”，根本就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时代精神错乱”。想要“保守”自由的人，突然发现眼前的“自由”只是一个幻影，又不愿放弃自己“保守”的姿势，只能就地拣起一点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继续“保守”。
对“自由保守主义”的澄清：不反对“消极自由”，而反对“对自由的消极态度”
“自由”在中国是脆弱的，“自由”只有在行动中，以及在与行动相匹配的理论中，才能得到保存。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是一种激进主义。
在后毛泽东时代，自由保守主义者为中国人度身定制了一套不需要理想主义的激情，只需任由自己的利益和欲望驱使，就能逐渐走入美丽新世界的新型乌托邦叙事。这样的幻觉差不多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在许多人那里，还要一直持续下去。它给改革者以动力，给中产阶级以希望，给年轻人以优越感。
平心而论，突然出现一个力挽狂澜的政治家，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中国带向自由民主，在“逻辑上”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到时自由保守主义要是出来邀功，说都是因为自己早就做好了铺垫，那性质大概和某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被推翻以后，说都是本党十几年来搞革命的结果差不多，可能还要更糟糕一点。
由于“自由保守主义”是一个广阔的脉络，在这里，我需要做几点澄清。
首先，在这篇文章里，尽管我提到了以赛亚·伯林，也把他作为一些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精神源头之一，但我并不认为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毫无道理，也没有认定“积极自由”必然先于“消极自由”，如任剑涛在《论积极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定位分析》中说，消极自由也需要“积极公民”来捍卫：“实现免于干预或支配的自由目标，一定是要能够成功拒斥干预者、支配者的干预与支配行动才能实现目的。”毋宁说，我反对的正是一种对自由的“消极态度”。
我们可以在康德意义上进行一种关于“可普适化”的思想实验：
假设每一个人都只沉浸在自己的私人领域，完全不关注任何公共事务，也不关注他人的“消极自由”是否受到侵犯，而这时存在着一个随时可能侵犯任何个人的强权，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在自己的“消极自由”受到侵犯时才会起来反抗，而由于势单力薄，连捍卫自身“消极自由”的反抗都会逐渐绝迹。
每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祈祷强权不要侵犯到自己，或者，当侵犯到自己的时候，不要赶尽杀绝。“消极自由”当然重要，但仅仅在书斋里写文章、发微博论证“消极自由”为什么优先于“积极自由”，并不能让所有人的“消极自由”得到什么保障。
其次，尽管我在前面提到一部分的市场受到国家的操纵，我也并不反对市场。
相反，我认为，壮大那一部分不受体制侵蚀的市场，无疑也是扩展“自由”空间的必要途径。左翼自由主义对“经济独立”之重要性的认可不下于右翼自由主义，如果体制成为一个人获得生存资源和发展前景的唯一来源，那这个人在多大程度能够保持对体制的“独立性”，值得怀疑。
市场竞争会造成结果的不平等，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在现在畸形的市场机制下，造成不平等的主要是与国家相结合的那部分市场，而不是想与体制撇清关系的那部分市场。后一部分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培养独立的抗争力量，使得更多具有反抗意识的个体获得生存空间，在当下的中国，意义重大。
最后，尽管我对“自由保守主义”持否定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保守主义”对中国毫无贡献。事实上，许多人最开始接受的自由主义“启蒙”，就是来自于自由保守主义者。
自由保守主义作为一种代价较小、与现代性冲突也比较少的学说，即使在一种非政治的意义上，也是有帮助的：它使得“契约精神”和“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顺应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为社会各种纠纷的解决确立了一个基准；它使得一种“个人主义”得到广泛承认，个人的选择逐渐受到尊重，集体、公权力、传统权威不再能随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个人身上，也不能强迫个人为它们作出牺牲。
一个人可以不自称自由主义者而同时接受上述理念的。用秦晖的话来说，这些构成了一种准公共意义上的“共同底线”，尽管它们不足以开出一种自由政治，但依然是自由主义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加以发展和捍卫。
我提到甘阳和姚中秋，目的不是在这里唱衰保守主义。相反，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整全的保守主义比自由保守主义有更强的解释力，更加融贯，也与这个政权的意图更加吻合。它就算要错，也是全盘皆错，还能拉着这个政权给它垫背。只要中国共产党还能继续掌权，“通三统”也好，王道政治也好，儒家宪政也好，就不会错。这也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整全的保守主义，太依赖于现实的成败，也就是我们今年经常听到的“赌国运”。
政治哲学当然有需要赌国运的时候，考验的就是对“大势”的判断力，只是历史上甚少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成败决定了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死，这对于以“永恒”为思考对象的哲学来说，实在是一种讽刺。何况在这同一个赌博里，有那么多人也在另一头下了重注。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天”究竟不负的是谁，现在还言之过早。